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问道于器”：中国近代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变迁

伴随着新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人们对史料范畴的重新认识，物质文化史作为一个新兴的史学研究领域正日渐受到重视。2019年10月19日—20日，由《近代史研究》杂志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建设处协办的“问道于器——中国近代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集中呈现了当下中国近代物质文化史研究的蓬勃态势。

三十余场学术报告的主题广泛而有趣，从近代的铁路、军械、电报、无线通信，到自来水、自行车、农业机械、玻璃制造，乃至医书、婚礼、摄影、木工、牛排等等，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器物流变均可纳入考察范围，通过历史学的眼光解读其文化内涵，为人们认识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提供新的视角。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在此选取部分报告择要介绍，以飨读者。

马敏：博览会折射出的物质文化史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马敏教授做了题为《博览会与中国近代物质文化变迁——以南洋劝业会与西湖博览会为中心》的主旨发言。

他首先从学术史的角度梳理了物质文化史的兴起，指出近二十年来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出现一个重要的转向，就是从抽象、文本化的文化史研究，转向对物质载体及物质世界的研究。 受这一新趋势影响，部分港台和大陆学者将物质文化史与此前兴起的日常生活史、微观史学相结合，取得了不菲的学术成果。

他列举了近年来港台及大陆学者的物质文化史相关著述、读书会、工作坊、研究计划等，包括熊秉真等于1999年9月发起“物质文化、日常生活与中国”读书会、王汎森与李孝悌主持“明清的社会与生活”主题研究计划、熊月之主编的“上海城市生活史丛书”、刘志琴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等等，指出这些研究为中国史学带来了创新和发展。

在报告中，马敏以博览会作为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切入点，重点结合中国近代自办的历次博览会，尤其是1910年举办的南洋劝业会和1929年举办的西湖博览会进行探讨。他认为，形形色色的博览会与中国近代物质文化变迁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它们构成人们近距离观察百年间中国人衣、食、住、行发展演变的最佳窗口；又以实物和工艺的尺子丈量出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步履。博览会的展馆、展品、分类、陈列、研究和推广，最终促进了中国近代知识体系的整体转型。在这一意义上，博览会是一个崭新的视角和切入点，使我们能更深入地探讨中国近代物质文化变迁的具体形式、路径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

马敏的主旨发言还分别从“聚物之所：会场、展馆与新型城市空间”、“物以类聚：出品目录与物品征集、分类”、“格物致知：展品研究与物品的改良、进化”等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了博览会所体现的近代物质文化变迁及其社会影响。

杨奎松：近代的服饰与革命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的主旨发言题为《“问道于器”：辛亥以来国人着装“西化”的成因与经过》。他自述十年前就开始关注中国服装的西化问题，从而引发对文明史的思考，并指出，服装除了实用性以外，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符号，历史上有不少革命曾直接引发人们着装模式的巨大改变——例如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以及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

杨奎松在报告中梳理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服装西化的经过，及其背后的现代化问题。

他指出，“西装革履”是追求自由、平等，又强调高雅绅士风度的欧洲资产阶级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千人一面、注重得体、笔挺的资产阶级“制服”的形成与流行，根本原因在于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推动与需要，它表达了出身平民阶层的资产阶级反对等级制度、抗拒贵族奢华着装的诉求。

现代人类服装普遍西化也与剪裁技术有关。西式剪裁与中式剪裁的本质不同就在于，前者运用“省道”和“分割线”技术，根据人体转折面自然分片切割或捏合布料形成缝合线迹，可以达到修身、立体的效果；而后者是平面的，只管大小长短，并不考虑人体曲线，从腰身到袖管、裤管基本上只能是大直筒甚或是宽摆的。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城市知识青年普遍接受了现代人对人体美的理解，开始追求个性解放，凸显身材乃至性别特征的衣着渐成风尚。

革命也在短时间内冲击并改变着人们的着装。比如，杨奎松比较了主张剪发易服的辛亥革命期间的两张合影：“11月中旬首批前往上海参加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人们，不少穿的还是长袍马褂，脚蹬中式圆口布鞋；到了12月29日临时大总统选举会在南京召开时，半数以上的代表已经穿的是西式大衣或西服。即便是最保守的一群人，即前排穿长袍马褂的14人，至少一半以上也换上了皮鞋。”

他还比较了若干重要的近代人物在服制问题及观念上的差异。

比如，长期生活在欧美日本的孙中山就是着装西化的坚定主张者。而他崇尚的“西化”着装，就是卫生、简洁、庄重并平等。在他的示范作用下，整个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军政界的着装模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从1912年1月上旬末开始，有孙中山在中间的合影照片中，从内阁成员到总统府普通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人再穿中式服装；连袁世凯派来的、一向身着长袍马褂的唐绍仪来南京时也主动换上了西装。也因为孙中山之后开始长时间穿日本学生服和猎装式军便服，结果这两种西式服装在1926-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逐渐被人们视为“中山装”，一度成为年轻男性追逐的一种服装时尚，在中国服装演变史上影响深远。

此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人物在服饰偏好和观念上也各有差异。蒋介石明显更喜欢长袍马褂，但他对这种看似“中式”服装的审美要求却是西化的。他对衣型合体及其衣料笔挺或飘逸的效果是十分挑剔的，明显追求的是一种资产阶级化的绅士形象；农民出身的毛泽东着装风格明显具有传统中国式的特点：宽松、舒适，因此他不喜欢有缠裹感的西服革履，包括过于讲究修身的“中山装”；但作为阶级革命论者，也不喜欢代表着旧文化和旧正统的长袍马褂，自投身革命战争之后，他的着装始终都是西式的：从粗布军装，到宽松的军便服，再到相对肥大的“毛氏中山装”。

《近代史研究》主编徐秀丽研究员在总结中表示，杨奎松这一报告呈现了三个层次的“问道于器”：一是政治层面的“道”，即革命与着装变化的内在联系，二是经济层面的“道”，即西服生产背后的洋货与国货之争，三是社会层面的“道”，即近代国人在着装上的时尚化和个性追求。在此之上，一个总的趋势是西化，其核心是现代化。

物质文化史：从物质到文化

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学者们分组进行主题报告，议题包含了从政治军事、商业经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面向。这些报告从物质本身的历史出发，探寻背后的文化，揭示隐藏的动力及历史规律。

在传统的政治军事领域，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视角。

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从传媒、政争、工商业等方面对五四运动的产生背景进行考察，指出五四运动是传媒技术、新式教育、政治纷争和近代工商业等因素的复合体，电报、现代印刷机、铁路航运、新式学堂等均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齐小林（中央党校党史部）围绕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军队的无线通信系统展开讨论，指出当时随着中共军队的扩展，其无线通信网一方面已经基本满足各战区之间及各战区内部的通信需求，但另一方面仍面临安全和效率的困境，例如机要和报务人员流失造成通信安全隐患、机要系统和报务系统的配合面临效率的问题等等。齐小林表示，如何处理技术、制度和人的关系，是当时军队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吉辰（中山大学历史系）从张之洞督鄂时期湖北的军械购买与制造来考察中日关系，探讨日械在湖北市场彻底击败德械的过程，认为这从侧面反映了甲午战后日本势力在华的扩张。张文洋（中山大学历史系）考察了电报在晚清内廷的引入、应用，以及相关制度的形成发展。晚清内廷在光绪初年即开始使用电报，中法战争后电报成为朝廷的正式文书之一。他指出电报的商业属性和新技术尺度超出了清内廷的理解与掌控，也改变了中国的信息和管理逻辑。

物质文化史与科技史、社会生活史的结合进一步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和边界。

任丛丛、欧玄子（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中式木工台刨工艺的发展为例探索技术和社会的互动。报告引用了研究者在河北、山东、贵州、广西等地所做的田野调查，结合对匠人的访谈、总结工匠技术知识，归纳中式台刨的相关特征。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通过考察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农业机械的认识史，探讨近代以来中与外、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乃至改良与革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方万鹏（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的报告关注以水磨为代表的传统水力机械，通过考察其在清末以来的两次“技术革命”中被赋予的新内涵，指出它反映了民族自强追求下的一种技术进步焦虑。蒋宏达（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报告聚焦于清末的板晒技术和私盐问题，徐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报告探讨自行车与近代中国的女性，赵妍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报告关注近代中国的西式与中式婚礼，马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报告探究铁门与上海租界防御，金国平（暨南大学澳门研究所）的报告探讨“牛排”的播迁等等，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对象覆盖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生活。

物质文化史与社会经济史的交叉也提供了新的视野。王果（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报告关注乡村铁路和四川乡村的工业化，赵国壮（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报告关注近代中国精糖消费的兴起，王国晋（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报告则从近代钟表照相商号的商业经营来看近代的商业移民和赣南市场。

此外，与会学者对医疗卫生、城市空间等议题也进行了精彩的报告和交流。

（本文涉及马敏、杨奎松两位先生学术报告的内容已经主讲人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