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偶式育儿③︱巧合亦或必然？话语陷阱频发的原因

在中国传统性别刻板印象与现代“教育拼妈”的背景下，我们应充分认识到丧偶式育儿讨论所引发的公众关心母亲生活处境的积极社会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应高度警惕其背后的话语陷阱——伴随着话语的传播与变迁，丧偶式育儿也从原本的颇具女性主义色彩的讨论，逐步被演绎成强调母职重责、固化传统性别角色的糖衣炮弹，一些性别偏见与刻板印象被伪装在一个看似中立、客观却强势的表述背后。

像是在为女性发声、批判父职参与不足的基本议题之下，育儿责任的密集化与家庭化被进一步确认，由此而来的育儿困境也被归咎为女性性别特质的缺陷与个体能力的不足。

消费话语与专家话语的卷入更是为渴望摆脱原有育儿重荷的女性建构了全新的压力，女性不得不负担起引导男性参与育儿的任务，并形成了“反对丧偶式育儿”又成为女性个体的全新责任的吊诡逻辑。

从媒介传播流行话语的社会效应来看，话语陷阱本身的迷惑性、隐蔽性与煽动性极易引发公众就这些议题展开讨论、辩论，并最终扩大其社会影响，使其成为吸引大众关注的舆论热点。有关丧偶式育儿的相关讨论正是沿着这一路径逐步发酵、扩展与变迁。

然而从大众话语产生的社会与文化机制来看，该话语由批判母职压力、父职缺席转向建构母职困境与性别焦虑的异化过程还有着更深的社会与文化根源：

首先，育儿社会支持的严重不足是建构丧偶式育儿讨论中母职困境与性别焦虑的社会背景。“子不教，父之过”，在中国，育儿无疑是一件牵动全社会关注的私人问题。面对由中国教育的市场化所引发的儿童教育焦虑，以及由生育政策变迁所带来的生育意愿的释放，育儿问题已成为导致父母经济负担、削弱女性社会参与程度的重要原因。但在中国儿童抚育责任的私人化路径下，当育儿问题仅仅被局限在家庭的私领域之中，家庭财富与抚养人的体力与精力就会被一再挤压，越来越多青年难堪育儿责任，女性更是在“家庭-工作”的双重剥削下面临更沉重的压力，此时，由社会来共同分担儿童抚育责任刻不容缓。

事实上，即便仅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无论是考虑儿童未来对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还是女性作为儿童照料人本身的劳动力价值，社会都应承担起儿童抚育的集体责任。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公共抚育资源及配套政策法规的不足，公共教育资源的竞争优势一再被削弱，早期托育服务资源严重不足，提升家庭育儿能力的产假制度尤其是男性陪产假期迟迟未能落地，育儿成本却节节攀升，这都直接加深了丧偶式育儿中的育儿之困。

其次，有关性别秩序的刻板印象与传统观念是建构丧偶式育儿讨论中母职困境与性别焦虑的文化动因。近年来，中国的性别文化与家庭文化已逐渐朝向公平、平等、相互尊重发展。但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两性分工及教育母职化的影响之下，抚育儿童责任依然被限制在家庭内部，并被限制在女性的职责之上。

这是因为，不同于中国传统双系抚育文化中母亲负责生理抚育、父亲负责社会抚育的两性分工，现代社会中的母亲正全面接管儿童的抚育工作，身心健康与教育问题已同时成为她们的责任。在“教育拼妈”的要求下，母亲开始成为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经纪人”，以帮助他们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优秀的社会人。

值得警惕的是，女性在承担育儿责任的同时，还要背负儿童成长中的不确定性，并需独自面对由育儿困境所引发的家庭问题。在此过程中，儿童抚育难题也被引向对女性的性别特质与个人能力的追责。这也是近来有关“诈尸式育儿”讨论兴起的原因，孩子一旦出现成长或教育问题，原本沉默的爸爸们纷纷跳出，指责女性未尽母亲之责，原本沉默的路人也尽数现身，批评熊家长、尤其是妈妈的失职与过失。在这种充满偏见的性别文化之下，丧偶式育儿的育儿之困开始演变为女性的性别之困。

尤其要注意的是，近年来，有关婚姻与生育的流行话语与热门议题层出不穷，其中不少涉及女性性别角色与社会身份的讨论被发掘出背后的话语陷阱。像是“辣妈”话语中母职与女权看似完美的融合背后，是男权文化与消费文化对女性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压迫；或者是“剩女”形象建构中所充斥的男性意志对未婚女性的污名化建构；又如“高龄初产妇”从医学话语向大众话语的扩张背后，是医学权力与性别权力对晚婚晚育女性身心健康与日常生活的问题化扭曲。

在消费文化与科学知识的包装之下，大众话语中对新女性与新母亲形象的塑造极易让公众产生“进步的错觉”，一些倡导“女性应积极斗争”、“争取自由选择权力”的讨论让公众感受到女性或母亲的自主性已经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只要你足够优秀和努力，你就能够做到内外兼修，对家庭事物和工作游刃有余，而在这些对全能妈妈、超人妈妈、完美母亲的推崇之中，一个被生育、育儿、家庭关系困扰的女性无疑是个人意义上的失败者：“你为什么要选择和这样的男人结婚？”“没有钱你为什么要生孩子？”“孩子摊上你这种妈妈也是可怜！”舆论不断地在给本就压力重重的母亲继续施压，但在忽略了社会公正及社会支持的背景下，这种主张无疑是将女性推向更沉重的压力——女性所面临的群体性困境被一次次简化为其个人的选择与宿命。

然而，在事关婚育问题的相关主题中，时下一些流行话语的蓬勃发展与频频异化并非巧合。

首先，在中国人口结构失衡、生育率持续走低的今天，女性在婚姻、生产、抚育中的困境与压力才可能成为一个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真实的社会问题”，并需加以引导、重塑与操控。在此背景下，现代国家迫切需要满足的是人口发展的总体需求而非女性自我实现的个体需要，这也是造成一些女性的发展诉求未能走向实现女性整体性别权益提升的宏观因素之一。

其次，在中国现代化转型背景下，新旧性别文化的同时存在极易引发更加复杂的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一方面，传统性别观念虽屡遭批判却依旧强势，并以更加隐秘的方式持续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现代性别文化常常裹挟着消费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观念同时出现，它们在推动女性主体性建构、自主性发展的同时也给女性带来了全新的压力。

因此，面对关乎性别议题的流行话语，学者们在肯定它们为唤醒女性性别意识、呼吁两性平等所做出的贡献的同时，也要警惕相关讨论背后的话语陷阱；而如何同时从宏观社会结构与女性个体经验出发，推动生育、抚育文化与相关制度的协同发展，为遭遇生育、抚育困境的现代家庭提供更全面地社会支持，应成为全社会在面临人口发展瓶颈期的发展方向。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普通公众的我们应擦亮眼睛，在被一些话题触动、震撼的同时，我们也要有选择地去辨别与践行，切勿盲目饮下鸠酒——毕竟日常做个丧偶式育儿的妈妈已经很累了，不要让我们再成为消费主义案上的肥肉，或者训育“不给力”老公的责任人。

（作者郭戈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文章首发于《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原标题为《丧偶式育儿话语中的母职困境与性别焦虑》，经作者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