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相 | 对父亲的怨恨，长成母亲身体中一块骨头

镜相栏目首发独家非虚构作品，版权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文 | 老歌

编辑 | 刘成硕

62岁的樊敏爱喜欢看电视剧。看到剧中的好人，她对儿子郑俊说：“如果你爸爸有他十分之一好，我们一家人就不会过得这么苦。”看到剧中的坏人时，她说：“你爸爸比他还坏。”郑俊的父亲郑光军去世已经两年。

以下为郑俊口述：

一

1952年，我父亲郑光军出生在浙江省青云镇河边村，排行老二。

祖父去世早，父亲初中才读一年就辍学了，跟大人一样，在生产队赚工分。16岁那年秋收后的一个夜晚，父亲偷偷爬进生产队的仓库，装了一麻袋稻谷，第二天一早，背到集市上换了8元钱，爬上一辆过路的货车，一路到了福建顺昌。

自鸣得意的他专门留了一张纸条贴在仓库门口，写着：“好汉做事好汉当，稻谷是我偷的。我希望你们吸取教训，加强仓库保管。郑光军。”

游荡十多天，钱花得差不多了，父亲走进了九龙山。山高林密，里面有一个国营林场，下设很多伐木队。一支伐木队十几人，有一个主事的队长。砍一立方木材，林场给多少钱，队长可以抽头。

那天，父亲对一位姓杨的队长说，我免费给你砍3年树，供我吃住就行。

父亲嘴甜，杨队长慢慢地喜欢上了他，逢年过节会塞几个零花钱给他。父亲不像别的伐木工，有了钱，就去集镇上狂吃海喝。他用零花钱买上一两包好香烟，遇到杨队长接待林场干部或客人，掏出香烟，一圈接一圈地发。大家，杨队长，你哪找来这么机灵的徒弟？”

杨队长腿有风湿病，阴雨天膝盖疼痛难忍，父亲烧一锅热水，用毛巾给杨队长热敷。听说用乌梢蛇泡酒喝对风湿病有疗效，父亲天天在林子里抓蛇，一次右手虎口被咬了一口，要不是一位猎人给的蛇药，恐怕连命也保不住。杨队长说：“小郑，怪我只生了一个儿子，如果我有女儿，你肯定是我女婿。”

3年后，杨队长把伐木队移交给了他。那年父亲19岁。

父亲回了趟河边村。生产队长听到消息，带着麻绳赶来，要来跟父亲算三年前偷稻谷的旧帐，准备把他绑到大队部。进了门，父亲迎面扔给他两条新安江牌香烟，他露出笑容，把麻绳藏到身后。

父亲这次回来，是带人去九龙山砍树的。

上世纪70年代，农村实行的是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集体劳动。一个整劳力一年大抵可挣3500—3600分。到年底折合成钱，每天也就几毛钱的分红，遇到年成不好，分的粮食远不够吃。

去九山龙伐木，每天至少能赚1块多。大家争着要去，但生产队只肯给6个名额。那时外出做工，要有介绍信。在介绍信上盖生产队印章时，父亲递一包烟给会计，说：“印泥多浸一下，把章盖得清楚一些。”

拿到6份盖好印章的介绍信，父亲飞快跑回家，找来6张空白纸，把还没有干透的印章拓在空白纸上，然后模仿会计的笔迹多开了6份介绍信。第二天凌晨，父亲带着12个人，趁着夜色离开。那年小叔郑光军16岁，父亲把他也带上了。

有知根知底的本村人伐木，父亲很放心。伐木能赚到钱，他们对父亲感恩戴德。父亲说一不二，背着双手到处巡工。看到有人偷懒，就破口大骂；干活使劲的，手一扬，扔过去一包烟。

他还偷偷做起另外的生意。计划经济的年代，普通人家用木材要审批，价格也不便宜。父亲看准门道，在月黑风高的夜晚，带人上山偷砍木材，低价卖给人家，得来的钱，大头全塞进自己的腰包。

1978年年底，父亲结束7年的伐木生涯，回到了河边村。

衣锦还乡的父亲到底带回了多少钱，至今还是一个谜。有传言，他带回来的全是“工农兵”（以前人民币最大的面额是10元），100张一扎，整整装了两只手提木板箱。

二

1957年，我母亲樊敏爱出生在昭贤镇象湖村。

母亲3岁时，一次洗澡，右边耳朵进了水，当时没有弄出来，后来发炎流脓。8岁上学，同学嫌弃她，给她取了个外号 “烂耳朵”。母亲上了半年学，再也不愿意去学校了。家里任由她，本来就穷，不读书能省下学费，还能帮家里干点活。

母亲手巧，每天烧好饭，喂完猪，就坐在门口纳鞋底做布鞋，一家老小的鞋子全出自她的手。她的中耳炎不见好，时间长了影响到听力，母亲又获得了一个外号——“聋子”。

这一年，26岁的父亲到了该成家立业的年龄， 与21岁的母亲在媒人家见了面。父亲上身穿一件中山装，下面是一条灯芯绒裤子，头发刚理过，嘴角斜叼着烟，一副意气风发的样子。

父亲的传奇经历，在方圆十几里传得沸沸扬扬。母亲对相亲不抱希望，在她看来，像父亲这样的“成功人士”，喜欢的是年轻、漂亮、健康又有知识的女人。

我曾问过母亲，父亲当初为何会娶她的？母亲说：“他疑心病重，担心娶漂亮有文化的女人，压不住。我人老实，耳朵不好，又没文化，不会干涉他的事情。”

外公外婆舅舅姨娘们对这桩婚事欣喜若狂，跟这样的有钱人结亲，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傍上大款”。

1979年5月1日，父亲迎娶了母亲。让母亲娘家失望的是，父亲没有给一分钱聘金。不过，他们想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父亲肯定不会一毛不拨。

结婚前，父亲给了母亲200元钱。婚后第3天，父亲带母亲去杭州旅游。下了火车登记旅馆住宿时，父亲一摸口袋：“啊呀，钱忘记带了。”母亲把200元钱还给了父亲。从此，家里的钱，母亲没有上手过一分一毫。

三

1980年6月，我出生了。

那天父亲不在。母亲忍住剧痛，敲开了大伯的家门。大伯和大伯母用一辆平板车把母亲送到镇卫生院。半年前，父亲迷上了赌博，几乎不着家，难得回来一次，除了喝酒就是睡觉。

父亲十赌九输，不仅钱包迅速瘪下去，更让他这个做什么都想压人一头的人特别没面子。他开始在赌具上做起手脚。

他买来一副骰子，用刀子把“六点”的那一面割下来，然后继续往里掏，等掏出一定空间，就往里嵌入一小块磁铁，然后用胶水将骰子重新粘好。开赌之前，父亲乘人不备，在赌桌下面固定住一块大磁铁，通过磁铁相吸，保证开出来的点数都是 “六点”。

父亲“抽老千”终于露了馅。一个人俯身捡掉落在地的骰子时，发现了桌面下的磁铁，一把掀翻桌子，迎面给了父亲一拳：“你敢抽老千！”几个人将父亲拖到屋外，其中一人找来一把砍柴刀。要不是派出所民警及时赶到，父亲的一只手可能被卸下来。

父亲的赌博行为让小叔郑光荣觉得不妥，经常找父亲谈话，一次，两人竟然拍了桌子。父亲气得发抖，当年要不是他把郑光荣带到九龙山伐木，见世面，哪有他的今天？

1983年年初，母亲怀上弟弟。1982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母亲头胎生的是男孩，已经不能生第二胎。父亲让母亲足不出户，天天呆在家里，村里没有人知道她怀了二胎。

在母亲怀胎8个月的时候，父亲打听到郑光荣的妻子也怀上了二胎。

母亲即将临盆时，父亲赶往镇邮电所，拔通了卫生院的电话，说：“我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你们赶紧派车去接。”

放下电话，父亲又赶到镇政府，找到计划生育专职干部，态度诚恳地说：“这些日子，我脑子里天天都在斗争。我终于想通了，我要举报我和我妻子。”

计生专干肯定了父亲的觉悟，问孕妇在哪里？父亲说：“我已经打过卫生院电话，刚刚被救护车接走。”

计生专干正要去卫生院，父亲接着举报：“郑光荣妻子也怀上了二胎。”

郑光荣妻子肚子里4个多月的胎儿被引了产。母亲那天上了救护车，半路上就生下弟弟郑宏。父亲有立功表现，没有受到任何处罚。而郑光荣被免了职。有一天，他和妻子从门前经过。从不抱孩子的父亲，从母亲手中接过弟弟逗弄起来。郑光荣铁青着脸，拉着妻子快速地走开了。

四

1987年，身无分文的父亲又开始了创业。他借了一笔钱，雇了一批人，承包了一个养殖场，养起了几千只鸡鸭和上百头猪。父亲联系到一家国营化工厂，签下合同，为食堂供应鸡鸭猪肉，价格随行就市。

那段时间父亲赚得很多，他捂得紧紧的，全用来挥霍。母亲每天偷偷在养殖场里拣一两只鸡蛋，又不敢多拣，怕父亲发现。等攒够了十多个，拿到市场上换钱，给我和弟弟买点零食。

1988年春夏之交，爆发了瘟疫，养殖场的鸡鸭猪一批接一批地死亡。化工厂后勤部打来电话了解疫情。父亲说：“我的防疫工作做得到位，你们不信，明天派人到养殖场，眼见为实嘛。”

化工厂果真派了两人到养殖场。父亲早就等在那里，还叫来镇照相馆的人，躲在一边偷偷地拍照，留下证据。他将化工厂告上了法庭，指控化工厂工作人员未经消毒就直接进入养殖场，使养殖场传染了病毒，导致鸡鸭猪大量死亡，要求赔偿损失。法庭进行调解，经过协商，化工厂一次性给我父亲赔偿了3万6千元钱。

他在外面有了女人。父亲和她勾搭上后，大模大样的，根本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赌桌上赢了钱，就带她吃喝玩乐。大舅看不下去，跑来向母亲透露这个事情。

那天，母亲一手牵着我，一手抱着弟弟，找到了女人家，央求她：“妹妹，你跟他分了吧。”

当天夜里，我已经睡着了，突然被一阵踹门声惊醒，满身酒气的父亲冲进房间，一巴掌拍在悬挂在床头的电灯上，灯泡撞击到墙壁，“啪”一声碎裂，顿时漆黑一团。我听到拳脚捶击在肉体上发出的沉闷声，父亲恶狠狠地说：“你竟然还敢管我的事。”

父亲扯住母亲的头发，一直拖到公路边。我哭着跟在后面。父亲用脚踩住母亲的脖子，远处闪着大灯的汽车朝这边开过来，他松开脚走到一边，想让汽车将母亲压死。母亲朝边上一滚，才避免成为肉酱。

第二天早上，母亲一头扎进了河里，幸好被一位渔民救起。

浑身湿淋淋的母亲回到家，将几件换洗衣服一卷，抱上弟弟流着眼泪朝外面走。我呆若木鸡地看着她，母亲走回来，蹲下身抹了一下我的头发，说：“俊，你跟着你爸过日子吧。”

那时父亲正在床上呼呼大睡。

五

母亲回娘家后，向父亲提出了离婚。父亲把离婚协议撕了个稀巴烂，说：“不离，要离也得由我提。”

1992年的春节，父亲不像过去一样不着家了，而是躺在床上，瞪着眼睛看屋顶。他的钱又全部输光了，女人也离开了他。

正月十五，父亲带我去了象湖村，到了外公外婆家门口，他在我腿上踢了一脚，让我跪下。父亲朝门里说：“敏爱，郑俊来了，他想妈妈，你不能不要他。我知道自己错了，以后，我们一家人好好地日子。”

过了十来分钟，母亲红着眼圈，拉着弟弟走了出来。父亲一笑，说：“走，我们回家。”

父亲搞过养殖，手上多少有点技术，有一个养殖场聘请父亲去当技术员。养殖场离家有30多里路，母亲掏出这两年做鞋积攒下来的300元钱，给父亲买了一辆旧的摩托车。

半年后，父亲摩托车的后座上，经常载着一位20出头的女人。父亲把摩托车开得飞快，叫女人双手紧紧搂住他的腰，让她的头发高高飘起来，一路上发出兴奋的惊叫声。

这事传到母亲耳里，她带着弟弟再一次回娘家了。

三年后，父亲又故伎重演，带着我来到了象湖村。父亲相好的女人，见他没什么钱，新鲜感过去，跟父亲分道扬镳。摩托车骑了几年报废了，养殖场也关停了。一无所有的父亲又想起了母亲。外公外婆对母亲说：“你要是跨出大门，以后再也别进来了。”

母亲想了一下，带着弟弟抬腿跨出了大门。

象湖村有六千多人口，是当时浙江西部地区最大的行政村。母亲在村中心的空地上，搭了一个木棚子，中间用布帘一隔，前面制鞋间，后面用来睡觉。那段时间，是我们一家人过得最平静的日子，母亲做鞋，父亲进原材料。制鞋店慢慢地有了起色。

可好景不长。

一次，一位邻居来定制一双皮鞋父亲跟他谈好了价钱。过了几天，母亲把鞋做好了，邻居来取，问价钱能不能再便宜点，母亲又便宜了他5元钱。父亲知道后暴跳如雷。

他认为母亲擅作主张，是对他尊严的挑战。象湖村毕竟是母亲娘家，父亲不敢对母亲拳打脚踢。但他满口污言，说母亲跟邻居有不正当关系。语言暴力从上午一直持续到下午，他越说越兴奋。

    母亲经受不住，从床底摸出一瓶敌敌畏一口喝下，顿时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我吓坏了，哭着去喊人，几位邻居用农用三轮车，把母亲送到卫生院抢救，保住了一条命。

外公外婆和舅舅们来找父亲算账，父亲这才知道局势不利。母亲住院的几天，他时时刻刻侍候在左右，那知错要改的模样做得十分到位。母亲再一次原谅了他。

半个月后，身体恢复的母亲和父亲前往温州打工，把我和弟弟交给外公外婆照顾。

六

弟弟长得像几个舅舅，跟外公外婆和舅舅们一起生活的时间长，加上学习成绩非常优秀，长辈们对他怜爱有加。

我长得像父亲，又长期跟父亲生活在一起，在感情上跟外公外婆及舅舅们很生疏。我除了画画好，其他学科成绩非常差。这些年来，他们一直视我为父亲那边的人，长期积累起来对他的怨恨，全部发泄在我身上。

家门口种有几棵枣树，到了夏天，外公把枣子打下来拿到集市上换钱。那天，外公正准备打枣，发现树上很多的断枝，认定我偷枣吃：“怎么跟你那个杀千刀的老子一样，就知道做偷偷摸摸的事情。”中秋节，外婆让我帮她杀鸭子，我拒绝了：“我不杀，反正我又没得吃。”外婆骂道：“真像你老子，当初生下来，就该扔茅坑里淹死。”

我忍受不了这种生活，放弃高中学业，来到杭州打工，先在一家餐馆当服务生，闲时买来纸墨画画。后来听说老家一所民办学校招美术老师，我带着自己的作品，应聘成功。

七

父亲和母亲到温州后，母亲在一家制鞋厂找到了工作。父亲手上没有技术，重活累活又不愿做，几乎闲散着。不久，我辞掉工作，也来到了温州，进了一家制鞋厂打工，稍有空闲，就特别留意技师们的鞋样设计。我有美术功底，设计学起来很快。

一家制鞋厂要招一名鞋样设计师，年薪6万元。我当着老板的面设计了四个鞋样，老板马上拍板聘用我。我说了自己的设想——他拿出两万元钱，给我租一间店面开设计室，设计室保证制鞋厂的设计任务外，可以接其他业务。老板同意了。

温州是“中国鞋都”，曾经遍布了近6000家鞋革企业，几十万名工人在这里昼夜不休地生产鞋子。鞋样设计室开起来以后，我和母亲几乎昼夜不停地设计鞋样。这时候的父亲，又变得趾高气扬起来，他除了给厂家送送鞋样外，还掌控了设计室的财务大权。

那几年，生意好得不得了，每年都有几十万的收入，到了2004年，家里已经有了100多万存款。家里还专门雇了一位年轻的保姆烧饭洗衣搞卫生。逢年过节，母亲提议寄点钱给娘家，钱捏在父亲手里，他说，等我们办了制鞋厂，赚了大钱，多寄一点。

外公外婆家种有胡柚树，每年能摘个上万斤，是他们的收入来源。那年，胡柚大丰收，价格却一直往下跌，外公外婆一直不肯出售。

那天，外婆听人说胡柚的价钱又跌了，心里一急，走在半路上，犯了脑出血，人还没送到医院就去世了。

外公听到这个消息，人一下瘫了，三天后咽气了。

外太婆99岁。平时身体很好，一餐能吃两碗饭，外婆去世的第五天，也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一星期之内，家中走了三位老人。

母亲赶回家奔丧，父亲不肯同回，说：“我回去，他们看到我更难过。”等我和母亲返回温州时，不见父亲。父亲趁我们不在时，把全部存款拿出来，买了设备和原材料，去沈阳办制鞋厂了。父亲还带走了家里的保姆，他们半年前就勾搭在一起。

我和母亲想追去，但父亲不肯透露具体地址，说等工厂有了起色，再接我们过去。

八

半年后，父亲灰心丧气地出现在我和母亲的面前，他说自己被合伙人骗了，制鞋厂办失败了，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母亲当即犯了心脏病，在医院住了一星期，出院后，人怔怔的，像被抽去了灵魂。我也没有了继续在温州呆下去的热情，决定回老家。

2006年，父亲出现干呕，脸部浮肿，精神状况疲惫，去医院检查，确诊为尿毒症，每月治疗开支3000元左右。沉重的负担压在了我和弟弟的肩上。母亲比我们还苦，她要陪父亲做透析，给他买药，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母亲说：“可能上辈子欠了他，这辈子还给他。熬一熬就过去了。”这一熬，就是整整11个年头。

2017年11月，父亲的生命到了最后一刻。他即将闭上眼睛的时候，母亲说：“下辈子，你要做个好人。”

我们都没有流泪，该流的眼泪早就流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