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

本报记者

杨春序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2017级本科生

2012年，海宁博物馆义务文保员张云鹏在即将拆迁的海宁化肥厂的一间矮房里面发现了两根花岗岩石柱。上方有一块后来搭上去的石板，构成了一个坐西向东的小石桌。这里已经多年无人问津，只有房外的一树蜡梅在绽放。

这里是诗人徐志摩墓葬的旧址。八十年前，在同样料峭的春寒中，徐志摩的遗体在这里——他自己的故乡落葬。这位在当世与后世都饱受赞扬与诟病的诗人终于随云而去，其挚友胡适在悼念文章中写道：“志摩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

康桥背后

徐志摩虽因其诗作闻名于世，但他的本意并非成为一名诗人。1918年8月，徐志摩踏上了“南京”号轮船，从上海十六浦码头启行赴美留学。在克拉克大学，徐志摩的志趣主要放在政治学和哲学上。他与同宿舍的董任坚等人定下章程，每日六时起身，七时朝会，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几人按此规程执行，刻苦读书，想用书生意气改变时局，按照他自己的话就是“善用其所学，而利导我国家”。

多年以后，他这样解释自己的选择：“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 ！”

1919年，获得克拉克大学一等荣誉学位后，徐志摩来到纽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在这里，徐志摩接触了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并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和书评，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他也因此在当时被同学称为“鲍雪微客”（即“布尔什维克”）。

在美国，徐志摩读到了罗素的著作，其冷静理性和对心灵自由的倡导“如同闪电霹雳般”击向了这位年少轻狂的学子，罗素也成为了徐志摩一生的精神导师。为了见到罗素一面，徐志摩放弃了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甚至连硕士毕业论文都没有来得及写完，就立刻动身前往英国。

徐志摩此行完全是基于“激情的驱赶”。他没有预先办理英国大学的入学程序，没有与罗素本人接洽，甚至连罗素的动向也不甚了解。他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写道：“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罗素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伏尔泰）认真念一点书去。”

所以，他不出意外地扑了个空——1916年，罗素就因倡导和平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除名。很有意思的是，在徐志摩风尘仆仆奔赴英国时，罗素正好刚刚踏上前往中国的旅程，还在中国与徐志摩的叔父相谈甚欢。

徐志摩于是就留在英国等待罗素访中归来——他本觉得既然是访问，有一两个月就足够了。但让徐志摩没想到的是，罗素在中国停留了近一年。在英国的等待让徐志摩误了秋季的开学，无奈的他只好一边等候罗素，一边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政治学。

在伦敦，徐志摩渐渐发现了自己对诗学的兴趣。十年后，他如此回忆：“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在康河河畔，徐志摩的诗情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他开始发疯似地写诗，“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

纵横文坛

1922年，徐志摩决定返回中国。这年9月，徐志摩乘坐“三岛丸”号辗转回到上海。靠近码头时，天色将晚，他拿起望远镜向岸上望去，渐次地望见了父亲和亲友。

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做一个诗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往往对诗人要求过于苛刻，规范的尺度则过于狭窄。尤其在大变动，大撞击的现代中国，诗人如果不为大众的生活服务、不遵循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原则，则会被冷落、嘲弄，甚至受到人们众口交矢、围攻式的批判与抨击。

但徐志摩就怀着一腔热血，回到中国做了一个诗人。回国初期，徐志摩“骁勇善战”，不仅诗文频频刊载，还时不时引起一场又一场的论战。

1923年5月，徐志摩的在文艺随笔《坏诗，假诗，形似诗》中批评郭沫若的诗句“泪眼滔滔”，并戏谑道“现在我们这位诗人回到了他三个月前的故寓，这三个月内也不曾经过重大的变迁，就算他感情强烈，就使眼泪’富裕‘，也何至于像海浪一样的滔滔而来！”此文一出，就立刻受到郭沫若和成仿吾的反击：“你的用意，全在攻击沫若和那句诗，全在侮辱沫若的价格……只是越穷越硬！”

1924年春天，徐志摩悄悄在住房门外的墙上挂出了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三个字——“新月社”，在中国新诗界影响极大的组织——“新月派”也在此基础上成立。

“新月”的名字来自于泰戈尔的《新月集》，但新月社成立之初却不是为了文学创作，而是为了演戏。徐志摩说：“我们想集合几个人的力量，自编戏自演，要得的请人来看，要不得的反正是自己好玩。”

经过几年的读书会和戏剧排演，徐志摩开始准备创办一本杂志，用于收集发表新诗作品。1928年元旦当天，徐志摩在日记中记下一句话：“新月决定办。”同年三月，《新月》杂志创刊号印发，第一篇就是徐志摩的创刊词《新月的态度》，开篇就是一句气宇轩昂的宣言：“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由于徐志摩在文界的影响力，《新月》的投稿十分踊跃。一群欧美留学归来的知识精英集结起来，按照自己的路数，抒发性灵、指斥腐恶，“既显现各自人格的光辉，又显现各自批判社会的勇气”。

旁人奇怪的是：负着这么高尚的使命，他们的生活竟然是那样的轻松惬意。要约稿了，一个饭局；要定稿了，再一个饭局。慢慢地，这成了规矩——《新月》每周都有次饭局，每次两桌。虽然饭局的目的是讨论杂志的约稿组稿，但徐志摩一来，就让整个饭局的空气快活起来——他从不谈文学，谈得都是吃、穿、头发、玩。这招致了立身很正的鲁迅的不满。鲁迅骂徐志摩是“流氓”：不谈文学，只谈风月。后来郭沫若听说了这件事，也只是一笑置之：“当然，鲁迅除了自己什么人都骂。”

多情与薄情

徐志摩一生最引世人争议的就是他对待爱情与婚姻的态度。虽然后人常常将他的爱情观看作“新时代的自由浪漫”，但仍难掩他的多情和薄情。

1915年，徐志摩与发妻张幼仪成婚。婚事之前就已经由张幼仪的四哥张公权和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敲定。成婚前一年，徐志摩已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事前对于这段婚姻虽不是全无了解，但也绝非主动情愿。双方的家族显然都对这场联姻十分重视，婚礼办得浩大奢华。为了买到称心的嫁妆，张家专门派人去欧洲采购，嫁妆的体积大到无法用火车车厢运送，必须由张幼仪的家人从上海船运到硖石。

虽然婚礼风风光光，但徐志摩对这桩婚姻并不满意。他本性浪漫自由，无论是对“土包子”张幼仪还是这门婚事本身都有意排斥。结婚后，徐志摩对张幼仪甚是冷淡，再加之徐志摩接连留学美国与英国，基本不在家中落脚，结婚四年来两人真正相处也只有四个月。

因恐二人聚少离多感情生变，张幼仪的二哥敦促张幼仪赴英与徐志摩一同生活，徐志摩也发来信件支持张幼仪来英。满心欢喜的张幼仪当即启程，但到达马赛之后却心灰意冷——聪慧的张幼仪能看得出来，徐志摩其实并不想见到自己，只是碍于二哥张君劢和家中的压力才勉强邀请。

此时，多情的徐志摩已经恋上留英的女学生林徽因，对张幼仪也就愈加冷淡。1921年8月，张幼仪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怀孕期间既无法料理家务，也无法在这养育婴儿，还不如回硖石老家。她左思右想了好几天，才把这件事告诉丈夫徐志摩。可薄情的徐志摩当时就不假思考地说：“把孩子打掉。”

张幼仪呆住了——她万万未料到得到的是这种回答。在当时，打胎有很大的风险，只有濒临绝境的女人才会冒险打胎。沉默了一会，张幼仪小心翼翼地问：“我听说有人打胎死掉的啊。”徐志摩冷冷地回答：“还有人因为火车肇事死掉的呢，便不坐火车了吗？”说罢，他便扭过脸不再看张幼仪。

张幼仪最终也没等到徐志摩对孩子的关切，反而等到徐志摩的离婚请求。徐志摩时不时消失，直到一天他托黄子美拜访张幼仪，直截了当地说“徐志摩不要你了。”

张幼仪对徐志摩失望气愤到了极点，却也无可奈何。她给二哥写信，说明情况后说自己想打掉孩子。二哥当即回信，“万勿打胎，兄愿收养。”1922年，张幼仪在柏林产下一个男孩——张幼仪不甚满意，她希望要一个自己的模子，而不是徐志摩的翻版。

低落的张幼仪接受了徐志摩的离婚请求，当即返回中国。

徐志摩虽得偿所愿，但他对林徽因的追求也并不如意。他追随林徽因回国后，才知道林徽因与梁思成已有婚约。但他仍不死心，隔三差五去拜访二人。一来二去，自然引起梁思成的反感。于是，梁思成在门上贴一纸条，上书“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徐志摩一见，只得怏怏而去。

戛然落幕

随着对林徽因的热情逐渐冷却，徐志摩又恋上了已为人妻的陆小曼。陆小曼的丈夫王赓从清华学堂毕业后就赴西点军校学习，他有一套严格的“制度”——每周一至周六早上是工作时间，绝不玩乐。这让浪漫的陆小曼觉得呆板无趣。恰巧这时徐志摩从英国归来，便时常陪着陆小曼玩乐。

王赓很快发觉了二人的私情。他也知道，自己与陆小曼生活习性不合，再维持下去也无意义，便提出离婚。不久，徐志摩和陆小曼成婚。他们的爱情自然不被普遍接受，甚至连证婚人梁启超也在婚礼上发表了一通严厉的训词：“徐志摩，陆小曼！你们的生命，之前很经过些波澜，当中也感受到不少的痛苦。……这些痛苦与误解，或许有小半是你们自找的吧！”又补充“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

正如梁启超所预言的，二人的婚后生活并不美满。一开始，二人还算甜蜜，陆小曼喜欢撒娇，剩下半饭碗，就赖皮的推给徐志摩吃，要上楼休息了，就撒娇要让徐志摩抱她上楼。但陆小曼的做派很快就招致公婆的不满，直至徐家断绝了对徐志摩的一切经济支持。

陆小曼本就是浪漫风流的交际花，吃穿用度也不懂节制，让徐志摩时常捉襟见肘，不得不就职于北京大学赚取生活费。后来，陆小曼又染上了鸦片，整日颓靡，让徐志摩很是痛心。在又一次的争吵后，徐志摩气愤地离家出走。陆小曼也不是真的想要和他吵架，只是胸中淤积无处释放所说的气话而已。随后陆小曼就给出走的徐志摩写信道歉：“志摩……我不是醉，我只是难受，只是心里苦……”但最终徐志摩也未能看到这封信。

1931年11月19日下午三时，梁思成雇车到南苑机场接即将从徐州返京的徐志摩。他们在南苑等至四时半，徐志摩还未出现，只得返回。胡适听林徽因说此事后，即已怀疑飞机途中出现变故。20日早上，胡适在《北京晨报》上看到“京平北上机肇祸，昨在济南坠落；机身全焚，乘客司机均烧死”，才知道徐志摩已经遇难。徐志摩行前曾对朋友说的“再不回北京了”竟一语成谶。

追悼会后，徐志摩的遗体被运回徐志摩的故乡浙江嘉兴硖石安葬，这位游子用一生画出一个巨大的圆，最终停在了自己的故乡。

徐志摩的身后事并不平静。文革初期，徐志摩家乡的乡民误信谣言，以为徐志摩遗体的脑袋是金制，将其墓碑扳倒、墓穴掘开。自然未能如愿的乡民将墓室搬空，并把墓碑远远丢到了山脚下。墓被毁后，石料陆续被附近农民运走，至今流落在硖石各处。1983年，徐志摩的墓地才被重新修建。由于时过境迁，遗骨已经无法找到，新的墓室中摆放的是一块庐山金星石。

多年以前，徐志摩就已经在诗中提到了死亡。

要是不幸死了，我就变一个萤火，

在这园里，挨着草根，暗沉沉的飞，

黄昏飞到半夜，半夜飞到天明，

只愿天空不生云，我望得见天天上那颗不变的大星，那是你，

但愿你为我多放光明，隔着夜，

隔着天，通着恋爱的灵犀一点……

——《翡冷翠的一夜》

参考资料

1.《徐志摩传》韩石山，2010

2.《徐志摩自传》徐志摩

3.《徐志摩新传》 梁锡华，1979

4.《〈猛虎集〉序》徐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