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先结婚后出家，是藏地史诗也是现实

2019-10-15 08:5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深焦DeepFocus 深焦DeepFocus

平遥国际电影展

Pingyao Crouching Tiger Hidden Dragon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10-19/OCT/2019

深焦特別報道

拉姆与嘎贝

导演: 松太加

编剧: 松太加

主演: 索郎尼马 / 德姬 / 赛却加

类型: 剧情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 藏语

片长: 110分钟

深焦x松太加

《拉姆与嘎贝》是藏族导演松太加的第四部长片作品。此前，该片入围了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收获了不错的评价，此次又将在平遥进行国内首映。

总体来看，《拉姆与嘎贝》与前作《阿拉姜色》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不仅前作中的小演员在本作中再次出演，从而使得两部作品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关联，两部作品从情节上似也有诸多连接和呼应——本作中即将结婚的男女主人公，似乎就是前作中那对踏上朝圣之旅的夫妻的前身。如果说《阿拉姜色》只是聚焦于一对藏族夫妻之间的情感纠葛，那么《拉姆与嘎贝》则更加复杂：其中不仅涉及三组男女之间交织的复杂情感困境，更融合了神话、制度等诸多层面的问题，从文本容量上看，可以说是一下向前迈进了好几步。

除了情感困境之外，松太加也呈现了一些令人会心的社会现象，传统与现代间的矛盾在其中显露无疑。影片最基本的冲突就是架构在这样一种张力之上：男主人公想和之前从未谋面的形婚妻子离婚，但这位妻子却不知何时遁入了空门。在另一个场景中，一架宽大的藏床始终无法进入到新盖起来的单元房中，男主人公由是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放弃这张精美的传统藏床，要么把它锯成两半抬进卧室，尽管我们都知道这既不吉利也无道理。

《拉姆与嘎贝》也是一次有趣的技术尝试。在访谈中，导演松太加提及自己“一场一镜”的拍摄方法，这种方式不仅为演员带来了诸多挑战，也为摄影和剪辑增加了难度。对松太加来说，影片的拍摄是一次偏执的冒险，正如他的主人公们也都在心底留存着一线执念。

深焦：为什么拍这个片子？缘起是什么？

松太加：《拉姆与嘎贝》的剧本创作其实在《阿拉姜色》之前，也入围过第十四届HAF创投，后来也找到了一些投资，但因为拍摄的季节要求，等待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阿拉姜色》，所以就先拍了那部。

／阿拉姜色，2018／

至于缘起，有一次在老家，我无意间听到这么一个故事，在民间演出《格萨尔之地狱救妻》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冰雹，演出不得不中止，恰好下冰雹的时段正好是“阿达拉姆从地狱超度”的时候，所以他们觉得老天爷在阻止超度，觉得这事特别不吉利，因而就调侃扮演阿达拉姆的那个女演员，并给她起了个绰号叫“阿达拉姆”。这个故事是我从朋友口中听到的，一直忘不掉。后来我就加入了另外一个“有关当代藏族人结婚”的这么一个事儿，用到这个里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对人的情感刻画也会更立体些，所以，有了目前的这样一个故事。

深焦：拍摄周期有多久？

松太加：前面拍了二十七八天，后面有一些问题补拍了几天，总共加起来三十几天。

／拉姆与嘎贝，2019／

深焦：《阿拉姜色》是嘉绒方言，《拉姆与嘎贝》呢？

松太加：这一部是安多方言，所以也是一部关于家乡的故事。在藏区不同的方言区别很大，读音上的感觉跟四川话和广东话一样。当时拍《阿拉姜色》的剧组就找了一个懂嘉绒方言的老师坐在监视器旁边，帮我把关方言。

深焦：《拉姆与嘎贝》在情节上似乎也是发生在《阿拉姜色》之前的，貌似有一些连续性？

松太加：对的，确实有一些连续性。而且我的家乡确实有这样的故事，现实里面就是存在的，比如四五年前结过婚，但后来就因为种种原因出家了，这种事情也没有对与错，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因为也不太懂得法律层面的后果，所以就出现了看似有些荒诞意味的真实的事，这些对创作者来说是挺有意思的。

／拉姆与嘎贝，2019／

深焦：这部与《阿拉姜色》不同的是，它似乎不是单纯在讲一个情感故事，而是触及了现代化的问题？

松太加：很多人对藏地故事的读解大都总是带着现代与传统的视角来切入，我本人认为探讨这些现代或传统的东西也没有多大意思，可能有些人会对这些东西非常敏感，但我曾经在十几年前画画的时候就有过这方面的思考，现在对这种视角的思考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我觉得事实上这也不是藏地面临的问题，其实某种层面上讲，全世界也都面临这种问题。真正珍贵的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每个人都在某种层面上表现出个体的觉醒，而且当你争取自我的时候，会面临很多情感层面、法律层面、道德层面、信仰等层面的困惑。这种故事在西藏这片土地上，就会变成另外一种解读，或着是另外一种思考，这一点恰恰是吸引我的地方。

／拉姆与嘎贝，2019／

深焦：这里插一句，《阿拉姜色》的编剧还有扎西达娃？

松太加：《阿拉姜色》的剧本第一稿是扎西达娃老师写的，但我看完之后，跟投资人说剧本必须得改。扎西达娃也是我特别尊敬的老师，他写的是汉语小说，那个年代正是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兴起之时，而这股浪潮是在拉萨点燃的。当时的很多年轻人都是在拉萨呆一段时间，扎西达娃也是那一拨人里面具有代表性的作者。

／阿拉姜色，2018／

关于《阿拉姜色》的改编，我记得我专程飞了一趟拉萨，那一天晚上我跟扎西达娃老师喝了点酒，也聊了很多，他把改编的权利完全信任地交给我，后来我就闭关写了28天，其实改编起来并不简单，因为文法不一样。改完之后发现电影和原著基本是完全不一样了，原著由两条线索讲述，一个是藏地老人去拉萨朝圣，另外一条线索是一位内地的女游客来到藏地，跟本地的一位年轻小伙子发生的爱情故事，改完后的剧本里只保留了朝圣的老人和那头驴，我把这个剧本给扎西达娃老师看过，他也认可目前这个剧本。

深焦：为什么想到要在故事里加入格萨尔王传？

松太加：应该说整个故事的缘起就是这个格萨尔王传。有一次我在老家的一个茶屋里没事儿干，对面聊天的一个人无意之间提到了一个名字“阿达拉姆”，这个称呼在藏区语境中是坏女人的象征，她是格萨尔王的一位妃子，因为作孽太多堕入地狱，格萨尔王得知后去到地狱为她超度，整个故事就是格萨尔王从十八层地狱一层一层进行超度，就像是但丁的《神曲》一样。这个故事是众多格萨尔故事中的一部——“地狱救妻”。这也就是我前面说的这部影片的缘起了。

／拉姆与嘎贝，2019／

深焦：格萨尔王传是一个男性视角的故事？

松太加：也会讲女性的故事。格萨尔王传是一个很长很复杂的民族史诗，现在还在不断搜集整理出版，比荷马史诗还要长，里面的人物都是没有重复的。关于格萨尔王传有很多谜，现在也解不开，比如有些民间艺人连字都不认识，但做了一个梦，第二天就开始说唱，然后被记录下来。我曾经跟一个这样的艺人交流过，他有一个黑黝黝的沾满污垢的枕头，晚上只要躺在那里就开始做梦了，第二天来了客人他就可以开始讲。西藏、青海的大学专门有格萨尔研究所，专门搜集整理和研究这样的故事，现在已经有一百多本了。这些故事里面讲的就是佛教的价值观，村里都会在闲暇之余演这种戏。

深焦：这部电影的场面调度和摄影很特别，比起《阿拉姜色》更加复杂，您是如何构思的？

松太加：这部电影的摄影指导王猛是我们从《太阳总在左边》和《河》就开始一起合作的。我在北影上学期间，他在那里的学摄影，我们都认识，慢慢就成了好朋友，主要是聊得来。他摄影的第一部片子就是《太阳总在左边》，我们也是一起成长。这回我们选择了一个比较冒险的方法，一场一镜，好像是跟自己较真儿一样，而且镜内会有一些调度变化，这样的确会有些难，给表演和剪辑造成很大挑战，尤其是剪辑，剪辑师马修就问我，你只有这个素材吗？只有一个机位吗？我说对，他就抓狂了，他反复跟我说，没有人这样干，你胆子太大了。所以现在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挺偏执的选择。

／太阳总在左边，2011／

深焦：偏执的选择？

松太加：对。我现在觉得，剧本是你自己写的，影像的感觉也是你自己想要的，但如果完全都是自己的，没有别人在创意层面给你刺激，就少了很多可能性。我现在也明白了，拍电影不能这么偏执和冒险。我也时常观摩学习一些经典的影片，我觉得电影是感性和理性相互均衡的过程。

深焦：提到经典电影，您比较受哪些导演和电影的影响？

松太加：每个年代都不一样，比如李沧东、锡兰，十几年前我就喜欢，特别喜欢，现在是很多人都喜欢了，变成一个流行的东西了，就不好玩儿了（笑）。《风柜来的人》也是一个启蒙，让我意识到电影可以表达自己。我小时候在藏区的小县城里，看到的电影完全是和生活脱开的，要不就是革命战争题材，要不就是香港黑帮片，那个时候每个周六日就泡在乌烟瘴气的录像厅里，地上都是烟头、瓜子皮。一到半夜小孩子就都赶出去了，里面就开始放色情片。最搞笑的是我们班里面有一次传言，说晚上会放这个，等了半天最后发现是讲生理卫生的录像带，怎么怀孕怎么保胎（笑）。

／风柜来的人，1983／

那个时候以为这个就是电影，后来到了电影学院看了《风柜来的人》就惊呆了，因为这个片子特别像我老家的那帮哥们儿——年轻人被困在一个地方，不满现状，又没有能力离开，每天都在晃荡，半夜一两点才回到家里睡觉。这对我触动很大，发现电影和自己的生活没有距离，原来电影还可以这样来表达，从主题到故事的呈现方式，都非常吸引我。那时候，真的是突然一下子像是“开窍了”。

／风柜来的人，1983／

深焦：您学过美术，入行之后是做摄影，怎样转入了导演？

松太加：其实开始也没想过要干导演，觉得特别累，但后来写了一个本子，也找到了投资，拍了之后没想到口碑很好，还得了很多奖。后来就没有导演再找我做摄影了，说你赶紧去干导演吧，我都不好意思找你了，这样，就不得不继续干导演了（笑）。

深焦：更早以前您以前也写过小说。

松太加：对，年轻时候用藏语写的，也有点意识流色彩。当时藏区没有多少刊物，投了好几次稿之后，有一次跟编辑吃饭，他就很认真地跟我说，你的脑袋是不是被撞了，这句话对我打击挺大的，就不写了。当时写了很多天马行空的小说，比如大概在20年前，讲的是一个牧羊人早上起来发现羊生了一只红色的羊羔，整个村子都特别忌讳，说这是妖怪，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整个羊群都变成了红的……类似这样的故事。编辑就说，羊怎么可能是红的？

深焦：小说、美术、摄影、导演，这些您都做过，您觉得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这些经历怎样影响您的创作？

松太加：简单来说，摄影是一个单一视角，关注这个视角就差不多了，导演则需要全方位地进行考虑。关于绘画和电影，电影是一个时间问题，绘画是没有时间感的，只有空间感。可能是习惯吧，现在每次写剧本的时候都想象空间、光线、人物状态、虚实，过滤特别快，这个可能是绘画给我的。其实现在我已经不敢写小说了，剧本讲究的是空间感和氛围，和小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以前写小说的感觉现在已经没有了。

导演松太加

深焦：您之前在牧区工作过。

松太加：对，当小学老师。当时我的编制被一个官员的儿子抢走了，后来就把我分到牧区去了，在那里呆了四五年，真的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连供电都断断续续的。刚开始其实是可以调走的，但因为对学生很有感情，所以等他们毕业了才走。在那里当老师要教汉语、藏语和美术，写小说也是在当老师的那个时候。

深焦：您的父亲也是一位小学老师。

松太加：对，他也给我教过课，所以我的童年也是有点灾难的感觉，每次犯错误之后首先要收拾我，站在台子上好像简直不是我自己的父亲，但回到家里又要扮演成父亲，对我来讲挺复杂的。

导演松太加

深焦：这部电影的演员如何选择？

松太加：也是我的习惯吧，没写的时候就和演员聊天见面，如果气质对了，就按演员的气质写下去。现在藏族的专业演员很少，选择的余地也不是很多，所以配角就会找一些素人，比如民政局里面的人就是我的同学，他是个老师。指导他们的办法就是按照他们的气质，不需要塑造很多东西，演他们自己就可以了。拉姆的母亲是演过话剧的，但也没有学过表演，现在已经退休了。话剧的表演有点夸张，很难改过来。另外，我们在各个学校找了很多可爱的小孩，但开会讨论都觉得不对，所以还是把阿拉姜色里面的小孩儿拉过来演，因为这个角色没有太多台词，必须靠眼神，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他更合适。

／阿拉姜色，2018／

深焦：您在老家成立了“穹庆影视基地”，这个基地目前运作状况如何？今年似乎没有举办原创剧本大赛。

松太加：其实每年都是定在9月23日，但今年没有了，因为实在是忙不过来了。小伙子们也是在每个剧组里忙，明年争取把这个剧本大赛办下去。

深焦：这些剧本落地情况如何，拍摄资金如何搞定？

松太加：目前两届情况是剧本藏语汉语的都有，现在拍出来了一个，但还没有完成。资金方面只能说大家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最搞笑的可能是夏天挖虫草，冬天拍片子（笑）。穹庆影视现在有18个人，18个人都是我手把手带的，在藏区拍片子，他们就是那个地方的人，适应高原的气候，不会拍着拍着身体就受不住了，对这片土地有感情，所以工作起来很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