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淳翔：曾化名陶荻亚的译者费明君

笔者去年2月在“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发表过一篇《上海沦陷期的日语翻译陶荻崖》，在澄清了过去的误传之余，总结此人的状态为：“未婚，年纪不大，日语流利，很可能有过留日经历。任职‘华影’秘书期间，参与了至少两部影片或电影歌曲的中译工作。”但由于线索中断，无法确知他在抗战胜利后的踪迹，故“希望有人继续跟踪，探寻新的线索”。

岁月倥偬。今年国庆节前夜，忽收到一位久违的朋友发来的微信，内容是来自陈梦熊的文章《最早编印的〈鲁迅先生语录〉》中一页截图，该文收入2004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鲁迅全集〉中的人和事》一书：

费明君，曾用名陶荻亚，笔名除“雷白文”外，还有“清子”等。1911年8月生，浙江宁波人。1936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文科读书，1938年归国。曾任电影导演，汉口《平报》、南京《新京日报》文艺副刊编辑和大专院校执教。建国后，任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1955年6月因“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而被捕，当时妻子和儿女均被押送青海德令哈农场朵海分场劳改。后来妻子和子女迁去甘肃、安徽劳改农场，家属后又在安徽省定远县红桥村定居。1965年6月费刑满留场劳动，1973年2月11日因病卒于青海劳改农场。

陈梦熊的文章《最早编印的〈鲁迅先生语录〉》

经提示，文中那句“费明君，曾用名陶荻亚”，自然值得注意。因为这化名，可从陶荻崖及其别名涤亚中分别抽取一字，再合而为一。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第十四章“受株连的人们”里称费明君“曾任敌伪时期华影公司的导演”，翻检1943至44年《华影周刊》，查到中方导演如：卜万苍、徐欣夫、朱石麟、李萍倩、杨小仲、张石川、方沛霖、岳枫、何兆璋、屠光启、孙敬、王引、郑小秋、文逸民、黄汉、韩兰根、吴文超、马徐维邦、高梨痕、桑弧等等，并无陶荻亚其人，但陶涤亚在担任华影宣传处秘书期间，部分参与了电影的制作及翻译过程，若将这些工作理解为导演，则差相仿佛。

另外，汉口《平报》、南京《新京日报》似不存在，倒是从张蘅园《日伪时期的〈时事公报》（载《宁波新闻出版谈往录》，作者时任该报副刊编辑）一文中，发现宁波沦陷后，该报留守人员与“日伪负责文化宣传部门”的陶涤亚接上关系，由“陶凭借日特务机关势力”而复刊。文中还提及报社经理顾守中“与陶涤亚为汉口旧相识”，1942年因“陶涤亚调任离甬”，顾的权力减弱，经理一职旁落。

尽管未能调阅费明君的个人档案，但上述零星文献与其被揭露的履历“一九三七年回到上海后，他就由一个日本人的介绍，进了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局，以后又在日伪的大陆新报、中华电影公司工作”隐约有所关联。

下文拟将费明君的相关传记材料逐一收拢，再经排比对勘，去伪存真，从而尽可能地还原一个真实活过的人。

与鲁迅有过书信往来

陈梦熊文后有一节附记：

本文原载《文汇读书周报》第938期，到第940期该报刊出黄可来信，说“雷白文没有参加木刻讲习所和一八艺社”，并详列参加木刻讲习会合影中13位学员的名单；一八艺社也无雷白文此人。为此，便将文中涉及文字删去，以免传讹，并向黄可先生致谢。

经查核，所删文句为：“1931年，参加由鲁迅发起和支持的木刻讲习班，留有鲁迅和听讲青年的合影（见1981版《鲁迅全集》书首插图），因此有参加一八艺社之说，确否待考。”然而这短短一句话，已造成不良影响，如云“费明君站在鲁迅身边”，便拜其所赐。当然了，陈梦熊依据费明君家属所持《刑满就业人员死亡通知单》，替其修正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注释中误署的生卒年月，理应记上一功。

实际上，1931年，费明君参与筹备的宁波世界语学会（Nin-Po Esperanto Asocio）成立，该会通讯地址在宁波江东民强中学。这是文献所知费明君最早的行踪。

到了1936年，费明君赴日留学，期间与鲁迅写过信。10月9日《鲁迅日记》，有：“晚得费明君信，即复”。那封回信首见于费1937年编选的《鲁迅先生语录》书前插图。但因排版不当，部分文字被遮盖，成为一封残信。其内容为：“明君先生：珂氏选集早已无余……歉甚。但近日文化生活出版社已在缩印……不至于不佳，大约年内总可出版，请先生自与接洽为幸。”信里的“珂氏选集”，指1936年5月鲁迅所编《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此书初版是现代版本学界有名的大缺本，总共只印了103本，其中“四十本为赠送本，不发卖；三十本在外国，三十三本在中国出售”。目前所知，国人收藏此版本者寥寥无几。不难推想，当时费明君在日本留学，因无法买到该书而去信索购。

1953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十七周年纪念日，上海市文联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座谈会。华师大中文系在当天晚七时举办纪念晚会，节目单中，费教授的鲁迅回忆赫然在列。翌日，校内还展出鲁迅各种版本的著译，有关鲁迅研究的书籍和画片，以及先生的亲笔书简等。其中估计包括了鲁迅给费明君的完整信件。

等到1955年胡风案发，8月15日《文汇报》发表糜有成《胡风分子费明君向学生散布了些什么？》提及：

他向到家里来的学生宣扬：他在日本的某大学留学，又怎样和鲁迅先生在一起，鲁迅先生又怎样“喜欢”他等等。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他就把鲁迅先生那时候托他买书的条子拿出来给别人看，把鲁迅先生的一些初版书拿出来炫耀。

倘忽略文中的贬词，则推敲费明君所言，或可将其视为鲁迅的私淑弟子：平时耽读鲁迅文章，经常购买鲁迅著作，以至于市面上有一册罕见版本无法买到时，还向病中的鲁迅致函询问。而从费明君欲购买木刻版画书的意图出发，进而产生联想，误以为他也是木刻讲习所的一员，倒也情有可原。

任职于震旦大学、齐鲁大学

张兴渠《追忆何满子先生》在主要记述与何满子的交谊时，旁及费明君：

我与何满子先生相识于1949年。那时我正就读于震旦大学中文系，该校有不少名教授或名作家来任过教职，如郭绍虞、顾颉刚、丰子恺、施蛰存、王佩祯[诤]、李青崖、李健吾等，还有一批青年作家，如王元化、贾植芳、费明君、何满子等，可谓群贤毕至，盛极一时。

翟永瑚《胡风分子梅林的丑恶面目》（见《揭露胡风黑帮的罪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编辑，新文艺出版社，1955年8月版）：“（《文汇报》副刊）‘文学界’停刊以后，梅林又利用他在震旦大学任中文系主任的职位，把胡风分子贾植芳、王元化、耿庸拉进该校”。何满子《为贾植芳祝寿》称与贾植芳“同在震旦大学中文系教书，他是系主任。”……综而考之，当梅林在震旦大学中文系任代主任时，推荐贾植芳、费明君等人进入震旦。当时震旦人才济济，教授中与鲁迅有交往史的，还有许杰（兼职）、唐弢。更多人则是鲁迅研究者，如何满子、王元化、耿庸等。以后贾植芳接任中文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由震旦转至复旦。费明君则进了华师大。

《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行辑录·费明君》（《文艺月报》1955年7期，署名“冬季”）中还称他“解放后又混进了齐鲁大学，在那里搞臭了，就溜到上海来，通过胡风集团的关系钻进复旦。后来院系调整，他就成为胡风打入华东师大‘开辟工作’的‘台柱’”。

1951年，费明君一度在济南齐鲁大学教新文学史，此事首见于时任该校中文系主任田仲济的回忆文章《忆孔另境老友》：

1951年初春，一个学期结束了，我趁冬假之便跑到了上海，看望了几位朋友，自然也向他们表示了这次到上海的任务，拟邀请几位教师以充实系的教学力量。我跑到华东师范大学，正遇上章靳以新任教务长，中文系新进了不少的人，那天正逢余上沅宴请一部分朋友，我也被他们拉着一起去了。……那次在吃饭的过程中就谈得很融洽，余上沅先生第一个表示他很希望到齐鲁大学呆一个时期，不仅因那是一个历史长久的大学，他更向往的是到那里读一读《大藏经》。经过几天的接触、商讨，初步确定了有四位就个人说可以于下学期到校，是丰村、谭正璧、孔另境、费明君。这四位中费明君是初认识的……费明君是一位翻译家，教学的经历不长。

这年暑假，华东大学、齐鲁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提前将齐鲁大学的文学院合并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后来谭正璧到了青岛，而孔、费都回了上海。

在《谭正璧生平自述》“解放后”一节中，详述与孔另境、费明君等人在齐鲁大学的遭遇，个中曲折亦非一两句话所能概括。最终，“院校合并后，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吕荧发给了我聘书，孔、费二人没有发到。”（《嘉定文史资料·第29辑》）

泥土社编辑事

冬季文中还称费明君“身兼胡风的出版机构‘泥土社’的编辑”，似非事实。

读应非村《我与泥土社和胡风先生》（《上海文史》1991年4期）可知：应氏解放前曾在许史华任社长的海天出版社，自费出过一本杂文集《石下草》。解放后，许因“出版了一本错误百出的《共产党员读本》，受到了《解放日报》的点名批判，而被撤销了职务”，成了待业者。于是应帮他托关系办了泥土社（连社名也由应所取），并推脱不过，挂名为社长。

不久，在他家大门口就挂起了一块锃亮的小铜牌，上用鲁迅先生字迹刻着乌黑醒目的“泥土社”三字。我对此并不觉得什么欢喜，因为我始终以为这是许史华个人的产业。……通过泥土社，许史华结识了一些上海各大学的文学教授。就我记忆所及，他印售过耿庸的《阿Q研究》、贾植芳的《苏俄文艺论著》、费明君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许杰的《鲁迅小说讲话》等等，最后，连胡风的书也陆续印出来了。

至于怎么与胡风搭上关系，说是“贾植芳介绍的”。随着“出书日多，营业日上，他一个人组稿、校对、跑印刷厂，忙不过来了，后来就另雇一名青年帮工。”用应非村的话来说，“泥土社始终只是许史华这个文化个体户的私有产业”，贾植芳似在后期参与出版策划。费明君则辩称：“我幸亏是个性强，当时没有走进胡风小集团，幸而与贾植芳不对，被挤出泥土社。”（据冬季文）

应非村还提及与胡风的唯一一次晤面，是费明君拉他一起去的胡家，显示费与胡风的私交匪浅。

我与胡风只有一面之缘。那是反胡风运动开始一年以前的某一天，碰到华东师大副教授费明君，他拉我同去看看胡先生。到胡家里，老费指着我介绍：“应非村。”他点点头：“知道的，是在吴淞罢，许史华给我看过你的《石下草》，写得不坏。”眼前这个大文艺理论家居然知道我在吴淞，而且称赞我的小书，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接着他说周扬曾去看他，之后又与费谈论了阵关于日本文学的话题，前后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告辞了。

在华东师范大学，与许杰交好

刚到华师大时，费明君可谓如鱼得水，教学生涯颇为得意。范泉在《文海硝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书中，以旁观者的角度说及许杰“在听了他的一堂课后，赞不绝口：‘你这么年轻却才学出众，果然名不虚传啊！’”又据当年的历史系学生叶书宗回忆：

费老师当时大约40来岁，戴一付黑框眼镜，衣着整洁、潇洒，风度翩翩，更兼博学多才，巧于辞令，讲课极受学生们的欢迎。费老师擅长讲俄罗斯、苏联文学，介绍普希金、果戈理、A.托尔斯泰等世界级文豪时，不看讲稿，信手拈来，滔滔不绝；讲得起劲时，眉飞色舞。很多同学、包括我在内，都听得如醉如痴。（《人·时代·社会：一名历史研究者的人生故事》，上海三联书店，2018）

课程即将结束，有位同学特地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的油画像，代表听课学生，作为礼物送给费。费接过画，非常激动，连连道谢、鞠躬；“全体同学则热烈鼓掌，师生之间的互敬互爱之情，感动着每个人”。

1955年胡风案发，4、5月间，华师大对胡风展开运动式批判。起先，费明君安然无事，5月14日晚，还出席中文系外文教研组举办的“世界文化名人纪念晚会”，并在会上作了相关作家的介绍。不久运动进一步升级。5月21日，校内召开“进一步揭露胡风反党反人民集团座谈会”，中文系有多位教师在会上发言。24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编者按语将其言行定性为：“反革命阴谋”。6月8日晚，费明君全家人正在吃饭，突然闯进几个人，把他带走。从此一去不回。

对于被打成胡风分子，费明君表态说：“每一个运动里总要找一个对象。”同时，又对灾祸及于己身不甚理解，说是“民盟的同志跟他过不去。”（见冬季文）

当时费太太怀有身孕，家中还有六名子女，且素无积蓄，生活很快陷入困境。她只得在一星期后向许杰反映。后来，还是许杰拿出二千元钱，赠与费太太，名义上是购买她家那些抄家剩下来的书刊，才总算解了燃眉之急。这一不凡举动在许玄撰写其父的传记《绵长清溪水》中也有反映，称“父亲为此事被人‘牵头皮’‘牵’了十几年，从反右运动直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此事老是被人‘牵’出来加以揭发批判，这就是指父亲和当时的‘胡风分子’费明君先生的关系”。

1980年，范泉从青海回沪看望许杰，两人聊起费明君的案子，许杰还嘱咐范“回到青海时，打听费明君在劳改农场是怎样死的，他的尸骨埋葬在哪里”，然而后者经多方探询，终因年深日久，一无所获。

家人及身后事

据王友琴调查，记录了费明君家人的遭遇：

一九五五年费明君被逮捕后，全家七口人被赶出华师大宿舍，他们无处可去，只好住在一个水泥涵洞里。当时最大的孩子才八九岁。后来全家被公安局押到甘肃。路上，在火车上，要给他们戴手铐，小孩子手太小，手铐戴不住，自己掉下来。费明君的妻子恳求警察不要铐小孩。警察说：“铐不住也要套上。”到了甘肃，劳改农场不收他们。他们一路讨饭，走路回到上海，又住进水泥涵洞，检垃圾为生，一直到一九六一年。当时安徽因为大饥饿，死了很多人。费明君的家人被送到了安徽定远县严桥公社（按：陈梦熊文中红桥村疑误）。

华东师范大学的一名教师去过费明君的家人所住的村庄。他说，那个村庄60％的人饿死了，地荒了一半。他住的人家，没有门，桌子是泥巴作的。……费明君的女儿嫁不出去，后来给一个富农儿子作媳妇，富农儿子常拿她出气，日子很难受。

一九七二[三]年，费明君在青海死了。青海劳改农场通知了严桥公社。公社开大会“批斗”费明君的妻子。费家第三个儿子质问公社武装部长为什么。民兵把他吊在房梁上一夜才放下来。后来他跑到山东学木匠，拜了拳师，两年以后才回到村子。“文革”结束后，费明君的儿子到上海找华师大要求平反。华师大把事情推给法院。法院说，你父亲不是胡风份子，是汉奸。……

另据秦维宪的文章，费明君案曾迎来一线转机。1957年底，上海市中级法院对此案作出“没有问题”的结论，但校领导竟组织班子，递交材料，法院遂于1958年以其历史问题为由，判处7年徒刑。1965年刑满后继续留场，直至病故。

秦文还称，1957年8月，费明君家属被“发配”至甘肃敦煌某农场，1961年放归，但未予盘缠。一家人一路讨饭返沪后，曾蜗居华师大附近郊外的废弃碉堡达八月之久。以后又被遣送去安徽，1979年才回来。

从费明君的同事和朋友的日记或信件中，也能窥见其家人的点滴踪迹，录之以为补苴。

《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于1964年9月15日提及：“下午费明君夫人携一子来先生寓所，先生‘在校授课，未得见。与内人谈少顷而去。始知费在西北劳改，明年可归’”。同年11月30日，“费明君女来先生寓所访问，先生助以5元”。

贾植芳《解冻时节·平反日记》1980年7月2日夜：

下午去看许杰……许又说，费明君55年被捕，经审查不属于胡派，但因历史问题被判重刑，送青海劳改，刑期满后又不准走开，“文化大革命”中死于青海。他的小孩从小没上过学，三十多岁了，还是文盲，以木匠为生。

贾植芳《早春三年日记》1982年留有两条记录：

2月19日 昨日补记：……费明君的未亡人及一女儿来。费为1955年案病死青海劳改工地，他的妻子及七个儿女无法存活，发配到敦煌后又被赶至安徽，他们为了生活，在安徽卖掉三个女儿，而今天来的被卖的女儿，又卖过自己的女儿。费是翻译家和教授，他的七个子女却都是文盲。最可怪的是他们的大女儿和女婿在“文化大革命”中逃到上海流浪，大女儿在收垃圾中捡到三条黄金，她出于赤诚，向有关造反单位上缴了，自以为清白，甚至是忠诚的立功表现，却想不到为此惹出祸事：当天夜间，门口来了一部车子，把他们可怜的行李扔在车上，强迫他们离开了上海，押回安徽的劳改农场。现在费已平反，但他们的生活仍无着落，真是呼天不应，呼地不应。

5月14日：……费明君的小儿子来访，他今年三十岁，沿街走巷地做木工活，不识一字。 谈起他的往历，却颇似中世纪的传奇。他三岁去劳改农场，十二岁时由安徽讨饭到山东，认一推板车会武艺的老人为师父，学会了拳术，他父亲的平反处理，全由他到处走动和活动，虽是文盲，但十分精明，又很正派，绝无粗气和流气。

1982年5月20日，贾植芳在给梅志的信中还说及：“费明君家属的善后落实政策事，他（王元化）曾大力帮了忙，我很感激他。”（见《史料与阐释》总第4期“贾植芳先生百年诞辰纪念”）

总之，经费明君之子反复申诉，乃至赴京找到中央有关领导，其父终获平反。不久，家属也落实了政策，生活渐复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