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我如何做考据，为什么做考据？|读嘉

原创： 读嘉出品 读嘉

文/苏则 （原创）

这是 读嘉 的第 134 篇文章

胡适先生（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的个人经历和学术成就，我们过去已经做过较为详尽的介绍（见《胡适篇》），这里还可以稍加补充的，是胡适的“考据癖”和他做考据的目的。

胡适曾“替《水浒传》作五万字的考证”，甚至“替庐山一个塔作四千字的考证”。胡适的“考据癖”，是经他本人亲口承认的。在他1920年7月撰写的《<水浒传>考证》中，胡适自称：“我最恨中国史家说什么‘作史笔法’，但我却有点‘历史癖’；我又最恨人家咬文啮字的评文，但我却又有点‘考据癖’！因为我不幸有点历史癖，故我无论研究什么东西，总喜欢研究他的历史。因为我又不幸有点考据癖，故我常常爱做一点半新不旧的考据。”

在考据工作中，胡适取得最大成就的，是古代汉语白话小说领域，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新红学”的创立，我们现在对“《红楼梦》为曹雪芹原作、高鹗续作”、“脂砚斋的批语是研究《红楼梦》的重要材料”、“曹雪芹是江宁织造曹寅的孙子”的普遍认识，归根结底，都是建立在胡适近百年前的考据工作基础上。

在胡适之前的“旧红学”学者，大抵从一种政治或者私人影射的角度去研究《红楼梦》，再从《红楼梦》小说中寻章摘句出部分信息作为比附，迷惑了许多读者。胡适则先从此书的作者及其时代家世出发考证。《红楼梦》原书中有：“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的表述，胡适按此线索考据，发现乾隆年间袁枚《随园诗话》卷二中有一条说：

“康熙间，曹练亭(练当作楝)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

胡适又顺藤摸瓜，从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李斗《扬州画舫录》考据得曹楝亭原名曹寅，号楝亭，曾担任江宁织造，有诗文、古籍校刊行世。胡适又拜托顾颉刚搜寻相关资料，从《江南通志》等史料中查出清代江宁织造、苏州织造的职官年表，发现曹家数代任都曾在康熙、雍正年间任这一肥差，并曾四次接驾康熙南巡，后来败落。这些材料和贾府的荣华和败落颇为相符，而曹家的文化积累，也有利于《红楼梦》的产生。

胡适致顾颉刚，请他为自己搜寻相关史料的书信

胡适又从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中发现一段极为重要的史料：“敬亭（清宗室敦诚，字敬亭）……尝为《琵琶亭传奇》一折，曹雪芹（霑）题句有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雪芹为楝亭通政孙，平生为诗，大概如此，竟坎坷以终。敬亭挽雪芹诗有‘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之句。”由此，他考据得曹雪芹原名曹霑，是曹寅孙子，与清宗室敦诚为友，曾“做过繁华旧梦”，而晚年生活悲苦，与贾宝玉相类似。《红楼梦》为曹雪芹原著，并带有自述意味的观点，由此才基本确定下来。

但胡适的考据，也并不是每一次都有类似开辟“新红学”那样的创获。胡适晚年的精力也基本投入到了考据的工作中。为了证明清代学者戴震校勘的殿本《水经注》并没有抄袭另一清代学者赵一清的《水经注释》，胡适放下了《中国思想史》下部的工作计划，花了二十年时间在考证《水经注》“戴袭赵案”的问题上。

据桑兵“胡适与《水经注》案探源”一文，胡适在考据《水经注》这一公案上，消耗了极大精力，其“成果包括论文、序跋百余篇和函札数十封,占其身后印行的《胡适手稿》60%的篇幅”，但成就却甚为有限，《水经注》专家陈桥驿认为，胡适在这个问题上，“以其声名气派与实际贡献相比，建树实在不足称道”；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认为：“胡适的研究，对《水经注》本身并无创见。”胡适弟子唐德刚也批评说：“水经注”如果让我辈小子来考据考据，说不定还可混个把学位。那已经有三十五个博士的老胡适也来搞，岂不是大材小用了吗？胡适之大的问题不去搞，为什么一定要搞何炳棣所说的“雕虫小技”呢？（唐德刚《胡适杂忆》）

胡适考据《水经注》问题没有太大创获，除了年老力衰、精力有所减退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这次的选题属于过于细碎困难的问题。论证一个学术规范尚不严格的时代中某学者在校勘古籍时有没有剽窃同一时代其他学者的成果，是非常困难的，即使考证出来了，对于《水经注》原书，以及清代校勘学史的价值，也颇为有限。

胡适晚年在做这番考据的时候，可能也明白这个问题。事实上，胡适做考据，几乎一贯不是出于对考据话题的重要性和价值的肯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面说的对《红楼梦》的考证。胡适为考据《红楼梦》下了极大心力，不但为之写作大量论著，还以重价购置了现存第一部脂评本《红楼梦》：十六回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但很有意思的是，胡适一直不承认《红楼梦》的文学价值。1960年11月20日，他写信给苏雪林，说：

……我写了几万字考证《红楼梦》，差不多没有说过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猕猴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其实这一句话已经过分赞美《红楼梦》了。……在那一个浅陋而人人自命风流才士的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哪儿去。……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

胡适对《红楼梦》的贬低体现了两个问题：一方面，这说明胡适的文学鉴赏力确实是颇为有限的，但另一方面，胡适对《红楼梦》文学价值的忽视，却并没有限制他为红学做出极大贡献。这是因为胡适考据《红楼梦》的目的，并不是出于对《红楼梦》的衷心喜爱，而是出于对求证精神和考据方法的极大热忱：

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

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按，旧红学家）一班人的谬说。

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胡适《庐山游记》文末附注）

胡适做考据的真正动机和真正价值，也正在其中。

在1930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文选》的自序《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之中，胡适分五个领域（泛论思想的方法；论人生观；论中西文化；中国文学；整理国故）介绍了自己的思想，也为我们解释了他做小说考据的动机——他做小说考据，并不是为了吸引读者去读小说，而是为了推广他“思想学问的方法”：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胡适写道：

少年的朋友们，用这个方法来做学问，可以无大差失；用这种态度来做人处事，可以不至于被人蒙着眼睛牵着鼻子走。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抱着无限的爱和无限的希望，我很诚挚的把这一本小书贡献给全国的少年朋友！

如果我们要推荐一篇胡适的文章，作为他本人生平学术思想的浓缩概括，那就是这篇《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而如果还要进一步在这篇文章中再摘出几句话，来表明胡适平生治学的动机和理想，那就是上面这一段诚挚有力的话了。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必要过多关注胡适考据的选题和细节，但胡适考据的方法和精神，是值得我们珍存的。

原标题：《胡适：我如何做考据，为什么做考据？|读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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