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相 | 对父亲的怨恨,长成母亲身体中一块骨头

2019-12-05 07:5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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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歌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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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老歌
编辑 | 刘成硕
62岁的樊敏爱喜欢看电视剧。看到剧中的好人,她对儿子郑俊说:“如果你爸爸有他十分之一好,我们一家人就不会过得这么苦。”看到剧中的坏人时,她说:“你爸爸比他还坏。”郑俊的父亲郑光军去世已经两年。
以下为郑俊口述:

1952年,我父亲郑光军出生在浙江省青云镇河边村,排行老二。
祖父去世早,父亲初中才读一年就辍学了,跟大人一样,在生产队赚工分。16岁那年秋收后的一个夜晚,父亲偷偷爬进生产队的仓库,装了一麻袋稻谷,第二天一早,背到集市上换了8元钱,爬上一辆过路的货车,一路到了福建顺昌。
自鸣得意的他专门留了一张纸条贴在仓库门口,写着:“好汉做事好汉当,稻谷是我偷的。我希望你们吸取教训,加强仓库保管。郑光军。”
游荡十多天,钱花得差不多了,父亲走进了九龙山。山高林密,里面有一个国营林场,下设很多伐木队。一支伐木队十几人,有一个主事的队长。砍一立方木材,林场给多少钱,队长可以抽头。
那天,父亲对一位姓杨的队长说,我免费给你砍3年树,供我吃住就行。
父亲嘴甜,杨队长慢慢地喜欢上了他,逢年过节会塞几个零花钱给他。父亲不像别的伐木工,有了钱,就去集镇上狂吃海喝。他用零花钱买上一两包好香烟,遇到杨队长接待林场干部或客人,掏出香烟,一圈接一圈地发。大家,杨队长,你哪找来这么机灵的徒弟?”
杨队长腿有风湿病,阴雨天膝盖疼痛难忍,父亲烧一锅热水,用毛巾给杨队长热敷。听说用乌梢蛇泡酒喝对风湿病有疗效,父亲天天在林子里抓蛇,一次右手虎口被咬了一口,要不是一位猎人给的蛇药,恐怕连命也保不住。杨队长说:“小郑,怪我只生了一个儿子,如果我有女儿,你肯定是我女婿。”
3年后,杨队长把伐木队移交给了他。那年父亲19岁。
父亲回了趟河边村。生产队长听到消息,带着麻绳赶来,要来跟父亲算三年前偷稻谷的旧帐,准备把他绑到大队部。进了门,父亲迎面扔给他两条新安江牌香烟,他露出笑容,把麻绳藏到身后。
父亲这次回来,是带人去九龙山砍树的。
上世纪70年代,农村实行的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劳动。一个整劳力一年大抵可挣3500—3600分。到年底折合成钱,每天也就几毛钱的分红,遇到年成不好,分的粮食远不够吃。
去九山龙伐木,每天至少能赚1块多。大家争着要去,但生产队只肯给6个名额。那时外出做工,要有介绍信。在介绍信上盖生产队印章时,父亲递一包烟给会计,说:“印泥多浸一下,把章盖得清楚一些。”
拿到6份盖好印章的介绍信,父亲飞快跑回家,找来6张空白纸,把还没有干透的印章拓在空白纸上,然后模仿会计的笔迹多开了6份介绍信。第二天凌晨,父亲带着12个人,趁着夜色离开。那年小叔郑光军16岁,父亲把他也带上了。
有知根知底的本村人伐木,父亲很放心。伐木能赚到钱,他们对父亲感恩戴德。父亲说一不二,背着双手到处巡工。看到有人偷懒,就破口大骂;干活使劲的,手一扬,扔过去一包烟。
他还偷偷做起另外的生意。计划经济的年代,普通人家用木材要审批,价格也不便宜。父亲看准门道,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带人上山偷砍木材,低价卖给人家,得来的钱,大头全塞进自己的腰包。
1978年年底,父亲结束7年的伐木生涯,回到了河边村。
衣锦还乡的父亲到底带回了多少钱,至今还是一个谜。有传言,他带回来的全是“工农兵”(以前人民币最大的面额是10元),100张一扎,整整装了两只手提木板箱。

1957年,我母亲樊敏爱出生在昭贤镇象湖村。
母亲3岁时,一次洗澡,右边耳朵进了水,当时没有弄出来,后来发炎流脓。8岁上学,同学嫌弃她,给她取了个外号 “烂耳朵”。母亲上了半年学,再也不愿意去学校了。家里任由她,本来就穷,不读书能省下学费,还能帮家里干点活。
母亲手巧,每天烧好饭,喂完猪,就坐在门口纳鞋底做布鞋,一家老小的鞋子全出自她的手。她的中耳炎不见好,时间长了影响到听力,母亲又获得了一个外号——“聋子”。
这一年,26岁的父亲到了该成家立业的年龄, 与21岁的母亲在媒人家见了面。父亲上身穿一件中山装,下面是一条灯芯绒裤子,头发刚理过,嘴角斜叼着烟,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
父亲的传奇经历,在方圆十几里传得沸沸扬扬。母亲对相亲不抱希望,在她看来,像父亲这样的“成功人士”,喜欢的是年轻、漂亮、健康又有知识的女人。
我曾问过母亲,父亲当初为何会娶她的?母亲说:“他疑心病重,担心娶漂亮有文化的女人,压不住。我人老实,耳朵不好,又没文化,不会干涉他的事情。”
外公外婆舅舅姨娘们对这桩婚事欣喜若狂,跟这样的有钱人结亲,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傍上大款”。
1979年5月1日,父亲迎娶了母亲。让母亲娘家失望的是,父亲没有给一分钱聘金。不过,他们想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父亲肯定不会一毛不拨。
结婚前,父亲给了母亲200元钱。婚后第3天,父亲带母亲去杭州旅游。下了火车登记旅馆住宿时,父亲一摸口袋:“啊呀,钱忘记带了。”母亲把200元钱还给了父亲。从此,家里的钱,母亲没有上手过一分一毫。

1980年6月,我出生了。
那天父亲不在。母亲忍住剧痛,敲开了大伯的家门。大伯和大伯母用一辆平板车把母亲送到镇卫生院。半年前,父亲迷上了赌博,几乎不着家,难得回来一次,除了喝酒就是睡觉。
父亲十赌九输,不仅钱包迅速瘪下去,更让他这个做什么都想压人一头的人特别没面子。他开始在赌具上做起手脚。
他买来一副骰子,用刀子把“六点”的那一面割下来,然后继续往里掏,等掏出一定空间,就往里嵌入一小块磁铁,然后用胶水将骰子重新粘好。开赌之前,父亲乘人不备,在赌桌下面固定住一块大磁铁,通过磁铁相吸,保证开出来的点数都是 “六点”。
父亲“抽老千”终于露了馅。一个人俯身捡掉落在地的骰子时,发现了桌面下的磁铁,一把掀翻桌子,迎面给了父亲一拳:“你敢抽老千!”几个人将父亲拖到屋外,其中一人找来一把砍柴刀。要不是派出所民警及时赶到,父亲的一只手可能被卸下来。
父亲的赌博行为让小叔郑光荣觉得不妥,经常找父亲谈话,一次,两人竟然拍了桌子。父亲气得发抖,当年要不是他把郑光荣带到九龙山伐木,见世面,哪有他的今天?
1983年年初,母亲怀上弟弟。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母亲头胎生的是男孩,已经不能生第二胎。父亲让母亲足不出户,天天呆在家里,村里没有人知道她怀了二胎。
在母亲怀胎8个月的时候,父亲打听到郑光荣的妻子也怀上了二胎。
母亲即将临盆时,父亲赶往镇邮电所,拔通了卫生院的电话,说:“我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你们赶紧派车去接。”
放下电话,父亲又赶到镇政府,找到计划生育专职干部,态度诚恳地说:“这些日子,我脑子里天天都在斗争。我终于想通了,我要举报我和我妻子。”
计生专干肯定了父亲的觉悟,问孕妇在哪里?父亲说:“我已经打过卫生院电话,刚刚被救护车接走。”
计生专干正要去卫生院,父亲接着举报:“郑光荣妻子也怀上了二胎。”
郑光荣妻子肚子里4个多月的胎儿被引了产。母亲那天上了救护车,半路上就生下弟弟郑宏。父亲有立功表现,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而郑光荣被免了职。有一天,他和妻子从门前经过。从不抱孩子的父亲,从母亲手中接过弟弟逗弄起来。郑光荣铁青着脸,拉着妻子快速地走开了。
倒塌的老屋(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1987年,身无分文的父亲又开始了创业。他借了一笔钱,雇了一批人,承包了一个养殖场,养起了几千只鸡鸭和上百头猪。父亲联系到一家国营化工厂,签下合同,为食堂供应鸡鸭猪肉,价格随行就市。
那段时间父亲赚得很多,他捂得紧紧的,全用来挥霍。母亲每天偷偷在养殖场里拣一两只鸡蛋,又不敢多拣,怕父亲发现。等攒够了十多个,拿到市场上换钱,给我和弟弟买点零食。
1988年春夏之交,爆发了瘟疫,养殖场的鸡鸭猪一批接一批地死亡。化工厂后勤部打来电话了解疫情。父亲说:“我的防疫工作做得到位,你们不信,明天派人到养殖场,眼见为实嘛。”
化工厂果真派了两人到养殖场。父亲早就等在那里,还叫来镇照相馆的人,躲在一边偷偷地拍照,留下证据。他将化工厂告上了法庭,指控化工厂工作人员未经消毒就直接进入养殖场,使养殖场传染了病毒,导致鸡鸭猪大量死亡,要求赔偿损失。法庭进行调解,经过协商,化工厂一次性给我父亲赔偿了3万6千元钱。
他在外面有了女人。父亲和她勾搭上后,大模大样的,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赌桌上赢了钱,就带她吃喝玩乐。大舅看不下去,跑来向母亲透露这个事情。
那天,母亲一手牵着我,一手抱着弟弟,找到了女人家,央求她:“妹妹,你跟他分了吧。”
当天夜里,我已经睡着了,突然被一阵踹门声惊醒,满身酒气的父亲冲进房间,一巴掌拍在悬挂在床头的电灯上,灯泡撞击到墙壁,“啪”一声碎裂,顿时漆黑一团。我听到拳脚捶击在肉体上发出的沉闷声,父亲恶狠狠地说:“你竟然还敢管我的事。”
父亲扯住母亲的头发,一直拖到公路边。我哭着跟在后面。父亲用脚踩住母亲的脖子,远处闪着大灯的汽车朝这边开过来,他松开脚走到一边,想让汽车将母亲压死。母亲朝边上一滚,才避免成为肉酱。
第二天早上,母亲一头扎进了河里,幸好被一位渔民救起。
浑身湿淋淋的母亲回到家,将几件换洗衣服一卷,抱上弟弟流着眼泪朝外面走。我呆若木鸡地看着她,母亲走回来,蹲下身抹了一下我的头发,说:“俊,你跟着你爸过日子吧。”
那时父亲正在床上呼呼大睡。
母子三人合影

母亲回娘家后,向父亲提出了离婚。父亲把离婚协议撕了个稀巴烂,说:“不离,要离也得由我提。”
1992年的春节,父亲不像过去一样不着家了,而是躺在床上,瞪着眼睛看屋顶。他的钱又全部输光了,女人也离开了他。
正月十五,父亲带我去了象湖村,到了外公外婆家门口,他在我腿上踢了一脚,让我跪下。父亲朝门里说:“敏爱,郑俊来了,他想妈妈,你不能不要他。我知道自己错了,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地日子。”
过了十来分钟,母亲红着眼圈,拉着弟弟走了出来。父亲一笑,说:“走,我们回家。”
父亲搞过养殖,手上多少有点技术,有一个养殖场聘请父亲去当技术员。养殖场离家有30多里路,母亲掏出这两年做鞋积攒下来的300元钱,给父亲买了一辆旧的摩托车。
半年后,父亲摩托车的后座上,经常载着一位20出头的女人。父亲把摩托车开得飞快,叫女人双手紧紧搂住他的腰,让她的头发高高飘起来,一路上发出兴奋的惊叫声。
这事传到母亲耳里,她带着弟弟再一次回娘家了。
三年后,父亲又故伎重演,带着我来到了象湖村。父亲相好的女人,见他没什么钱,新鲜感过去,跟父亲分道扬镳。摩托车骑了几年报废了,养殖场也关停了。一无所有的父亲又想起了母亲。外公外婆对母亲说:“你要是跨出大门,以后再也别进来了。”
母亲想了一下,带着弟弟抬腿跨出了大门。
象湖村有六千多人口,是当时浙江西部地区最大的行政村。母亲在村中心的空地上,搭了一个木棚子,中间用布帘一隔,前面制鞋间,后面用来睡觉。那段时间,是我们一家人过得最平静的日子,母亲做鞋,父亲进原材料。制鞋店慢慢地有了起色。
可好景不长。
一次,一位邻居来定制一双皮鞋父亲跟他谈好了价钱。过了几天,母亲把鞋做好了,邻居来取,问价钱能不能再便宜点,母亲又便宜了他5元钱。父亲知道后暴跳如雷。
他认为母亲擅作主张,是对他尊严的挑战。象湖村毕竟是母亲娘家,父亲不敢对母亲拳打脚踢。但他满口污言,说母亲跟邻居有不正当关系。语言暴力从上午一直持续到下午,他越说越兴奋。
    母亲经受不住,从床底摸出一瓶敌敌畏一口喝下,顿时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我吓坏了,哭着去喊人,几位邻居用农用三轮车,把母亲送到卫生院抢救,保住了一条命。
外公外婆和舅舅们来找父亲算账,父亲这才知道局势不利。母亲住院的几天,他时时刻刻侍候在左右,那知错要改的模样做得十分到位。母亲再一次原谅了他。
半个月后,身体恢复的母亲和父亲前往温州打工,把我和弟弟交给外公外婆照顾。

弟弟长得像几个舅舅,跟外公外婆和舅舅们一起生活的时间长,加上学习成绩非常优秀,长辈们对他怜爱有加。
我长得像父亲,又长期跟父亲生活在一起,在感情上跟外公外婆及舅舅们很生疏。我除了画画好,其他学科成绩非常差。这些年来,他们一直视我为父亲那边的人,长期积累起来对他的怨恨,全部发泄在我身上。
家门口种有几棵枣树,到了夏天,外公把枣子打下来拿到集市上换钱。那天,外公正准备打枣,发现树上很多的断枝,认定我偷枣吃:“怎么跟你那个杀千刀的老子一样,就知道做偷偷摸摸的事情。”中秋节,外婆让我帮她杀鸭子,我拒绝了:“我不杀,反正我又没得吃。”外婆骂道:“真像你老子,当初生下来,就该扔茅坑里淹死。”
我忍受不了这种生活,放弃高中学业,来到杭州打工,先在一家餐馆当服务生,闲时买来纸墨画画。后来听说老家一所民办学校招美术老师,我带着自己的作品,应聘成功。

父亲和母亲到温州后,母亲在一家制鞋厂找到了工作。父亲手上没有技术,重活累活又不愿做,几乎闲散着。不久,我辞掉工作,也来到了温州,进了一家制鞋厂打工,稍有空闲,就特别留意技师们的鞋样设计。我有美术功底,设计学起来很快。
一家制鞋厂要招一名鞋样设计师,年薪6万元。我当着老板的面设计了四个鞋样,老板马上拍板聘用我。我说了自己的设想——他拿出两万元钱,给我租一间店面开设计室,设计室保证制鞋厂的设计任务外,可以接其他业务。老板同意了。
温州是“中国鞋都”,曾经遍布了近6000家鞋革企业,几十万名工人在这里昼夜不休地生产鞋子。鞋样设计室开起来以后,我和母亲几乎昼夜不停地设计鞋样。这时候的父亲,又变得趾高气扬起来,他除了给厂家送送鞋样外,还掌控了设计室的财务大权。
那几年,生意好得不得了,每年都有几十万的收入,到了2004年,家里已经有了100多万存款。家里还专门雇了一位年轻的保姆烧饭洗衣搞卫生。逢年过节,母亲提议寄点钱给娘家,钱捏在父亲手里,他说,等我们办了制鞋厂,赚了大钱,多寄一点。
外公外婆家种有胡柚树,每年能摘个上万斤,是他们的收入来源。那年,胡柚大丰收,价格却一直往下跌,外公外婆一直不肯出售。
那天,外婆听人说胡柚的价钱又跌了,心里一急,走在半路上,犯了脑出血,人还没送到医院就去世了。
外公听到这个消息,人一下瘫了,三天后咽气了。
外太婆99岁。平时身体很好,一餐能吃两碗饭,外婆去世的第五天,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一星期之内,家中走了三位老人。
母亲赶回家奔丧,父亲不肯同回,说:“我回去,他们看到我更难过。”等我和母亲返回温州时,不见父亲。父亲趁我们不在时,把全部存款拿出来,买了设备和原材料,去沈阳办制鞋厂了。父亲还带走了家里的保姆,他们半年前就勾搭在一起。
我和母亲想追去,但父亲不肯透露具体地址,说等工厂有了起色,再接我们过去。

半年后,父亲灰心丧气地出现在我和母亲的面前,他说自己被合伙人骗了,制鞋厂办失败了,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母亲当即犯了心脏病,在医院住了一星期,出院后,人怔怔的,像被抽去了灵魂。我也没有了继续在温州呆下去的热情,决定回老家。
2006年,父亲出现干呕,脸部浮肿,精神状况疲惫,去医院检查,确诊为尿毒症,每月治疗开支3000元左右。沉重的负担压在了我和弟弟的肩上。母亲比我们还苦,她要陪父亲做透析,给他买药,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母亲说:“可能上辈子欠了他,这辈子还给他。熬一熬就过去了。”这一熬,就是整整11个年头。
2017年11月,父亲的生命到了最后一刻。他即将闭上眼睛的时候,母亲说:“下辈子,你要做个好人。”
我们都没有流泪,该流的眼泪早就流干了。

郑俊和母亲
题图为电视剧《大江大河》剧照
关键词 >> 非虚构,家族,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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