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边祐子：基督教传教与日本的开国

渡边祐子教授是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现为明治学院大学教养教育中心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基督教史、近代中日基督教交流史等。先后参与《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与“热河传教”》、《超越边界的基督教》（2011年）等著作的编撰工作，发表过《清末扬州教案》（1994年）、《在华传教士与不平等条约》（2005年）、《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与基督教——1860年至1949年》、《伪满洲国的基督教教育与国民道德》等数十篇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

渡边祐子

2019年9-10月期间，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渡边祐子（Watanabe Yuko）教授应邀在上海大学文学院连续作了三场有关日本基督教史的学术讲座。9月17日的第一场讲座题为“日本的开国与基督教——以日本政府的基督教政策为中心”。她在本次讲座中，就1853年开国以后日本政府对基督教政策的转变过程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与评析。

1549年以后的天主教史和宗教政策

讲座伊始，渡边教授首先就1549年天主教传入日本以后的发展过程展开介绍。16世纪到17世纪日本的基督教史主要是天主教史。1549年至1630年代是日本吉利支丹（天主教徒）的世纪。1549年，圣方济・沙勿略来日。初期传教士主要活动在九州至山口县，再到京都等西日本地区，而16世纪末基督教传到了关东、东北、虾夷地（今北海道）等地。在这70年间传教活动几近遍及日本全境。在1614年发布禁教令时，吉利支丹的人数为37万人左右。到了1630年代，80年间共有76万人改信基督教。

讲座现场

在织田信长的时代（1573-1581年），他的宗教政策是保护基督教的。因为织田信长本人与佛教势力对立，所以利用基督教势力来与之对抗。在此期间，四位少年被任命为天正遣欧使节留学罗马，不过他们实际出发的时间为1582年，此时织田已离世。

随后的丰臣秀吉时代（1583-1598）期间，“伴天连追放令（传教士放逐令）”被发布两次。这是因为丰臣秀吉对天主教徒背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持有疑心。此外，九州吉利支丹大名们的非常团结，丰臣也担心他们会妨碍自己的统一大业。基于以上的考虑，他采取了极具政治性判断的基督教政策，但是由于未予彻底镇压，结果反而助长了基督教势力的扩大。在此期间，出现了殉教的情况。1597年，6名传教士和20名日本人被处磔刑。今天，长崎市西坂有一处为他们而建的名为“26圣人殉教之地”的纪念地，殉教者中甚至有未成年的少年：14岁的托马斯·小崎和12岁的路易斯·茨木。

而到了德川幕府时代，其政权下的基督教发展情况如下。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时期，限制新的传教士入境，对已居住于日本的传教士，虽然允其继续滞留，但禁止布道。1612年下达了禁教令，但限定了地区。于是很多吉利支丹逃往禁令鞭长莫及的长崎。1614年的伴天连追放令被发布后，禁教以及对传教士、教徒的迫害扩大至全国。但是尚有许多传教士潜伏于日本，继续布教。此后禁教令不断强化，同时逐步确立了锁国体制。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于1616年，发布了《伴天连宗门御制禁奉书》。此后，京都、东北的吉利支丹被大力镇压。第三代将军徳川家光于1633年发布最初的锁国令。后来又下达几次锁国令，到1639年锁国体制几近完成。1643年，最后一位日本人神父殉教。

实施锁国体制的最大目的是防范和镇压基督教。那么德川政权是如何维持禁止基督教的体制的呢？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揭发吉利支丹，相互监视；寺请制度，即发行证明寺庙“檀徒（施主）”身份的“寺请状”；踏绘；揭发禁书，尤其警惕来自中国的进口书籍。将《天主实义》（利玛窦）、《职方外记》（艾儒略）等32种书，定为禁书，相关史料留下了许多。例如有各种各样的踏绘留存了下来，有铜制的，也有纸制的。再例如1682年禁止吉利支丹的高札（法规），内容是鼓励告密的，是现存高札中，年代颇为久远的一张。

开国与基督教

1、开国前后的经过

自18世纪后半叶，以俄船来日为始，很多外籍船只出没于日本近海。因此1825年，下达“异国船无二念打拂令”，即异国船只统一驱逐令。中国爆发鸦片战争，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后，日本政府于1842年发布了“薪水给予令”。1853年，黑船来航。幕府决定开国。随后1854年佩里来航至神奈川海。开放下田、箱馆。1856年，清国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天津条约》被迫签订的时候，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并与荷俄英法缔结条约。1859年，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来日。1860年，《北京条约》被迫签订。1865年，日本迎来了吉利支丹的复活。

可以看出，清政府遭受外国势力入侵时，江户幕府密切关注清国的动向，摸索对外政策。作为具体例子，对1858年所缔结的两份条约进行比较。清国与英法美俄各国所缔结的条约《天津条约》中，承认基督教的内地布教。两年后所缔结的《北京条约》的条目中基督教的布教权进一步被强化。由此，1860年以后中国发生了无数的教案。而日本与美国缔结《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时的谈判对象为热忱的基督徒——汤森·哈里斯，他要求承认美国人的信教自由，废止踏绘。该条约中有关宗教的部分包括：允许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居留地的美国人（外国人）建立礼拜堂礼拜。但是，美国人不得妨碍日本人的宗教活动。相互之间不应就对方的信仰而起争端。而长崎实行的踏绘已经予以废止。

当然，允许住在居留地内的外国人遵守礼拜，并不意味着日本人可以自由地信仰基督教。和从前一样，对日本人的布教活动依然被禁止。可以看出，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美国的要求，同时也坚持贯彻不复清国之覆辙的坚定态度。第二年，哈里斯要求全面接触基督教禁令，但是被日本政府拒绝。其中需要注意的是，幕府末期以后日本对基督教的政策，同基督教之外的外交政策一样，是与清国的状况深刻相连的。

2、吉利支丹的复活

1865年，长崎外国人居留地的天主堂竣工。隔一月，潜伏的基督徒拜访天主堂，向传教士坦白，自己实际上是基督徒。1867年，有基督徒拒绝举办佛教式的葬礼。长崎奉行就此事进行调查，揭发和逮捕了教会中人。此事遭到了各国领事的强烈抗议。而幕府以弃教为条件予以释放。此后，有关基督教的问题由明治维新政府处理。

3、明治政府的基督教政策

锁国体制下坚持实行的对基督教的防范和镇压政策，在开国之后是如何转变的呢？

首先日本经历了神道国家主义的确立。1868年2月10日、于太政官（最高官厅）设置神祇科。其宗旨为推行神道国家主义，建立以天皇为顶点的绝对主义国家。同年3月、神佛分离令的发布逐渐发展成废佛毁释运动。运动中，神社里的佛像佛具、寺院被彻底破坏和排除。

1869年6月，创建东京招魂社，以祭祀官军（讨幕军）战死者。这也是靖国神社的前身。而有关基督教的对策则照旧没变。相关的史料有“关于基督教邪宗门（宗门即指宗派，教团） ，和从前一样坚决禁止。如有可疑之人，请举报附近的官厅。（对举报之人）将给予奖赏”，这段文字被记在高札上，公布在十字路口处。

在基督徒问题上，日本承受着外交压力。自1868年3月至4月，明治政府判浦上（长崎）的吉利支丹流放罪，使英国公使巴夏礼提出抗议。另一方面，美国公使对高札的内容提出了抗议。高札上写道：“如从前坚决禁止吉利支丹宗门——坚决禁止邪宗门”，对此他表示“基督教是我们的宗教，我们无法坐视（明治政府）将其视为邪教。这是一个外交问题”。

日本政府基于对佛教影响力之大及其教化能力的重新认识，转换神道国教化政策。构想着重新着手争取佛教势力，希望利用佛教防范和镇压基督教，由此诞生国家神道。其中，应该注意的一点是国家神道并非国教。但同时，外国公使们要求纠正基督教政策之声逐渐强硬。

日本政府作出了派遣岩仓使团与撤去高札的决定。派遣使团的目的是为修约交涉作准备，同时也是为了推行符合“万国公法”的国内改革（即为了建设近代国家），而视察欧美社会。提出这个意见的是传教士威尔贝克。使团以岩仓具视为首、共107名，由萨摩藩和长州藩为主的年青者组成，包括大久保、伊藤、木户等。1871年，岩仓使团向美国启程，1872年6月赴英国，翌年9月归国。使团所到之处，遭遇对于禁制吉利支丹的严厉批判，和强烈要求信教自由，诉求宗教宽容的必要性的呼声。最终1872年2月岩仓从滞留地比利时向日本国内发出电报，向政府提出撤除高札。但是此举仅是撤去高札，并非解除基督教禁令，也不保障信教自由。

始于江户幕府的对基督教防范和镇压的政策，在明治维新以后被明治政府基本上继承下来，未曾大幅更改。以清国的状况为鉴，日本政府担心认可基督教将会给日本带来巨大的影响。但对于基督教的禁制，因受到外来的压力，未能坚持下去。可以说，日本社会对基督教所怀有的忌惮，是由锁国政策所造成的，并且留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