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奖新得主凯林：对科学家的奖励应基于思想和工作的质量

威廉·乔治·凯林。  ICphoto 图

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揭晓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时，正是美国东部时间10月7日凌晨4时50分许，61岁的威廉·乔治·凯林（William George Kaelin）在睡意朦胧中接到了电话，随后成为新晋诺奖得主。近日，凯林接受了包括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内的媒体的采访，他提到自己的诺奖成果时表示：人们正在研发能直接或间接抑制HIF的药物来作为抗癌药，特别对于肾癌等癌症（HIF在这些癌症中能促进肿瘤生长）。

凯林称，“HIF（缺氧诱导因子）稳定剂已经成为很有前景的贫血治疗新方法，实际上，第一种此类药物已于2018年在中国获得批准。我希望这些药物最终也可用于预防或治疗因氧气输送受损而导致的心脏病和中风等疾病。”

凯林1957年生于纽约，美国癌症学家、哈佛医学院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教授。他在1979年获杜克大学化学学士学位，1982获得该校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实习，后转至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1992年凯林拥有自己的实验室，1998年成为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与凯林一同斩获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还有来自牛津大学和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的彼得•约翰•拉特克利夫（Peter John Ratcliffe）和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格雷格•伦纳德•塞门扎（Gregg Leonard Semenza）。为表彰他们革命性的发现让人们理解了细胞在分子水平上感知氧气的基本原理，三人将均分9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647万元）奖金。

而早在2010年，凯林和其他两位新晋诺奖得主就获得有“小诺奖”之称的加拿大盖尔德纳国际奖。2016年，他们又因揭示细胞氧感知机制获得素有“诺奖风向标”之称的拉斯克奖基础医学研究奖。

出乎意料的是，尽管凯林的研究目前已能造福于人，然而，当他回忆起自己的科研生涯初期时，却用“灾难“来形容。“我接到了一个无法完成的、无趣的且微不足道的项目。”在该实验室的实习即将结束时，当时的指导教授给了凯林一个很差的成绩，说他的未来“在实验室之外”。

直到进入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的博士后期间，凯林认为他“才有机会在世界一流的导师戴维·利文斯顿博士（Dr. David Livingston）的实验室中研究世界一流的问题，即所谓的RB基因。”

凯林在获得诺奖后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也格外提到利文斯顿。他认为戴维教他如何做一名科学家，改变了他的生活，至今仍是“良师益友”。而另一个在发布会上被他视作重要人物的则是他因脑瘤已故的妻子、此前同在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的Carolyn Mary Kaelin，“她是我最好的朋友、英雄，我所做的任何事中最好的搭档。”

至于对中国的年轻人，凯林的建议是：第一条是，找到一个拥有出色导师的优秀实验室，无论该实验室在什么地方，并尽力与最聪明的人共事。第二条是要记住，你唯一的责任就是尝试了解真相。

凯林表示，一个好的科学家必须保持客观。并且要记住，许多重要的发现实际上是始于意料之外的结果。实际上，如果你得到的每一个结果都是你所预期的，那意味着你对假说的检验可能还不够大胆，或是还缺乏想象力。而对于任何国家来说，要进行创新研究，就必须具有一种文化，即真理为王。

澎湃新闻获悉，凯林还将于月底前往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参加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以下为采访实录：

问：您有医生的医疗经验，这种经验与您获得诺贝尔奖的发现之间有什么关系？

凯林：当我还是一个年轻人时，我接受了广泛的临床培训，并认为我将成为一名内科医生或肿瘤科医生。在这一培训过程中，我了解到了一种名为von Hippel-Lindau（VHL）的罕见遗传性癌症疾病的临床特征。特别的是，我知道在这种疾病中观察到的肿瘤会产生某些求救信号（distress signals），这些信号通常是由低氧所引发的。这向我表明，研究相关的VHL基因可能会告诉我们细胞通常如何感知和响应氧的变化。

问：您如何看待HIF在医学中的未来发展和应用？

凯林：HIF稳定剂（stabilizers）已经成为很有前景的贫血治疗新方法。实际上，第一种此类药物已于2018年在中国获得批准。我希望这些药物最终也可用于预防或治疗因氧气输送受损而导致的心脏病和中风等疾病。另一方面，人们正在研发能直接或间接抑制HIF的药物来作为抗癌药，特别对于肾癌等癌症（HIF在这些癌症中能促进肿瘤生长）。

问：您的研究更多是关于基础科学的。是什么让您坚持基础研究的一线工作？

凯林：基础科学产生知识，而工程学利用这些知识来做实用的事情。没有基础科学，就没有应用科学。当一系列的基础研究成熟到让你突然明白，以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是可能的时候，科学最重要的新实际应用就出现了。重要的是要记住，与工程学相反，科学的时间线（timelines）和可交付成果很少是可预测的。你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们对新知识投入得越多，新应用的进展就会越快（即使我们无法总是预测这些新应用会是什么，什么时候会发生）。最后一点是，尽管我在尝试基础机制的研究，但通常是基于与遗传性癌症相关的基因和临床观察。因此，我始终希望我们的工作最终能够带来新的治疗方法。

问：您的研究生涯中是否有任何特别的机会、选择或导师深刻影响了您的生活？

凯林：我上大学时的第一次实验室经历是一场灾难。我接到了一个无法完成的、无趣的且微不足道的项目。在该实验室的实习即将结束时，我正确地指出，这个项目实际上是基于上一位研究该项目的人所犯的错误或观察到的人为假象。指导我的教授给了我一个很差的成绩，还说我的未来“在实验室之外”。这也是我积极从事临床培训而非科学培训的原因之一。直到后来，我才有机会在世界一流的导师戴维•利文斯顿博士（Dr. David Livingston）的实验室中研究世界一流的问题，即所谓的RB基因。戴维教我如何做一名科学家，改变了我的生活。

问：您对中国的年轻研究人员有何建议？ 您对改善一个国家的自主创新有何建议？

凯林：我的第一条建议是，找到一个拥有出色导师的优秀实验室，无论该实验室在什么地方，并尽力与最聪明的人共事。我的第二条建议是，要记住，你唯一的责任就是尝试了解真相。偶尔会有学生向我道歉，说他们得到了“坏”的实验结果。我总是指出，如果一个实验结果是真实的，那它就不是一个坏的实验结果。换句话说，有些实验之所以是“坏”的，是因为这些实验的设计很差劲，但实验结果仅仅是实验结果而已。此外，当学生说实验结果“坏”时，他们通常是指相关结果不符合他们的期待或愿望。一个好的科学家必须保持客观。并且要记住，许多重要的发现实际上是始于意料之外的结果。实际上，如果你得到的每一个结果都是你所预期的，那意味着你对假说的检验可能还不够大胆，或是还缺乏想象力。对于任何国家来说，要进行创新研究，就必须具有一种文化，即真理为王，能够接受和鼓励挑战现有的教条，即使该教条来自上级。拥有最佳科学技术的国家还建立了绩效指标体系，在这些绩效指标体系中，科学家的奖励取决于其思想和工作质量，而不是其他。最后，必须具有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文化，否则将扼杀私营企业对创新的投资以及学生在世界上最好的实验室工作的能力。

问：您认为一个人在职业生涯中取得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

凯林：很久以前我就发现，我对自己喜爱的事物更擅长，而且也热爱自己所擅长的事物。每天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不是仅仅为了谋生而做，是一件幸事。因此，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你所热衷的，同时也适合你才能的工作。接下来的是寻找出色的榜样/导师，并让你周围的人在智力上挑战你。当我被比我更聪明和知识更渊博的人所包围时，我成长得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