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李显龙夫妇为何这样看香港：世界政治鱼尾曲线正在展开

最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夫妇的涉港言论成为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

10月15日，李显龙对新加坡国内发出警告，“如果中国香港近期的事发生在新加坡，外界对新加坡的信心将被摧毁，新加坡肯定会完蛋”。

此前，他在一场大学生对话会中称，中国香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必须遵守“一国两制”，外人不应该干涉。

他的夫人、新加坡淡马锡控股首席执行官何晶则公开发文表示：“英国人匆匆为香港留下未经深思熟虑的政治结构，既对香港无益，也并非通往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的可行之路。”

她表示，只有当香港特区在中国、为中国发挥作用时，才能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角色。

香港模式vs新加坡模式

香港特区、新加坡一向被视为远东的“双城计”，是两种不同制度、不同模式的代表。

香港特区曾是经典的英国殖民地式民主制度，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分立，且立法、司法大权集中在英国人手中，即便是回归22年后的今天，这两个权力还是没有实质性回到香港特区人的手中，这也是造成今天如此乱象的重要根源之一。

此外香港这个号称全球最自由、最规范的国际自由贸易港，一方面是建立在高度法治化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则是依托以“小政府、大市场”为特色的制度保障，这也是让一些人津津乐道、艳羡不已的“制度优势”之一。

然而，残酷的现实让这些人猝不及防，香港不但乱了，而且乱象难看：法治化成了大笑话，香港“黑衣人”在打砸烧抢上并不亚于黑社会分子。

简言之，“香港模式”遭遇内生性挫败。

美国彭博新闻社报道称，高达40亿美元的资金在今年4月至8月间从香港特区流到了新加坡，认为新加坡从香港乱局中“获利”，这让一些香港人开始将新加坡视为“竞争对手”。

这一报道用何晶的话说是“简直是搞错了重点”！因为，香港的问题不在于资金流走而在于制度弊病，新加坡则胜在制度优势。

新加坡是“威权政治”的典范、“强人政治”的代表，而这并不是西方欣赏的制度，因为西方人一直在研究新加坡能否从“威权”转向西式民主。

李家父子两代遵循现代型的“集权政治”模式，极其成功地经营地方很小的新加坡。

李光耀创建的人民行动党自1959年执政以来，继承了英国殖民者的议会民主制，但又加以改造，形成了符合自身国情的威权政治：

一是允许反对党合法存在并参加议席的竞争，但始终保持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执政地位稳固；

二是崇尚精英治国，想成为人民行动党议员需要严苛的筛选和考核，只有获胜者才有资格参与制定国家发展政策；

三是新加坡依然保留限制西式民主自由的法律，包括准许不经审判就拘留人可达两年的内部安全法。

因为，李光耀认为，“先有经济发展才有政治民主”，政治民主并不意味政治倾轧和争权夺利，民主政治的运作要以秩序、纪律为前提，新加坡威权政治的主要载体是“强大而有效的政府”。

实践证明，这种“大政府、有限市场”的模式在新加坡是成功的。李显龙的上述警告，反映出他对香港特区制度的“反感”与“戒备”。

美英政治模式面临挑战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政治模式的核心是“大市场、自由化、小政府”，为此遵循的是“法制—制度—政策”这样的顺序，即用立法方式确定社会契约关系，抑制政府的“有形之手”，保障自由化与产权独立。

其中，美国宪法将欧洲启蒙思想家的学说和美国的现实相结合，在美国建立了不同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总统制、联邦制、代议共和制相结合的国家制度，宪法所确立的主权在民、三权分立、共和制等原则,为美国在此后两百多年间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也为后来许多国家所效仿。

然而时至今日，这个逻辑顺序乱了！

美国开始带头破坏法制精神与法律体系，特朗普随意“退群”、“建墙”、不交联合国会费、用Twitter治国理政、滥用总统权威逼迫乌克兰调查拜登儿子的腐败问题等，无不显示出美国精英们法律意识淡漠与法制精神消退，致使随机性政策乃至上不了台面的“小动作”频频登台亮相。

一个共性认识是美国开始丢弃西方政治文明的精华与精髓，正在由规范走向混乱。

跟它相伴而行的还有英国，在脱欧问题上，英国政府、政治精英们的表现令人大失所望，完全没有体现出英国引以为荣的、延续几百年卓尔不凡的高超政治手段与制度优势，反倒像无头苍蝇一样，只会嗡嗡叫、原地打转，挣扎在各种应景、应急性政策的攻击谩骂、讨价还价中，早就看不到“法的精神”与帝国体面了。

至此，世界政治的鱼尾曲线已经勾勒出来，即中国遵循的从“政策—制度—法制”发展逻辑，起步于不规范、不完备的制度、法制基础，通过政策的不断调整、完善、总结、归 纳，上升到制度确定与法制锁定，走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而美英等西方国家或地区则乱了方寸，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市场经济、西式民主制度陷入史无前例的危急中，难以自救。

原有的模式、法制、理念纷纷失灵、失效，被民粹主义压制势头，于是政治投机流行、妥协退让成风，在背弃法制、做空制度的过程中，善巧方便的政策成了政治人物的救命稻草，经历了一条从“法制—制度—政策”的由治到乱的下行线。

法国总统马克龙哀叹“西方霸权的终结”，与其说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漏洞与民主制度弊病造成的，不如说是这种政治治理模式不再适应当下的时代需求，既无法解决新矛盾——尽管这些矛盾都是这个体制内生性的、与生俱来的问题，又无法靠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实现平衡与效率。

简言之，它过时了。

西式政治下行的客观规律

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未来的政治模式、制度体制很可能在交叉、碰撞中，相互吸收、彼此融合，差距越来越小，形式越来越像，大道至简、万宗归一。

但是有一个根本性的因素决定了上述两条曲线之间的距离长短，那就是隐藏在两条曲线背后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即通常所说的对真理的态度。

西方社会历史上长期受宗教思想影响，信奉上帝、向往天堂，扼杀怀疑、禁锢思维，相信终极真理，直到文艺复兴才重新回归人本身，但这种思维方式却在西方人头脑中扎下了根。

近代以来，西方得益于政治体制、科学技术的优越性大杀四方、纵横四海，让西方人开始觉得自己的胜利是基督降临式的“天命所归”，自己的制度可以作为“历史的终结”来“格式化”其他文明与政治体制，傲慢的认识促使西方精英迷信自己的体制，并认定为这就是“终极真理”。

这已经成了西方主流“教科书式”的思维方式与真理标准。

中国思维方式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中庸，不极端不消极，讲究天人合一的“和合之道”，在方法论上善于吸收，更擅长融合，在动态调整中始终恪守平衡、协调，用西方标准概括起来就是信奉“过程真理”，即一切都在过程中消化、完善、提升。

这种信奉过程真理的思维方式，在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困局中具有天然优势。

历史发展的每个时代都有阶段性难题，各文明、各主体解决难题的方式方法也各不相同，西方的政治制度、思维方式、真理标准只在一段时间内保持有效性，这就决定了它的那条曲线在未来可能会加速下行，这是客观规律。

正如古代四大文明古国就只有中国的文明是传承有序一样，中华文明信奉的过程真理模式发展延续了几千年，将来还会延续下去，因为它的本质是坚持发展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