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宪民：半生拍摄普通人，作品构成一部“中国民生图像史”

本周六（11月16日）“真理的慧眼 人民世纪——朱宪民摄影展”将于谢子龙影像艺术馆开幕，作为 该馆“典藏中国——中国摄影家经典收藏”系列的第一个展览，亦是开端之作。

中国摄影出版社曾于2017年出版发行《真理的慧眼 中国摄影家朱宪民》，该书是对朱宪民本人摄影艺术之路的一个相对完整的梳理与解读。接下来通过作品和其本人自述，了解一番即将展出的一幅幅经典之作，背后的故事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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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黄河边，长于黄河边。17岁离开家乡，70年代，他又回到黄河边上的故乡，从范县出发，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三角洲、东北和大西北，半个世纪以来，持之以恒地关注平民生活，用镜头定格了大时代变迁中普通民众的时光岁月和历史沧桑。作品意境深远，极具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他把大半生的精力都用来拍摄这些普通人，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今天，时间跨度超过五十年，成了一部“中国民生图像史”。

朱宪民的摄影作品，时间大跨度达五十多个年头，出版有《黄河中原人》《草原人》《黄河百姓》《中国黄河人》《百姓》《躁动》等摄影作品专集。

《黄河百姓》被誉为“迄今为止以影像方式全面表现‘黄河人’生存状态的、时间跨度最大的摄影专著”。先后在中国美术馆、日本、美国、巴黎、法国等地举办个人摄影艺术展。

国际著名摄影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称朱宪民的作品“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

生活即故事，故事即时代。或许我们能借由这个展览，重见曾经的中国，与中国人。

照片里的故事

文/朱宪民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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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64年在吉林拍的。火车上坐着的是学校上一届的应届毕业生下乡锻炼，拍摄的是下一届的学生们在火车边送别的场景。

拍摄的学校，是吉林省戏曲艺术专科学校。在1964年那个年代，毕业生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下乡锻炼半年或者一年，回来之后才能被分配工作。

这张照片，是那个特定历史阶段学生的状态，从服装到精神面貌，再到时代特点。你看孩子们的微笑，都特别天真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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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1966年，刚有《毛主席语录》，还没有“红书”，是简装版本的《毛主席语录》。照片中的小女孩当时只有三、四岁，很开心地对着镜头笑，天真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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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的天安门广场，那时候我已经调到北京。这是当时人们看降国旗时拍的。现在的天安门和那时候的完全不一样了，站台都拆掉，不再存在了。

这张照片，保留住了那个历史阶段人们的服装穿着，以及精神面貌：人们自由、张扬、扬眉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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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的大兴基本农田建设。那时候人们战天斗地，冬天搞农田基本建设，挖地、挖河、平整土地。文革期间，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等等，都是那个时期特殊的历史产物。而现在，冬天老百姓们已经不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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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的村子就在黄河渡口旁边，这样的场景一直是我内心深处的不会忘记的记忆。

1980年，我回到了我的出生地，去拍黄河百姓的照片。这些人都是当地的农民，他们要过黄河种地。两岸的百姓，有的从北岸到南岸种庄稼，有的从南岸到北岸。那时候没有桥，人们都靠木船摆渡过黄河种庄稼、赶集，来回渡过黄河的主要交通工具都是木船。

1980年距离现在已经快四十年，人们的服装和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今天的黄河，高速公路、八车道的大桥已经有了好几座，再也无法看见人们撑船划桨，摆渡过河的情景。当年，我也是坐着这样的船，渡过黄河，我们的母亲河。

坐木船过河，其实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有时候遇见大风或者旋涡，很有可能遭遇翻船。而和这样情景相关的，不管是什么场面，现在再也看不见了。改革开放以后，我的故乡变化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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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是改革开放刚开始的几年，已经有外地打工进北京的现象了，应该是第一批从农村进城市打工的人。那时候还没有大面积的建筑，都是小规模的城市建筑，来的人也不是很多。当时我听他们的口音，基本上来自山东、河南的人要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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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藏族小姑娘，是1986年在青海拍的。当时我正在拍《黄河百姓》，沿着黄河，从源头一直到入海口。到了黄河源头之后，我看到从藏族帐篷里出来一个小姑娘，从形象到服装、发型，展现出的是非常典型的80年代少数民族人民样貌。

藏族女孩的纯真、淳朴和善良深深打动了我，我很喜欢。三十几年过去，去年我回到那里用这张照片寻找当年的小孩，我没有找到，仔细想想，照片里的她也不过八、九岁，现在应该也四十几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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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珍宝岛，中苏边境发生冲突，这两个人都是当时的知识青年，插队到内蒙古的黄河边上。那时候边境比较紧张，基干民兵都发枪了，全都是真枪实弹。在边境线上，这些知识青年也是基干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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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云南一个边远山村里拍的，山村小学的学生每个人都背着一个小黑板。小孩们身上，穿的都是很现代品牌的衣服，但身上背的还是传统的教学用具。

这样的小黑板我以前也用过。那时候生活很困难，大家买不起笔和纸，所以就用这种小黑板，用粉笔在上面写字，写完了再擦掉，循环利用。这算是学校里最后的教学文具。

很多人的童年，尤其在中国，都是这样度过的。但到了今天，已经完全没有了。

2011年我去到云南，突然发现那里的学校还在用这种传统的教学用具。这勾起了我的童年回忆，让我想起几十年前上学时候的情景。其实照片也是在告诉现在城里的孩子，在边远的地方，还有这样一群人，生活得非常艰难。我记得这张照片拍完不久，这种现象也消失了。其实纪实摄影就是这样，记录这个时代即将消失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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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农村还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清一色的土坯房，一个砖瓦房也无，人们点羊油灯，在井里打水。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每家都没有餐厅，人们都在大街上吃饭，拿着粥和干粮。和我小时候一样。

这张拍摄的是爷爷和孙女。祖孙之间的情感，非常微妙的表现：孙女捧着碗，眼巴巴地看着爷爷能不能剩下点吃的东西。

这是当时中原人民生活最真实的场景记录，非常典型，不管是穿着还是他们手里的餐具。爷爷用的是粗瓷大碗，孙女用的搪瓷碗。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开始吹拂大地，老旧的生活方式还在继续，人们用的都是搪瓷碗。现在，家家户户还用搪瓷碗的已经很少很少了。

-记录中国-

决定拍摄黄河百姓，是在我到了北京之后。

1978年，我陪同法国纪实摄影师苏瓦约拍摄中国边疆，逐渐形成了自己纪实摄影的构想——拍摄自己的故乡和中原百姓。而在那之前，我已经拍了十几年中国。

为什么选择黄河？因为那里，是我出生地。

我17岁离开老家之前，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对黄河故土和黄河百姓有着深深的挚爱。情怀促使我产生这种意识和想法——去追溯我的童年生活场景，选择我最熟悉的土地和人民。我记忆里那里的老百姓，勤劳善良淳朴，默默地为国家和民族付出。我想把我出生的那片土地上农民的生活情景、劳动场景都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原黄河百姓。

那里年龄大的都是我的父老，年龄小的都是兄弟姐妹。我是带着一种割舍不掉的感情，去表现黄河两岸老百姓的生活场景。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几十年上下求索，黄河边留下了我不断回望故土的身影与足迹，我为黄河人的生存状态留下了最原汁原味的影像回忆，也最后记录了中国的农民形象。

后来，我走出了黄河，不再“局限”于家乡，只要是中国，都是“我”的家。

这次展览的照片，很大一部分呈现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变革——改革开放前后。我觉得这些影像，在中国的档案里、中国历史上，记录的是最珍贵的40年。它叫后人永远了解和记住我们中华民族的变化：40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今天又是什么样。

40年前人们最发愁的就是吃饱饭，可到了物质充足的今天，他们也在发愁，发愁减肥。

现在，不管是在他们的劳动工具，还是住房、交通，等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黄河两岸的人已经和城里人没有什么区别了。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他们这几十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变化，都被我留在了将永久流传的影像里。

我们经常说，影像能带给后人什么，这些记录中国变革的影像的呈现，是给后人以了解和反思。

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走过40年，这些影像非常有价值和意义，能让后人了解我们的父辈和祖辈是怎么经过几十年的变化，走到今天。

落后与发展，人们的快乐、淳朴、善良、勤劳，对土地的依恋、安贫乐道，祖祖辈辈的辛苦劳作，他们的执着与韧性....我拍了几十年，也让很多人看到这个伟大变革时代的影像，这就是它的意义。

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让我感到艺术的力度、严谨、完整，摄影原来和生活贴得这样紧，摄影原来可以“整日在街头寻找，随时准备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将活生生的生活完全记录下来”。

今后，我还会继续拍人。继续拍生活。时光一去不复返，过去已经停留在过去，而现在的每一天，也终会成为将来的“过去时”。今时今日的黄河岸边人民的生活状态，终有一天，会成为未来需要纪念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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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黄河边，长于黄河边，“母亲河”对黄河百姓来说，是有双重意义的：既是国家的母亲河，也是养育自己世世代代的母亲河。

中国数千年文明以来，前所未见巨变的世纪，人-社会-时代构成的朱宪民纪实摄影史的价值三部曲。回顾这些影像，就是回顾半个世纪中国人生活史，也等同于梳理世纪之交，中国人的心灵变化史。

影像的时间价值，就是“我坚信我拍的黄河，100年后还能体现它的价值。”

文章来源：谢子龙影像艺术馆

展览信息

展览地点：谢子龙影像艺术馆三楼6展厅（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洋湖街道潇湘南路3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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