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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于是之：他将自己的一生，活成了舞台上永恒留驻的经典形象

2019-10-28 13:3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文学报

谈到中国话剧，不得不提北京人艺；而谈到北京人艺，著名演员于是之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忆及前辈时，演员濮存昕说：“于是之先生无论如何是我们这行、我们这个专业系统中至高无上的一个典范。”

从《龙须沟》里的程疯子到《茶馆》里的王利发，从《青春之歌》里的余永泽到《丹心谱》中的丁文中，他一生视表演艺术为生命，创造了多个经典的艺术形象，受到了观众的喜爱。于是之凭借表演天赋和超出常人的努力，成为了人们心中一位艺术标杆式的演员。

他的遗孀、现年94岁的夫人李曼宜记录下了世事沧桑中的相依相傍。25日，这部回忆录作品《我和于是之这一生》在北京发布，正式与读者见面。

青年时代的于是之（右）与他的夫人李曼宜

作品起笔自1949年于是之与夫人李曼宜的相识相知相爱，有爱情和家庭生活的甜蜜忧伤，更有于是之此后60余年里在话剧表演事业和个人命运上的艰难跋涉，道出了风光无限的演员生活背后那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在质朴平实，细腻动人的文字中，可看到这对伉俪贯穿一生的深爱和相互信任。

节选自

《我和于是之这一生》

李曼宜/著

作家出版社

2019年10月版

-作品选读-

是之的好友黄宗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解放后不久，他（是之）邀我去他家，并细声说道：‘我有个家了！’时为平房，尚非楼房。”宗江指的正是当年组织上分配给我们的那间小房。宗江认为屋子虽不大，却别有情调，“大概还是蜜月或蜜年期间吧”。

那时都是公家给分房，同时给配点家具。我们这间小屋是由一大间屋子隔开的，中间有一堵很薄的墙将两家人分开。小屋里只有一双人床、一书桌、一凳、一椅，再加上一个装有烟筒的小炉子。没有书架，更没有衣柜，只有两个蓝帆布包盛放我俩换洗的衣服——这也是唯一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它们被安放在床底下的一块木板上。这，就是我们的“家”。看起来虽有些简陋，但我俩都很喜欢它。

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就成了“一家人”了。可多年过惯单身生活的我俩一时还真有些不适应。这就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有一个“磨合”的过程，然后才能逐渐真正地融合到一起。譬如，他爱看书，这我是知道的，但他读起书来那股执着专注的劲头儿，我没见到过。开始时，我回家后看见他也在家，就兴冲冲地想把我这一天想到的事情告诉他，可得到的反应却很冷淡，他像是听进去了，又像是没听见。我很纳闷，难道他对我说的话不感兴趣？甚至脑子里闪出一句话：“怎么刚结婚人就变了？”后来，我慢慢才发现，就是在他认真读一本书时，或是在想一个问题时，尤其是在揣摩一个角色时，最怕人打搅他。这我就明白了，我想这是必要的，应该尊重他这个习惯，有什么事，等他休息时再说。谈恋爱那会儿，他能常找我来聊天，是他有意安排的时间呗，我想。

于是之在阅读间隙

还有，我发现他有时为了一些不太顺心的事，爱自己跟自己生闷气。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从供给制刚改成工资制时，每个人都按自己评的级别领到了一笔钱，大家都纷纷上街去商店里置办些东西。我们俩也揣上钱（像穷人乍富）出去了。因为过去手里从来都没有过这么多的钱，也很少进商店，所以也不知要买什么东西。事先我俩并没有什么计划，到了商店转来转去，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最后决定一人买一块“英格”牌的手表（那时也算是奢侈品了）。买完表还剩了不少钱，我们就回家了。一路回来，他就有些不高兴，也没怎么说话。到了家，一个人就唉声叹气，嘟嘟囔囔地说：“有了钱，都不会花！”一会儿就用拳头捶桌子，一会儿又捶自己的胸口。我一时也不知怎么劝他，又过了一会儿，他自己才慢慢缓解了。

于是之（右）在《太平湖》中饰演老舍

他“生闷气”这个毛病发展到后来，生活条件好了，有时就摔茶杯了。这毛病剧院的同志都知道，严重时还摔过暖水壶，这就是他发的最大的脾气了，他是不会跟人大吵大闹的。他这个毛病可能也和他后来得的病有关，这是我逐渐才对他理解的。

1954年，我们有了儿子。那时我们已经搬到人艺的另一个宿舍去了——在东单北大街路西的一个院落（剧院的人俗称那里为“小旅馆”）。那里住的都是剧院中家里有孩子或老人的家庭，大约有十几户人家。靠南头的房子上边还搭起了二层小楼，上边只有两间房。我们被安排在靠里边的那间，屋子的面积比原来住的那间大多了。我们没添什么新家具，只为孩子买了个四周有栏杆的小木床。屋里地面虽说是地板，可那地板走上去，若是有分量的人或是走得急些，就会感到颤颤悠悠的，好像一跺脚就能杵到楼下去似的。我们在屋里只能轻轻地走。

有了孩子对我们这个“家”来说是件大喜事，但没想到却出现了麻烦事。大约就在我产后三天，医院背着我把家属请来了。是之很紧张，不知有什么事，请黎频大姐陪他一起到的医院。大夫告诉他们：这个孩子先天脑积水，可能活不长，即便长大了也是白痴，所以劝他们就把孩子留在医院，不用带回家了。是之一听就蒙了，他们只得跟医生说，等我们商量商量再说。这两个人正在医院楼道里商量怎么跟我说时，我无意中从病房里看见了他们，我就叫住他们说：“现在不是探视时间，你们怎么来了？”他们只好进到病房里，也没瞒我便把刚才大夫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这当然是意外打击，可我想，我还没看清儿子是什么模样就叫我“扔”掉，这说什么也不行。我们决定一定要把孩子带回家去。我说，等我的伤口一拆线马上带着孩子出院。他俩说“好”，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做出了这个果断的决定。

于是之在《茶馆》中饰演中年王利发和老年王利发（1979）

出院的当天下午，是之就请来了当时儿童医院的诸福棠院长。大夫检查了孩子的情况，主要发现孩子头顶囟门没长好，前囟和后囟是通的，用手放在头顶上感觉是软软的，在跳动。大夫只嘱咐说，孩子头骨还没长好，千万不要叫孩子大声哭闹。又说，不可能这么早就诊断是脑积水。就这一句话，让我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接着我们便精心护理。我的奶水很好，按时喂奶，每天洗个温水澡。孩子夜里睡得很踏实，很少哭闹。在快要满月时，还是黎频大姐和是之带着孩子去了当时的中苏友好医院（今友谊医院），请苏联专家会诊，大夫也没确诊是什么问题，只给了维生素D滴剂，一次只吃一小滴（当时这药只有这个医院才有），要求每月去检查一次。记得还要给孩子注射父母的血，他们并不问我们的血型，只是皮下注射，每次量极少，共注射了七次。是之那时很忙，他只去了两次，其余都用的是我的血。每次都由一位苏联护士来注射。她的动作非常熟练，从我这里抽了血，马上就注射到孩子的小屁股上（因怕血凝固），孩子甚至都没感觉。很有趣的是，当护士把针拔出来之后，孩子才哭，他是以为要打针了，其实人家已经都注射完了。经过一年多的观察治疗，大夫才确诊孩子为“严重软骨”，提出治疗的方案及护理应注意的事项，让我们心里都有了底。所以我们特别感谢这里的大夫那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他们与原来叫我们扔掉孩子的庸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的产假期满就要上班了，托朋友介绍请了一个保姆。这也是我们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我们想应该尊重人家的劳动，彼此搞好关系。开始我们请的是一位十七八岁的小阿姨，她的妈妈也曾在剧院里给人看孩子，大伙反映还不错。这个女孩子叫世荣，长这么大还没上过学，不识字，但干活很仔细认真。我们想应当帮助她学习文化，那时国家也正宣传并开展扫盲运动。当时我们了解到我家附近有个夜校，每周晚上有两三次文化课。于是我们就建议世荣去上学，她和她妈妈一说，妈妈也特别同意，于是她妈妈就主动提出，世荣上课时她来上班。这样就成了她们母女二人来看这个孩子。我们称她妈妈为“于大娘”。

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那时就怕孩子将来是个傻子，所以想的都是什么“聪明”“伶俐”“聪颖”之类的字。最后，乳名决定叫“小伶”。入学后，是之给孩子起的名字叫“于永”。

世荣母女知道孩子从小体质较弱，所以照顾得特别精心，总是换着样儿地做饭做菜，还经常包各种馅儿的小饺子，孩子可爱吃了。那时我和是之还是吃食堂，儿子基本就交给这母女俩了。她们对小伶真是有感情，儿子入托时，她们哭得比我都厉害。到现在我都感谢她们娘儿俩！我们的儿子，虽然开始时叫人有些担心，但我们却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照顾。儿子后来成长得很好，给我们这个家增添了欢乐，带来了生气，使我们这个家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家”。

于是之（右）在《骆驼祥子》中饰演老马（1980）

是之一般不大会表达自己的感情，但从我们的通信中能看出他对儿子深深的爱。1955年我去天津演出，他6月13日来信说：

……儿子表现极好，对我极亲。只脸上被咬了一个包，已敷药。我有些咳嗽，我咳一声，他学一声。两天来儿子净学人，我叫“世荣”，他也叫。于大娘母女自加薪送礼后，表现积极，常常俩人俱来，今天于大娘还花一毛钱为儿子买一玩具，艾蒲编的公鸡，挂之墙上，儿子吹之，大悦。

6月17日他又来信，说：

小伶今天去红十字，九公斤半（去皮），一切均佳，阎大夫几乎没发表意见，只教多吃水果蔬菜，并嘱咐鱼肝油因天热易坏可不吃了。最后叫下月再去。就诊时儿子对听诊器兴趣甚浓，阎大夫听他肋下时，他以为人家胳肢他，便笑出声来。……儿子已学走步，可走一公尺，但状极紧张，如履薄冰。

6月27日的来信提到：

走路已有大进步，边走边歇几可横贯全屋，不扶东西。距离大约与我游泳能力相等。给买傀儡两个，小桶小铲一份，按肚子可响的小娃娃一个，但最爱玩的却是那把破铁壶，常持壶屋中漫步。

10月25日他出差去河北一带搞调查，接到我信后回信提到：

儿子情况，写得有趣，读时泛出他的小样子，兀自笑出声来。只“身体不错”一语，引我担心，你为什么不写“身体很好”呢？莫非又病了？小汽车已经买了，买时细一看才觉有趣，原来下面还有小轱辘四个，铁的。这样我就买了两个。……

他在外地一个人时就想儿子了。他在来信中说：

寂寞时我也曾打开提包把小伶的小汽车拿出来看看，但又马上放进去了。

孩子小车，每到一地必检查一次，在唐山地板最平，我还在地下玩了一会儿，两个小车一起走，跟大街上一样。现在为了不致挤坏，我总把它们放在我的毛袜子筒里。

原来我觉得是之对孩子的感情一般，并不是很关心，后来，尤其是看了他这些信以后，我觉得他对孩子的感情是很深的。

那时我俩都很忙，顾不上孩子。小伶在1955年底便被送进托儿所了，接着再大些就进了歌剧院的幼儿园。他小学上的是香山慈幼院小学，还是住校，就一直没在家住过。“文革”开始时于永已上五年级了。那里的学生多为干部子弟，当时有的孩子也要跟着闹，已经跑出去一次了，老师也管不了。而我和是之的情况更是自顾不暇，把孩子一个人放在学校很不放心，于是我们决定让于永转学到我母亲家附近的小学去了。从那时起，他就住在外婆家了，直到初中毕业。我们这一家三口住在三个地方：是之因为要“交代问题”，被集中住在史家胡同；我有时住在首都剧场，有时住在电台。偶尔一个周末，我们仨能在首都剧场聚会一次也不太容易，平时的沟通多靠在日历上留言。于永由于父亲的“问题”，初中毕业后一直推迟到1970年年底才被分配到北京齿轮厂当学徒工。从那时起，于永就住在工厂了，只周末可以回来住。如果我们仨能碰到一起，有时也想“犒劳”一下自己，吃什么呢？就是买上一斤排骨，清煮以后蘸酱油吃，吃得那香啊……三人在一起主要是听于永谈工厂的事情，是之很关心儿子的成长，也爱听工厂的生活，就这样边吃边聊，让我们感到“家”的温暖。

于是之

1984年，我们家有了第三代——于永和叶京的儿子苗苗出生了。是之特别高兴，忙着查字典要给孙子起个学名。他想，那年是鼠年，又是天亮前出生的，说，就叫“昊明”吧。“昊”——广大的天的意思，又与鼠——耗子的“耗”谐音，既表明了出生的时间，又记下了孩子的属性。为此，他自己非常得意。

1985年，文化局分给人艺剧院几套房子，应该分到房的人嫌离剧院太远，都不要这房子，我们捡了个漏。这房子的地点在海淀区紫竹院那边，分给我们的是四室一厅。这一回，是之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了。他说：“从窗口望去可以看到西山的景色。”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可惜的是，他那时太忙，工作太多，每天早出晚归，在这个“新家”没待多少时间。

1992年，由于年龄和身体的原因，经过再三申请，领导终于批准是之离休了。除了有时还要到剧院开会或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外，他总算可以享受一下退休的生活了。我们常常迎着朝阳走到离家不远的紫竹院公园散步、锻炼；我练太极拳，他也学了一些。孙子上小学了，放学时，是之有时会去接，祖孙边走边聊，享受天伦之乐。

是之在他的书房里写了不少篇散文，如《祭母亲》《我和祖国剧团》《演长征》等等。他在这里还写了一篇最长的文章，那就是在他参与主编的《论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一书中第四章的那篇——《论民族化（提纲）诠释》。那时他的病情正不断地发展，文章写得非常吃力，且没有了往常写作的自信。他每写出一部分，总要请他们一起写这本书的朋友来看看，把把关。他们肯定了，他才放心。这本书是在1995年年底出版的，书出版后，他的这些朋友并没有马上分开，而是决定要给是之出本书，除了把他已经发表过的文章集结起来，他们每个人还要写些文章“说说是之”。这就是那本《演员于是之》。此书于1997年出版。是之非常高兴，也很感激这些朋友。

《演员于是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在1995年9月，他还为剧院的院刊创刊号写了篇发刊词，题目是《寄同志》。这也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那时他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不可能再为剧院做什么事了。他认为要“保持人艺的兴旺发达，就要有一大批优秀人才。这些人应该是高尚的人，有道德的人，摒弃低级趣味，志于献身舞台艺术；同时，还要有文化，有知识，有才能。这就要求我们勤奋学习，全面地提高自身素质，跟上时代的要求”。这就是他留下的最后的心愿吧。

1999年，我因护理是之腰部受了伤，无奈我俩一起住进了医院。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当我们出院时，家里多了两个成员，即经市委批准，为是之请的两位护工——小胡和小焦。她们在我家住了十多年，直到把他送走，真像我们的亲人一样。

紫竹院的房子两面都临街，刚搬来时这里还人烟稀少，没过几年便逐渐繁荣起来，到处盖楼，每天运货的大卡车往来不断，不仅声音嘈杂，空气污染也特别厉害。叶京为了改善居住环境，跑了好多地方去看房，最后发现朝阳区百子湾那处房子比较理想，于是我们再一次下决心搬家了。

于是之题赠友人书 “寿而康”

当我们准备搬家收拾东西时，我在是之用废了的一些宣纸中发现了他写的一幅字。纸不大，只有三个字——“学无涯”，很完整，尤其是落款的几个字触动了我。落款是：“八三仲秋以残墨抒真情”。这让我想起了他的一段话。他早年失学，对有真才实学的同行们总是由衷地尊敬，并以博学为荣。“学无涯”，确确实实是他抒发的真情。我很爱这幅字，就请人把它裱好并配上镜框，搬家时就把它挂在了我们新家的书房里。我想，我们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权把这幅字当成我家的“传家宝”吧。

我们是从2006年6月开始陆续搬到新家来的。那时，是之又一次住进医院。2007年，他在这个新家里过了八十岁的生日，市里为他出了一本相册，剧院着手准备给他拍摄一套录像集作为纪念。遗憾的是，他没能在新家楼前的小花园里坐一坐，享受一下宁静的生活。从2008年起他就又住进了医院，再也没能回来，直到2013年1月彻底离开了他心爱的家。他人虽已走向远方，但他那真诚的为人、老老实实的工作态度和忘我地读书学习的精神，却留在了我们的家里，我们会牢牢地记住这些并传承下去。他写的那幅字——“留得清白在人间”，也正可以说是文如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