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 | 水村的两头婚：传统与现代在一个浙北村庄走向和解

家庭是人类历史上最为经久不衰的社会组织，与之紧密相连的婚姻和生育都是最基本的社会制度，因此，婚育制度的变化无疑是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中国有着深厚的家族主义传统，传统的家族是父系继承制的、从夫居的、父权的，个体在儒家礼制和祖先崇拜的规约下，以光宗耀祖、传宗接代为己任，在家族的繁荣昌盛和有序传承中实现个人价值。然而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从女性地位的提升、家庭结构的变化到社会价值的变迁，旧式的婚育制度受到了了全方位的挑战。然而传统的根系仍在地表之下蔓延，在现代光芒的照耀下重又生长出新的枝叶，水村的“两头婚”就是一个鲜明的样本。

水村（学名）是位于浙江北部、杭州西郊的一个行政村，有760户3300多人口，距离阿里巴巴总部仅五公里，历来民生富庶，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发达惠泽一方，而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征地拆迁更使得村民获得了大量的现金收入。在优越的经济条件和延续至今的熟人社会下，村民们自发地开始为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众多家庭无男性后嗣传承血脉的集体困境寻求出路，到了2000年左右出现了男女双方不言婚嫁、生育两个子女各自继承一方姓氏的两头婚育模式，目前已成为该地区的主流婚姻形式。在当今社会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以及二胎政策未能有效提振生育率的背景下，水村的故事显得尤为意味深长。

“两头婚”实际上并不是水村的独创，费孝通80年前写作出版的《江村经济》中就提到了一个类似的案例，在今天的苏南浙北、江汉平原等这样的结合也都不少见，尽管可能远未成为主流。不同地区的两头婚有着不同的特点，例如在传统观念相对淡薄的现代城市中，相对于乡村对继承香火的迫切需要，两头婚或许更多地意味着男女平等的趋势。在水村，两头婚同样意味着性别关系的某种变化，然而却是一种不“彻底”的进步——女性地位有所上升但男性家长仍然是一家之主。有趣的是，“城市先进，农村落后”的观念在水村人心目中是不存在的，他们认为城里人斤斤计较、冷漠自私，反倒是以乡村中的人情味儿和自己的农村身份感到由衷自豪。而在两头婚和农村身份认同的背后，又有凭借民间信仰为代表的传统资源所维持的社会网络在起着作用。

以上是不久前刚刚从复旦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毕业的赵春兰于2017年到2019年期间在水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的事实。在她看来，“水村模式”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给出了农村衰败之外的另一种叙事，两头婚育模式则连接了传统伦理和现代价值，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当下婚育中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张力。澎湃新闻请她介绍了这项研究的来龙去脉，希望借由位于城乡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全球化与地方性之间的水村独特而复杂的样貌，展现不断变化发展中的中国社会的一个生动切面。以下为赵春兰的口述。

一、何为水村的“两头婚”

我生活的村子和水村同属于一个街镇，中间隔了几个村子，可以说，我既是“外来者”又是“本地人”。在没来复旦读博之前，我一直生活在汉族的、江浙的环境当中，由于没有文化差异感，平时经常听说两头婚，觉得很平常。开始攻读社会学博士之后，有了很多和不同民族、地域甚至不同国家的同学讨论多样的社会文化议题的机会，当我说到两头婚的时候，大家觉得这种婚姻形式很奇特，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水村发生的事情和外面是不一样的。更有意义的是，在范丽珠老师、陈纳老师的提点下，我逐渐意识到，两头婚现象与现代中国社会的人口大议题，有着紧密联系。在两位老师看来，两头婚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要生育两个孩子，这种制度下的生育率就接近了2.1的替代生育率，这在当前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背景下是有现实意义的。从文化层面上看，两头姓又兼顾了男女双方家庭对于光宗耀祖、传宗接代的实际需求，无形中化解了代际之间的可能冲突。以上的理论提升，成为我们最初关注两头婚的重要切入点。“两头婚”成了我博士论文中的一个章节，整个论文则对村庄的价值观、组织制度、习俗文化进行了考察，探讨其内在秩序是如何维持安定的，而婚姻制度是当地乡风民俗中的一部分。

水村的地理环境好，相对于山区，水乡的劳动强度较低，因此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严格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催生了很多独生子女家庭，其中就包括很多没有男性子嗣继承香火的“独女户”，这是“两头婚”产生的背景。“两头婚”，也称为“并家婚”、“两头走”，在水村一般的做法是：两性结配，男方不言娶，女方不说嫁，各自户口不变更；男女双方家中各自装修新房，婚后在双方家庭轮流居住；婚后生两个孩子，分别随父母姓；有义务赡养双方父母，也有权力继承双方财产；孩子称双方长辈均为“爷爷、奶奶”，没有“外公、外婆”的称谓……现实生活中，本着双方平等的原则，从婚姻的缔结到日常生活的安排都根据夫妻双方及其家庭的协商来决定，没有一定之规。

事实上，水村的这种婚育模式并不独特，费孝通先生早年在写江村时用的词是“两头挂花幡”，而到了九十年代张乐天老师在浙北陈家场做调查时，当地一个类似的案例被村民称为“夜夫妻”。但他们提到的时候还是一些特例，而两头婚现在在水村是非常普遍的形式。百分之七八十这个比例是我估算的，如果要统计的话其实可以找妇女主任查到具体的数据，但有一个问题是，两头婚的判定是带有主观性的，即我说我是两头婚，我就是两头婚，统计数据也不一定很准确。所以我估算了这个数据以后，就在水村的各个群里面问村民，他们觉得有没有这个比例，大家都说肯定有，甚至可能更高。

阿斌和小琪的婚育安排在当地很有代表性。阿斌是水村人，姓“俞”，家里经营者一家规模不大的渔具厂。小琪姓“金”，是邻村人，母亲是水乡最大的民营企业诺贝尔陶瓷厂的老会计，经济条件在地方上也算优越。水村所在的镇街由镇南山区片、中心集镇片、镇北水乡片构成，不同片区文化有所不同。阿斌和小琪的家庭都在水乡文化圈内，两人自由恋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两头婚”、“两头姓”成了双方家庭顺其自然的选择。2010年举行婚礼时，男方不送彩礼，女方不置办嫁妆，婚礼上，点蜡烛、拜堂在阿斌家举行，而散糖、散红包等传统上专属于新郎家的仪式则在小琪家进行；2012年和2014年，阿斌和小琪的两个女儿相继出生，按照婚前的协定，大女儿随男方姓“俞”，小女儿随女方姓“金”；孩子出生三天后，按照习俗要办“三朝祭祖”，大女儿祭的是俞家的祖宗，小女儿则在金家举行祭祀仪式；将来，两个孩子将各自继承两个家庭的财产。

二、男女有别还是男女平等？

“两头婚”并不意味着男孩偏好的消失,在生两个女孩、或者两个男孩的家庭，“一家姓一个”，不会发生什么矛盾，但如果是一男一女，情况就不一样了。小琪怀二胎时，也有人问阿斌父母:“看你家儿媳妇的肚子，第二胎很可能是儿子诶，如果是孙子的话，你们肯(让他随女方姓)的啊?”阿斌父母表现得非常开明:“不管男女，第一个姓俞，第二个姓金，结婚前就说好的，我们不反悔的。哪怕第二个是男孩，也还是要跟着女方姓的。假如不肯，就要闹出（家庭）矛盾的。”阿斌家长的这种表态体现出对“两头姓”继替香火的接纳：“到我大孙女结婚的时候，就算她也像她爸妈一样‘两头结婚’，也是要生两个，其中一个必须姓我们俞家的。这样，我们姓‘俞’的，就始终还是有的，就不会断了。”

阿斌小琪两家并作一家的和睦景象令人称羡，但现实中的两头婚并不总是那么美满，接受程度往往因人、因事而异。徐姑父的独女也是两头婚，婚前约定不论性别第一个孩子跟女方姓，第二个孩子跟男方姓。在外人看来，徐家的情况更接近于招赘，女婿不是本地人，户口也已迁入了徐家。然而，关于孩子姓氏的口头协议还是被“篡改了”，最终大孙子跟了女婿姓，小孙女姓了徐。在其他水村人看来，“徐家吃了大亏了”。面对乡亲的舆论压力和妻子、父亲的不理解，徐姑父有一套说辞用来自我宽慰和宽慰家人：按照老派的做法，只有一个独女哪怕是招赘在族谱上也是断代了，女儿两头婚生下的两个孩子都是两家共同的血脉，将来都会祭祀徐家的祖宗。更重要的是，徐姑父不像老一辈人那样把“传宗接代”作为最高的价值，作为父亲，他更看重女儿女婿的现世幸福：“在我大脑中，人的名字真的只是符号。只要女儿和女婿过的好，这是做大人的开心。如果姓氏都归你，到了晚上，两小夫妻在吵架，闹离婚，婚姻不幸福，那有什么意思呢？”这是无奈的妥协，但确实有效、平稳地解决了矛盾。

客观来看，今天的水村在各方面基本实现了“男女平等”，在土地征用、自建房立户、房屋拆迁补偿等各类国家、地方性政策上都是男女平等，一律有份；加上女性普遍接受教育、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这些都使得女方家庭在“两头婚”中获得了相对平等的地位和话语权。 和传统的父权制相比，两头婚肯定是进步的，但如果按照西方的男女平等观念来看，那还不能说是完全的性别平等。在家庭关系当中，年轻女性的地位是有所提高的，但绝对不会是一家之主，男性家长仍然在家庭中拥有权威。一方面，“明事理”的女方父母会要求女儿尊重对方长辈，另一部分压力则来自整体社会：在水村，从村庙的节庆活动、周边的丧葬仪式，到村里的开会、征用款的分割，都是由男性家长出面，宅基地的户主以及土地证上的名字也是一样。唯一的例外是小孩的教育，年轻女性通常可以说了算。

事实上，水村的年轻女性对于两头婚的态度不尽相同，代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张力。对于没有过多事业追求欲的女性来说，一份稳定的、无需长距离奔波的工作成了理想的选择（事实上，水村所在的地理位置，使得就近择业非常容易），她们乐于扮演更为传统的女性角色，对于将生儿育女、相夫教子作为生活的重心感到十分满足； 但是对于另一部分更有事业心、也更有发展前途的水村女性而言，事业与家庭之间的抉择，就没有如此理所应当了，面对生育二胎可能对事业发展造成影响时，很多女性明确表示，如果不是两头婚，要为两家各生一个，她们是绝对不会生二胎的；而我访谈到的另一个未婚的水村女孩阿琳，她根本无法认同农村“女人要早成家生子”的老观念，把现阶段的主要精力放在学习深造而不是恋爱结婚上，然而她自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却不得不在意受到舆论压力的母亲的看法，最终做出妥协愿意尝试相亲，母亲也试着理解女儿的事业心。在不同的故事中，传统的孝道与现代性衍生的个人主义相互拉扯、和解，相比政策的调控，亲情的感召和对家庭的责任感更能够说服现代女性在婚育问题上做出让步。

三、城里人好还是乡下人好？

关于婆媳关系，我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如果男女双方是大学同学，出生地隔得特别远，那么婚后媳妇和婆婆的相处通常会有很大的矛盾，但两头婚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大家都是周边的，很多时候习惯都很接近，很多东西都能相互明白。但如果有一方来自水乡文化圈之外，那么情况可能就会不一样。

我跟踪访谈的其中一个案例，女方是水村人，男方来自中部省份的农村。女方家庭的经济条件相当好，男方则家境普通。一般来说两头婚的双方条件基本是对等的，在这个案例中这种平衡性很难达到，其实有点类似入赘的情况，但通过两头婚的形式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男婚女嫁的传统观念和家庭经济条件的客观差距之间的矛盾。后来生了两个男孩分别跟两家姓，但事实上男方还是没法完全接受这种方式，而女方的父母也仍然不太放心把自家的生意交给女婿。

还有一个水村女性和城市男性的两头婚案例，是我在水村的村庙参加他们的腊八节活动时听说的。水村的这家是有两个女儿，大女儿是嫁出去的，小女儿是两头结婚的，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她母亲觉得小女儿以后的一个孩子会继承我们家的姓氏，她很明确地认为以后所有的财产都要归这个孩子，但大女儿家的先生就觉得特别不公平，就导致了矛盾。而在小女儿的婚姻当中，水村的家长和城市的家长对很多事情也会有一些不同意见。这种情况绝不是个例。

水村人对城里人是有保留意见的，他们觉得城里人斤斤计较，总是算得很清楚，而对乡下人来说，人和人之间算不清楚的地方，就是感情交换发生的场所。我的田野笔记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比如说洪法伯因为武夷山漂流时两个杭州人不愿意付5元小费给艄公，觉得城里人小气。城里人是彻头彻尾的现代人，崇尚契约精神，他们交了漂流的船票，对于艄公讨的“辛苦钱”，他们并不认为是在契约之中的，可以理所当然地拒绝支付，但在乡下人看来，5块钱是包含感情的，是对艄公劳动的一种认可与回报。

水村人对自己的乡下人身份是很自豪的，但实际上，这种乡下人的自我认同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一方面，水村的经济界限早已经开放，水村人在村外的各行各业工作，水村已有三分之二的村域面积被征用拆迁，大多数村民搬入高层安置房分散居住，户籍状态也已转为“非农”。在生活方式上更是完全城市化乃至国际化，比如水村青年人很流行利用汇率差价到香港置办金器，也越来越流行花1-2万，请月嫂来照顾产妇；水村人对于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成果也热情接受，乡民早已习惯了一手提着菜篮子，一手用支付宝付钱……但另一方面，村里的集体资产和日常事务还是按照小组（即自然村）来管理的，比如村里下达一个通知，还是先下达到小组长，小组长再通知各家各户，熟人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仍得以保留。同时得益于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的充裕工作机会，水乡青年不必也不愿离乡，普遍选择“买房投资，但不单住”的生活方式，现代社会家庭原子化的特征也没有在水村出现。

社区的完整性对于两头婚的流行自然是有影响的，在这方面，以村庙为中心的一整套保存完好的民间信仰和习俗功不可没。

四、传统与现代的糅合

两头婚在水村成为主流必然是现代经济的发展和这个过程中人们不舍得丢弃的那部分传统糅合起来的结果。这里的传统并不是指宗族观念，尽管水村的老人仍有关于大祠堂和族长的权威的记忆，解放前还有同姓族人一起参加大清明酒的习俗，但到了今天宗族的概念已经基本上被打散了。父母在，下面的兄弟会一起过节，而父母那一辈的兄弟已经聚不起来了。

现在，水村的村庙是整个村庄公共生活的中心。我最近做了整个余杭区十多个镇街的村庙的调研，发现相对于很多破败了的、年轻人不愿意去的村庙，水村的村庙对于公共生活的拓展是做得特别好的：农历初一、十五的日常祭祀日，斋饭能摆十五、六桌; 一到各种神诞日，百桌斋饭上千号信众聚集庙堂参拜。除了全国各地普遍庆祝的传统节日外，水村所在的何母水乡还保留了很多本土的文化节庆：小端午在国家法定端午节后七天——农历五月十三，每一个自然村（一般包括二三十户人家）都要组织一到两只龙舟，划完龙舟要喝龙舟酒；当全国各地欢度中秋节佳节时，水乡人提前半个月——农历七月三十这天过小中秋，这天也是地藏王菩萨诞辰，当地有点岁烛的传统；当商家将七月初七——七夕推为“中国情人节”，水村人在这天庆贺虫神蜢将菩萨诞辰……

水村每年这么多重大的节日，每一户都要派一个人参加，这样一来信息的沟通交流必然是更加频繁的。十多年前听到的两头婚产生的矛盾还是比较多的，关于姓氏、是不是两头姓的小孩各得自己姓的那一方的财产、小孩在两方受到不一样的待遇等等，但类似的矛盾听得多了，大家就有了经验，在结婚前双方家长就会在可能产生矛盾的问题上反复协商，在舆论长期的运作磨合下，现在已经很少听说闹矛盾的情况了。

传统的灵活性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两头婚”的婚姻形式使得在水村“嫁出去的女儿，不再是泼出去的水”，调整了单一以男性子嗣为继承人的传统，独女户家庭通过婚姻的缔结也得到了传宗接代的机会。传统上由各家户男丁参与的社区活动，现在也可以由女儿或女婿来承担。比如，“喝龙灯酒，嫁出去的女儿也可以回来的”，“女婿也可以跟儿子一样划龙舟，这些都不再有什么区别。” 但传统也有“顽固不化”的一面，男女有别的事实仍随处可见，最明显的例子要属小端午节“上龙船”的习俗：“出生的男婴，没有上过船的，抱到船上去绕一周，以后胆子就大了。”但“禁止女性靠近”龙舟的规矩很重的，女性上船被认为是沾染“晦气”，男性专属领域仍然存在。

所谓的“传统”，其实是他们能够坚持下去的东西就坚持，不能坚持的就放弃了，而正是因为不得不放弃一部分传统，水村人对得以留存的传统也更加珍视。比如水村人本来很注重户口、宅基地这些概念，但如果说要为了宅基地放弃拆迁，他们又觉得太不合算了，一方面想要保留传统，另一方面在经济利益面前也会从理性出发，想其他的办法去保存传统，传宗接代就是他们认为可以保留且必须保留的传统，两头婚让两家的姓氏都能够顺利地传承下去；拆迁还会造成传统节日的中断，比如龙舟酒就曾经暂停了几年，但一些村民在高层散居改变了家家户户宅基地相连的居住方式后，更加觉得传统节日的活动是特别好的维系感情的机会，特别卖力地组织。我曾经在正月初一跟着他们村里的龙灯队去各家各户收钱，小组长带着龙灯队，电梯先坐到17楼，每家发一个帖子，给两根蜡烛，再慢慢从楼梯绕下来，这就是民间的智慧。

不可否认，水村的故事中充满了偶然性和特殊性。从经济上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带来的红利，到政策上的“逐步整村拆迁”和“耕地红线”使得乡民仍然“有田可种、有地可耕、有鱼可养”，乃至于规划上成为“水乡原生态湿地保护区”的一部分，都为保存乡村的社区完整性、精神气质以及民间风俗提供了可能性，从很多方面来说，水村的幸运是不可复制的。

但水村又有其代表性，它代表的是广大正在经历城市化但乡土社会尚未解体的转型中的农村，是那些内生力量和外部力量必须携手共建的农村，是所有遭遇了“传统”与“现代”、“地方化”和“全球化”冲突的农村……从这个意义上讲，两头婚作为水村人给出的一个回答，可以为处在同一进程中的广大农村提供有益的借鉴。而两头婚在提振生育率方面的实际效果，或许也能让人们重新思考生育对于个体和社群的意义。不过，它是否仅仅是一种过渡性质的地方性模式，还是会继续发展并在更大范围得到接受，仍有待关注。

（感谢范丽珠老师、陈纳老师在水村调研期间提供的指导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