莫伸：四十年后的“窗口”

四十年前，我写了一篇反映铁路客运服务工作的短篇小说《窗口》，在社会上取得了较大反响，后来它被改编成电视剧。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介绍，说《窗口》是改革开放后拍摄的第一部电视剧。

没有想到的是，事过四十年，铁路客运服务在不经意间又为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

8月21日下午，我从西安北客站乘坐D2695次列车前往宝鸡。由于上午有事，我是午饭后才匆匆赶回家中收拾行装，之后匆匆坐地铁赶往北客站。再下来，急急地买票，急急地进站也急急地上车。由于双手提了东西，所以急忙之中，顺手把身份证和车票塞进裤袋里。

高铁风驰电掣，不过一小时就飞到宝鸡。我一边提着行李下车，一边本能地伸手去裤袋里取车票。这一取，才发现车票和身份证不见了！

顿时一惊。

想了想，很可能丢失在座位上了。因为我清楚地记得：车票是塞在身份证的塑夹里的，而我又是拿着车票，认真核对了7号车厢并走进车厢后，才把它们塞进裤袋的，于是返身上车，用最快的速度回到座位上寻找，却空荡荡地不见一物。我不死心，弯下身在座位靠窗的一侧继续找，仍然没有。高铁停站时间短，不能久留，我只好急急下车。下车后再一次浑身掏摸，希望自己记忆有误。

依然无果。

想了想，车票、身份证和几百块钱是放在同一个裤袋里的，如今钱一分不少，只有身份证和车票不见了，显然不是被窃。

巧的是，7号车厢门口正站着一位年轻的列车工作人员，看佩戴的标志，是安全员。于是我三言两语地告诉他，我的座位是7车17A，很可能我的身份证和车票丢在座位上了，请能帮我去找一下。

他二话不说，折身就向车厢里跑去。俄顷又跑回来，说没有找到。

几乎同时，列车启动了。

我呆愣半晌，只好硬着头皮往出站口走。

由于没有车票，我无法出站。只能等其他旅客走得差不多了，才将情况告诉检票口侧边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或许是我的陈述比较诚恳和有序，他没有怀疑，首先礼貌地让我出了站，同时告诉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可以向那里请求帮助。

走出车站，我并没有立即打电话，而是不停地反省：这怎么可能？身份证和车票明明一个小时前还在我手里攥着的呀！会不会是自己记错了？会不会误把身份证和车票放在提包里了？由于提包里塞满了各种资料杂物，不方便就地掏出来查找，我只有耐住性子，直到乘车回到母亲家中，才迫不及待地把提包里的物品一件件地掏出来，掏了个底朝天！

却仍然没有！

结论毋庸置疑：确实是丢失了。再想想，我自上车落座后，一直在阅读一部书稿，其间不仅没有去打开水，也没有上过厕所，甚至连站起来舒展一下身子都没有，所以不可能丢失在别处，于是按照工作人员提供的电话拨打过去。这一打，才知道打到了北京，是全国铁路服务热线。电话接通后，我将情况简要地讲给对方。但我讲不清楚的是：我乘坐的这趟列车究竟是2695次还是2659次，只记得是15点55分开车。

对方态度耐心，声音悦耳。她问我乘坐的列车是高铁还是动车？是什么时候上的车？车是开往哪里的？我说应当是高铁，开向兰州。她立即帮我查询，很快告诉我，高铁没有这趟车。继续查询，又很快告诉我，应当是D2695次动车，15点55分从西安开出。

再下来，她嘱我记牢车次，又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这是兰州铁路服务热线，请我与之直接联系。

我抓紧时间，给兰州铁路服务热线打去电话，将情况复述了一遍，同时特意强调：我专门看了座位靠窗户一侧，没有。但极有可能是掉到目力不逮的缝隙中去了，希望她能够通知列车工作人员认认真真地在座位边侧查找一下。

她回答：好的。请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之后挂机。

所有这一切，没有超过十分钟。如果要找出字眼来形容这个过程，那就是：简单、迅速。

但也正因为太简单太迅速了，使得我内心忐忑：事情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我的心情始终不好。丢失车票不要紧，要紧的是身份证。如今一个手机，一个身份证，是出门的必备之物。其他不说，找不回身份证，我连买返程的车票都困难。

正在郁闷，手机响了。没想到竟是D2695次列车长打来的。他告诉我，身份证和车票找到了，请放心。

我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这到底是真实还是梦境？

正在困惑，电话又来了，这一回是兰州西站一位女服务员打来的。她首先请我报出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之后明确地告诉我，明天一大早，由兰州开往西安的2680次列车会把我的身份证和车票捎到宝鸡南站，届时我可以去宝鸡南站领取。如果不能够到站台直接领取，也可以到宝鸡南站的服务中心去领取。

一件在我心里几乎不抱任何希望的事情，就这样解决了。解决得确实简单，确实迅速！

第二天我就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和车票。

事情圆满地解决了，但我的思绪却并没有就此停止。

四十年前我写《窗口》时，尽管也有生活原型，但总体是艺术虚构。之所以写《窗口》，是因为十年文革中，铁路运输遭到极大破坏，铁路服务毫无质量可言。一个我亲身经历的事实是：我曾给一位朋友通过货运寄去了几件家具。寄到后拆包，所有带“腿”的家具无一幸免，全都折断了“腿”。不仅如此，你还没有任何地方能够去申诉，只能自认倒霉——认真说起来，《窗口》这篇小说在很大意义上，是寄托着我内心中对美好和温暖的一份期盼。在当时的社会风气和物质条件下，事实上这种期盼相当奢侈，也正因为如此，小说发表后才引起了社会上强烈的反响。

所幸在于，其后的岁月中，中国在高速地发展，铁路同样在高速发展，其间尽管时常泛起对铁路客运服务不同的认识和议论，但我始终认为：社会其实一直在进步，铁路同样一直在进步，并且是在大踏步地进步。这不仅于硬件，而且于软件。不仅于物质，而且于精神。

如今，身份证和车票失而复得的过程，为我的感觉提供了佐证。

向这几位素不相识的铁路工作人员致敬！你们并不在同一个单位和同一个岗位，但是从宝鸡，到北京，到兰州；从安全员、检票员到列车员和热线服务员；如果说曲折，仅这一层一层的承递关系就足够复杂和曲折，但你们仿佛事先约好了一般，用一次次不经意间的接力服务，诠释和记录了今天这个时代的风采，也向我展示出一扇四十年后全新的“窗口”！

谢谢你们！谢谢！

2019年8月25日

作者简介：

莫伸，陕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西部电影集团编剧兼导演，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尘缘》，长篇报告文学《一号文件》，编导电影《古路坝灯火》，电视连续剧《郭秀明》等，其作品先后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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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强科 何健

编辑：陶飞

责任编辑：赵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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