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杭州何以成为“东南第一州”？

自隋唐以来，伴随着经济中心南移，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逐渐超过北方，并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杭州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东南地区乃至全国中心城市。11月16-17日，2019年杭州文史论坛暨“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千年以来东南地区文化区位重构与杭州的崛起”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本次会议由杭州市政协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科研院所等百余位学者与会，共同讨论东南地区经济文化格局重构、钱塘江流域开发及其中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等问题。澎湃新闻选取做主题报告的三位学者发言，择其精要，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研讨会现场（本文图片均由徐晓玉拍摄）

六朝时期的浙东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楼劲研究员作题为《六朝浙东与钱唐升州》的报告，主要讨论六朝时期浙东地区的发展，及其与钱唐在南朝梁陈至隋升格为郡州的关联。

他回溯历史，指出浙东地区多被视为东南沿海“海贼”出没和诸越活跃的偏远之地，秦汉以来朝廷及江东扬州大区的布局中，浙西与浙东关系的要点在于备海与制越。浙东门户一直由浙西吴郡控制，这种局面虽然自孙吴、两晋延续到了南朝，但是也有变化：一是孙吴以来备海与制越的重心已前移至浙东地区；二是自东晋至于南朝，浙东开始向州级政区过渡；三是随着浙东、西多重联系的日趋密切，东晋以来两地相互依赖的一面已更为突出。

及至六朝，浙东作为备海制越的战略重镇，已逐渐在相伴而来的挑战和机遇中摘掉了偏远叵测之地的帽子，而贯穿其间的则是其从受制于吴中到地位与之相仿而相互依赖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太湖流域尤其杭嘉湖平原与浙东的宁绍平原已在诸多方面连为一体，其西其南山区与沿海平原的联系也已空前密切，从而使浙水两岸归属吴郡的布局失去了必要，也使钱唐作为联结浙东和浙西的最要枢纽，更多地承担了经济文化等多重联系的功能，这就为梁陈至隋升之为郡州提供了条件。

六朝除孙吴一度建都武昌外，一直都依托江东面向北方而建都于建康(孙吴称建业)，浙东由此成为切近都城腹心的重要地区。楼劲接下来详细考察了此期建康与时人所称“东土”会稽的关系，指出六朝会稽与江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康之间的特定联系和密切交流，使得各方人物、多种资源不断纷聚于此又影响于外，让该地区发展获得诸多推动，区位优势得以发扬、升级，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浙东各方面发展的重大机遇和两浙关系日趋紧密的难得条件。这些无疑都极有利于提高钱唐这个通向浙东最要渡口的地位，构成了其在六朝后期由县升郡，至隋又由郡升州的又一背景。

最后，楼劲细致梳理了六朝浙东佛教与道教的发展情况。他认为宗教信仰及精神世界的走向，既与诸政治、经济和文化趋势交织啮合密不可分，又居于一般思想观念上流而特具深入人心、能动先行的性质。正是由于精神世界上日益趋于一体，才最终奠定了六朝时期杭嘉湖与宁绍平原地区的一体化，消解了浙水东西两岸地带长期由吴郡控制的局面；也正是由于唐以来信仰层面出现了新的态势，在儒释道渐趋交融之余又有其他“惑世诬民之鬼道”流播，从而潜伏了浙东及两浙关系发展的又一轮波澜。

隋唐至北宋杭州的发展轨迹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陈志坚副教授作题为《杭州何以成为“东南第一州”——隋唐至北宋杭州的发展轨迹》的报告，接续第一位报告人的研究时段，从经济、政治、人口、军事等方面梳理杭州自隋唐至北宋的发展。

陈志坚将杭州从钱唐县成长为“东南第一州”的历史轨迹划分成四个阶段。首先，隋代为发端期。杭州的优势很突出，其交通、军事地理条件很好，这是杭州发展的基础。隋开皇九年（589年），杭州立州，最初杭州的州治设在余杭县，取余杭的“杭”字以名州，称“杭州”；后来改郡名，则称为“余杭郡”；到了第二年，杭州的治所迁到了钱唐县。隋新设杭州，从政治和行政角度，为杭州的城市发展准备了很好的起点；而大运河的开通，从城市经济（包括人口）的角度，为杭州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

其次，唐代为奠基期。漫长的唐朝为杭州的城市发展夯实了基础，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杭州城市经济的突出发展；二是城市建设和城市面貌的很大改观。杭州城市发展的特殊之处在于所辖地不广，农田不多，农业经济总量有限，但是城市经济相对而言特别发达。这很大程度上是由杭州的交通优势而决定的贸易便利，导致城市商业特别发达。到了唐后期，杭州在城市建设方面有了很大突破，体现在几个方面：海塘和沙河的修建，西湖的整治和开发，六井系统的建设等等，都使得杭州的城市面貌有很大改观，由聚落“点”，逐步沿运河汇成“线”，并向“面”扩展。另外，由于诗人的传颂，西湖的整治，使得杭州美景名扬全国，美誉度和认知度得到很大提升，不过政治地位尚有很大不足。

再次，唐末是关键转折时期。在唐末的动荡时期，杭州凭借着军事优势，获得了对越州、苏州两地的压制性胜利，而成功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区域中心。杭州的军事优势，是由于地处“边缘”，而较早地出现了“乡兵”这种扎根地方的军事组织，而最终成型的“八都兵”在唐末大分裂局面中，夺得先机，占据了军事优势。并进一步在击败越州、苏州后，钱镠一举获得浙东浙西两道节度使头衔，将军事优势转换为了了政治优势。而钱镠坚定的执行“杭州本位政策”也使杭州的区域中心城市地位不断获得稳固。

最后，吴越国、北宋是巩固发展期。吴越国时期，杭州发展的“红利”与其“首都”地位有重要关系，人口的聚集，赋税的集中等等，海外贸易的发达也使得杭州的城市经济受人瞩目；另外，东南佛国的建设，对杭州城市美誉度提升有很大作用。而北宋时期的杭州，虽然对本地区的经济吸取力度降低，但也最大程度上继承了吴越国时期的政治地位，成为两浙路的路治所在，这也进一步巩固了杭州的区域中心地位。而城市经济和城市人口方面，也继承了唐代以来的特色，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甚至领先于全国。在城市美誉度上，“东南第一州”也获得了时人的普遍认可。

陈志坚副教授

明代杭州的城市社会与生活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冯贤亮教授作题为《儇巧繁华：明代杭州的城市社会与生活》的报告，接续前两位报告人的研究时段，他爬梳史料，以杭州为切入点，力图展示明代城市社会发展的多样化与生活变化的繁复。

报告首先从明代的环境入手，揭示区域内的自然环境与人工改造，时刻影响着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生产。杭州地区内部环境的差异极大，田土的肥瘠高下不等，对民众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一方有一方之物”，所谓“山之竹木，海之鱼盐、泽国菱芡、斥卤木棉、莽乡羊豕之类”，不同的环境可以营造出不同的生存方式和生产选择。以杭州为代表的明代中国东南社会,由于开发的加深、民生的广泛拓展，出现了一些“窘迫”的景象，集中的体现就是所谓“人稠地狭”，由此导致人们的谋生之途发生许多大的变革，多样化的经营或生产方式被导入进来，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消费的兴盛与生活的繁荣。杭州社会的情形很能体现明代社会与生活的复杂性。

此外，“江南水乡”也是杭州的一大标签。就河湖水系而言，杭州地区基本是以杭州城为中心而辅展的，包括了钱塘江及其上游富春江与桐江、松溪、葛溪、桐溪、韵溪、胥溪、武强溪、寿昌溪、与金华等府沟通的东阳江、通往皖南徽州府的新安江、湖州府的水源主干道之一东苕溪，以及南方大运河的最后一段，内部各类小河溪港更是难以计数。行人、运货、农田的增肥都不能离开船的运输，水运也构成了杭州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接着，冯贤亮将视角转向了经济生活。明代的杭州经济生活繁华，城乡经济活跃，生活方便，信息便捷，流动人口较多，服务行业兴盛，文人、乡宦、青楼名妓、侠客频出，更有许多奢侈性的消费场所。当时的社会生活景象，基本上可说是“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在嘉靖以后，风俗日奢，消费增加，既提供给民众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使整个明末社会风气发生较大的变迁，改变了嘉靖以前较为宽厚的政治风气，使贪贿成风，且恬为不怪。

经济生活的广泛扩展，使得民间风习中的许多固有传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譬如，历来讲求传统礼仪的婚丧嫁娶都开始慢慢发生了转变。在婚姻中，最违碍礼仪的当属杭州地区流行的“荒亲”礼。相传此俗始于宋代，但极罕见，到明代中后期才流行起来，不仅一般平民，即便士大夫家也多有此举，所以明代杭州地方官绅在编地方志时，特地予以记载：“愚民无知，或不足责，奈何诗礼之家亦复如是?”明末文坛宗师钱谦益曾忆及钱塘江家曾行荒亲之礼，而江家即为诗礼之家。这些都说明，杭州地区独特的风习与时代的变迁颇有关联。

冯贤亮最后指出，在明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发展较诸中国其他地域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其繁复、多样的经济生活，城市与乡村日常的诸多不同，民众生活的起伏与风气变革，都在这样一个地域中展现得十分清晰。而杭州城作为东南大都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又常常引起时人与后世人们更多的怀想，文人笔录中展现出的各种细致描述，从诸多侧面丰富了明代杭州的历史。 

冯贤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