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伯父黄炎培的人生道路

黄炎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者、职业教育家、实业家、书法家、诗人，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同盟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5月28日，由市政协文史委和民建市委共同主办的文史讲堂在市政协开讲，民建创始人黄炎培的堂侄女黄卫应邀为200多名听众作了《黄炎培的人生道路》的演讲。现刊载根据黄卫现场讲述记录整理的报告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立志“教育救国”

黄炎培，号楚南，字任之，笔名抱一，1878年10月1日，出生于上海浦东川沙县名宅内史第。13岁时，黄炎培的母亲离他而去；四年后，父亲又撒手人间，他承担起抚养两个年幼妹妹的重担，靠卖文和作私塾教师的微薄收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国家的衰败、个人家庭生活的巨变，交相煎熬，促使年轻的黄炎培把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寻求个人和国家、民族的出路。

1901年，23岁的黄炎培考入南洋公学，受教于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次年（1902年）因学潮辍学返乡，同年又考中江南乡试举人。虽然中举，但他坚决不走仕途，立志教育救国。1906年，在家乡创办浦东中学，曾担任浦东中学校长。浦东中学是一所新式学校，成为当时南方一流中学，当年有“北南开、南浦东”的美誉。辛亥革命前，黄炎培已创办了多所学校。

1915年，黄炎培随团赴美考察旧金山世博会数月，在纽约见到了大科学家爱迪生，为其科技发明惊叹。在此期间，他巡访了美国26个州52座学校。1917年5月6日，取经回国后的黄炎培，为改革中国传统教育脱离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弊端，联合蔡元培、梁启超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著名人士，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召开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大会，为实业界输送了大批人才。中华职教社举行第一届年会，明确职业教育的目的：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

职业教育的成功，不仅使黄炎培在教育界声名鹊起，也让他与工商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倡导“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职业教育理念。20世纪20年代前后，他创办、改办了南京高师、东吴大学（今南京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商大（今上海财大）、河海工程学院、东南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大学。他不仅办教育，而且重经济、重实业。中华职教社不仅有社团，而且还办学、办刊物，也有经济实体，设若干工厂，经营生产、开拓实业，还发行债券以融通资金。黄炎培认为：“职业平等，无高下，无贵贱；苟有益于人群，皆是无上上品。”主张劳工神圣。

黄炎培亲自带着师生一起披荆斩棘，花了5天时间在陆家浜边的一片荒地上建起了5间平房作为校舍，铲平土地建了2间铁工场等厂房，买了机器，又铺煤屑，开沟渠，建了一座操场。第一所中华职校于1918年9月8日正式开学。在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引领下，自建校伊始，学校即将培养“爱我中华、敬业乐群、责在人先，利居众后、服务社会、报效祖国”的人才，作为孜孜以求的办学目标，将“努力努力、艰苦奋斗”作为学校不断发展的动力。这一切，铸就了学校的精神，凝聚为学校的传统，并栉风沐雨，薪火相传。

黄炎培的一生中，为职业教育调查的足迹远及美国、菲律宾、日本等国，每到一地，必写下详细的考察游记和通讯报道。他调查的地域之广，著述之丰，目的之清晰，被人们称为“中国教育界的徐霞客”。他大声疾呼“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他在上海把职业教育的旗帜高高举起。

创造延安佳话——“窑洞对”

抗战时期，访问延安一直是黄炎培的一个夙愿，他信奉百闻不如一见，一生跑了许多地方访问和考察，认为耳闻是虚、眼见是实，他早想到延安去看看了。于是，1945年7月1日，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谈判，黄炎培与冷遹、储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六位参政员，由重庆抵达延安。在机场，前来迎接的毛泽东见到黄炎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26年前就认识了!”原来，早在1919年5月，江苏教育会请来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在上海讲座，黄炎培在会上讲演，历数传统教育弊端，毛泽东在下面旁听，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延安，黄炎培的第一个感觉是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参观，不像在重庆身后常有“尾巴”。延安已由过去的2000人扩展到现在5万人，他想起游历内地时见到的大群无家可归的人。而在延安街上，他看到人们气色红润，精神振作，没有一个游手闲荡的人。街上没有标语，只有挂着的黑板，介绍卫生知识。给他印象最深的是街上的意见箱，每个延安人可以投书，上书建议直至毛泽东。他还发现，人们对毛泽东大多是直呼其名，不称其“头衔”，一派浓浓的平等气味。从自由到平等，几十年苦苦追求，作为理想主义者的黄炎培在这里似乎找到答案，尤对比重庆城里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萎靡习气。他说：“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

1945年7月4日下午，毛泽东邀黄炎培和冷遹到家作客，促膝长谈一个下午，黄炎培向毛泽东发问：“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怎么能跳出这个周期率呢，毛泽东以“民主”二字作为回答。

黄炎培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在政协大会上发言

事后，黄炎培写下了自己对毛泽东答话的感想：“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7月5日，黄炎培等人一行从延安回到重庆，友人一一登门相问，关切延安情景。为作答众友，黄炎培夫妇闭门谢客数日，由黄炎培口述，夫人姚维钧执笔，写成《延安归来》一书，并且首次未经审查自行发行，在重庆等国统区产生极大反响。人们争相传诵，很快被抢购一空，后来加印数次。里面所记载的“黄炎培周期率”的故事也被人熟知。

1958年10月1日，黄炎培开始写回忆录《八十年来》。“文革”之后，深知黄炎培心思的友人孙起孟、胡厥文等人，在出版黄炎培的遗作《八十年来》时，有意识地把《延安归来》附在全书末尾。

发起成立民建

1945年8月21日下午，黄炎培与中华职教社的另一位领导人杨卫玉来到位于重庆江家巷一号六厂联合办事处，与在这里办公的胡厥文就抗战后的国家前途交流看法，黄炎培和胡厥文都认为实业救国已是幻想，必须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政党，才能为民族工商业争取生存的空间，为国家的民主和平而呐喊，这次谈话也就因此成为筹组民主建国会的起点。

民主建国会是由两部分人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酝酿发起的。一部分是以黄炎培为首的以职教社为骨干的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文化教育界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另一部分是以胡厥文为代表的迁川工厂联合会的成员及与他们有联系的民族工商业者。

1945年12月16日，由134人签名发起的民主建国会在重庆西南实业大厦宣告成立。成立大会上，黄炎培、胡厥文、黄墨涵被推举为主席团主席。同时产生的还有37位理事和19位监事，大会通过了《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章程》《民主建国会政纲》等重要文件，提出了世界要和平，国家要民主，经济要发展，社会要公平，教育要普及，文化要繁荣等6项国事主张。郑重宣告：我们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1945年12月16日，中国工商界人士发起组织的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白象街正式成立，一个新的政党从此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民建成立后在江家巷1号迁川工厂联合会办公。1946年4月12日迁上海，在雁荡路68号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公。1949年9月27日，迁往北京。

许多年后，当有人问到“民主建国会”名称的由来时，黄炎培回答说：“当时‘民主建国’已是全民的呼声顺应潮流，随手拈来。”1952年7月，民主建国会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会议采纳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民主建国会”更名为“中国民主建国会”。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抵达北平，图为各界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欢迎毛泽东主席。左三为黄炎培

在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中国革命进入新高潮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时，民建会总会和黄炎培等领导人仍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坚持地下斗争。黄炎培获得消息以后，曾与张澜等商谈响应的事宜。5月14日，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给张澜、黄炎培的信，回到了上海，介绍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的行动和立场。

5月23日，民建公开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向世界宣告了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

原标题：《钩沉｜伯父黄炎培的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