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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贵丨中西相遇：西式中文活字的技术社会史考察

2019-12-12 17:0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摘要】十九世纪以西方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为主导的西式印刷技术移植, 不意遇到了中文活字铸造的瓶颈问题, 包括英国伦敦会、美国长老会在内的多家教会投入力量到中文活字铸造事业中来, 巴黎和柏林的铸字商也在商业目的下加盟其中, 本文从技术社会史的视角, 考察了这一多方力量合力和接力的过程, 指出各铸造主体出于对成本、审美等方面的不同价值取向, 导致了中文活字设计路径的歧分, 也分析了在此过程中作为中国传统技术的木刻印刷如何从最初被应用而最终被替代的技术原因。最后指出, 西式中文印刷在中国的普及应用, 是印刷变局与社会变局在世纪之交合流的结果。

【关键词】西式中文活字木刻印刷印刷变局技术社会史

从印刷术起源的角度来看，中国有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传统，不管是以整块木版为单位的雕版印刷，还是以单个活字排印的活字印刷，中国都要领先于世界任何地方好几个世纪。然而，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开始大批量生产并对中国社会变革产生巨大影响的各类型新式出版物，其复制方式，则基本上抛弃了中国固有的技术传统，不约而同地走上了西方机械方式的印刷新路。这个新路从技术社会史的整体来说，并不显得十分特别，它共生于所有后发民族国家在其工业化过程中的趋同性选择，是一种世界共有的社会经济现象，意欲自强的中国近代社会，自不能例外于此。

通常而言，后发国家在技术升级的普遍性模式上，是选择采用直接移植的“拿来主义”方式，然而，在其本土化的实际应用过程中，有时不免会遇到水土不服的困窘。十九世纪初开始发端的中国近代印刷业变革，在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主导之下，就长期处在这种挣扎和努力的处境之中，经由半个多世纪之久方告解决，随后便适逢其时地迎来了甲午战后中国社会的剧变时代，伴随新印刷技术而来的强大文本复制力量，深度参与并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知识观念和传播环境。美国书籍史学家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L.Eisenstein）在她的两卷本《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中所提出的关于印刷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产生巨大作用的著名论断，同样适用于清末时期西式印刷活动在中国社会的角色担当。

因此，对西式印刷在中国近代的发生情境与发展过程，我们就应该有更多的深入了解和研究。我们或者应该追问，相比于有独立起源、传统深厚且日常应用广泛的中国本土印刷环境，西式印刷被引进的动力是什么？参与其中的力量因素有哪些？过程之中遭遇到怎样的困境，以及针对这些困境引进者选择的解决路径有哪些？引进者如何考量有传统底蕴的中国受众的接受问题，特别是在中国人一贯重视书法审美的文化前提之下，如何影响到主导方的技术方案选择？中国人为何最终放弃了久习的传统而去热情拥抱新技术？发生这一转变的历史时刻临界点借由怎样的技术准备和社会条件给予？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因近代印刷技术的引进而导致中国出版近代化转型这样相对专门性的学术问题，也有助于从知识社会史的角度认识到近代知识观念的传播如何通过印刷而展开，并最终促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整体转型这样社会史方面的宏大议题，同时也能让我们明白虽然生产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与迭代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经济现象，但在实际开展过程中会表现出具体情境的地域特异性，需要做具体化、情境化的历史分析。

对西式印刷东渐历史的学术性研究，近几十年来颇有成果问世，其中台湾学者苏精教授长期专注于这一领域的探讨，用力既勤且深，成果最为丰富，2014年台大出版中心出版了他的新著《铸以代刻——传教士与中文印刷变局》（以下称为苏著），可视为这一研究领域的集大成式成果，作者大量利用了第一手原始史料，这些史料来源于当年充任印刷变革主力的英国伦敦传教会和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的手稿和档案，详细地再现了西式印刷中西会面时的复杂情形，“从起源开始，依序探讨他们的中文印刷与铸字工作，勾勒出西方印刷术来华比较完整与清晰的一幅图像”。《现代出版》2017年第5期发表的曹汝平博士的文章《抉择与启蒙：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及中文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以下简称曹文），探究的同样也是西式印刷技术东进中国的这一段历史。若就史料的发掘和叙事的明晰而言，曹文并没有超出苏著，但曹文的价值在于将设计史的概念纳入对这一段印刷历史的考察之中，这是一个迄今为止少有人关注的新视角，因而有其独到的学术价值。本文的阐述即主要以上述二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史料上有所借用，观点上有所综合，并进行适当的线索梳理和新的观点阐发。

一、中文活字短缺下的西式技术移植瓶颈

曹文开篇第一段就引用了弗朗西丝·巴特勒（Frances Butler）《饱餐图像：平面设计师和饥饿的观众》中的一段文字，用以阐明一个重要历史事实，即在以印刷为中心的平面设计时代，即便到了后现代主义设计臻于顶峰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依然大量存在着印刷者和设计者身份叠合的现实情形。作者的这段引用，是为了进一步论证在西式活字印刷引进中国初期，那些最初实验金属中文活字印刷技术的人如戴尔（Samuel Dyer）、李格昂（Marcellin Legrand）、柯理（Richard Cole）、姜别利（William Gamble）等，其实同时也在扮演着活字设计师的角色。

印刷平面设计从本质上说，是一项对物质材料、符号元素和工艺流程进行综合调配的技艺，对于书籍设计而言，因其文本主要以文字构成，因而对印刷文字本身的审度与调用，即构成书籍设计中的核心要素。倘若借以用来印刷书籍的活字在字体（字的形体）类型上不够多样、字号（字的大小）层级上不够丰富，就会让设计者生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叹息。当初来华的那些西方传教士们，当他们雄心勃勃于文字事工的方式，开展印刷品辅助福音传播的事业，并起先在马六甲等中国周边，教禁开放以后改在中国本土包括宁波在内的多个通商口岸，纷纷建立起印刷出版机构，准备以西式方法进行中文书刊印刷时，他们所兴叹的中文印刷活字，还不是其数量上少得拙于选择的问题，而是根本上就陷入无从选择的困境。印刷机、纸张和油墨这些西式印刷用的设备和材料，都可以从西方购运过来，只要懂得操作就可以上手使用，不算什么难事，唯独与西式印刷机配套使用的中文活字，乃是西方世界不曾有过的产品，必须靠自己动手从头制起。在异域的中文印刷世界环境中，拿来主义的技术移植遇到了水土不服的第一道障碍。

这个障碍无关乎铸字技术本身，从活字的铸造原理和过程来说，西式的字母文字与中国的方块汉字并无不同。不同的是两者在数量上的云泥之别而带来成本上的过于悬殊。西式的字母加上数字等各种符号在内，统共加起来也不过百余个，而汉字的总量多以数万计算，即便常用字也有六千上下，且笔画多寡不一，十分繁杂，如果按照西方的活字生产工序——先打造阳文钢质字范，再翻铸成阴文铜质字模，然后铸出铅合金活字——一一制作单个金属中文活字，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按一日仅能完成一两个汉文活字铸造的平均进度实际上，戴尔铸造活字的进度一天还不到一个，巴黎铸字商李格昂的速度大约是一天完成两个。，最终达到正常完成印刷一部书籍的活字数量（至少五千常用字），非有上十年的时间而不能见效。超长的时间成本之外，更有金钱上的巨大投入成本横亘在前，这让最初的传教士们多少有点踟蹰不前。设若此时有其他替代的印刷途径可供比较选择，他们一定会乐于加以权衡并考虑是否使用。而就在中国本土，从早自七八世纪起就被中国人发明出来的木刻印刷，此时已经历了近千年的生产历史，在中国乃至包括日本、朝鲜在内的整个中华文化圈内，早已被应用得十分娴熟而普遍，这是一种在原理、技术和材料上与西方通行的谷腾堡（Johann Gutenberg）铅活字印刷都相当不同的复制方法，印出来的文本样貌也不太一样，但就实用性而言，各有优长的中西两种技术在其刚刚会面的十九世纪初中期，一时似乎难分轩轾。

二、面对中国本土印刷的反应与选择

图：利玛窦与徐光启

早在十六世纪后期的中国晚明时期，第一个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Matthew Ricci）就已注意到中国大地上到处通行的木板复制方式，并很快拿来用于印刷他撰述的宗教和其他知识性著作，他的后继者们还曾用此法印刷过地图，甚至包括有关西方语文的书籍。木活字排印，是中国另一种古老的印书方式，也曾被他们使用过。他们无不对中国这种相沿已久的印刷技术，衷心称道其简易和低廉。时隔一个多世纪以后，西方基督教世界兴起大规模海外传教热潮，于是有第二波的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传教士纷纷登陆中国，1807年作为这一热潮之下第一个来华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一开始也与他的西方天主教前辈一样，对迎面而来的中国木刻印刷技术深为折服，并入境随俗全盘“中化”地拿来使用。他参照中国经典著作的印刷标准，刻印了他早期撰述的几本中文著作，他和米怜（William Milne）共同主持的马六甲英华书院，也主要是一个以木刻为主的印刷所，若不是因从中国境内雇佣中国刻工在管理成本上的不可控，他甚至发表文章为雕版印刷的价格低廉而辩护，直至1825年他在回英国期间，因受到他撰写的《中国杂记》（The Chinese Miscellany）一书在英国本地出版居然因无中文活字而无法将其中的中英文字在同一页中夹排的深度刺激，才转变了印刷观念，开始呼吁发展西式中文活字印刷。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后继者们继续使用木刻技术印行中文书籍，以下两点事实特别值得注意。其一，应马礼逊要求专业印工协助而被英国伦敦会派遣来华的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是鸦片战争之前和之后都十分活跃的传教士，也是在印刷实践和革新上都成就突出的印刷专家。无论1823年他在巴达维亚创建的印刷所，还是1843年他在上海创建的更为著名的墨海书馆，都夹杂生产了相当数量的木板印刷品。专业人士的专业性选择，证明其时存在于西式印刷机构兼容并举的多种印刷方式中，中国传统的木板印刷依然不失其重要的一席之地。其二，1843年成立的香港英华书院，被视为当时西式活字印刷术在中国的重镇之一，在其出版物目录中，居然也包含三种木刻印刷品，这也从一个侧面旁证了，中国传统的木刻印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有着与西式印刷一争高低的竞争力。以上两点事实，似乎也能说明来华的传教界在对待印刷方式的立场上，并没有特别的畛分中西的主观偏好，而更倾向于一种因地制宜、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做法。

这种实用主义立场也印证在他们对石印技术的选择上。石印技术由德国人逊纳菲尔德（Alois Senefelder）于1798年发明，是一种利用油水不相混合的原理在特定的石头上书写上版并能原样复制的平版印刷技术。该技术1826年最先被马礼逊在澳门用于印刷单张散页，次年麦都思在他的巴达维亚印刷所尝试印刷图书。麦都思在当地山上找到了适于其印刷特性的石板，也利用他的专业技能找到了随当地气候变化而调制油墨的方法，还通过他的潜心研究突破了原来石印仅用来复制图像表格的局限，而能印出中文字迹清晰的图书，甚至在同一本书中将活字和石印两种技术结合在一起，这些材料和技术问题的本土化、专业化解决，使得巴达维亚印刷所的石印生产力大为提高，超过了木刻而成为该所数量最多的印刷出品。这种经过技术改进的石印技术与木刻相比的突出优势，在于它是以手书上版的方式，从而可以与木刻一样保持书写的原始风貌，但它在流程上省略了木刻写样后还需雕版的工序，直接在石头上书写即可印刷，并且字迹不受木刻刀法的限制，可以收放自如地做到比木刻字形更小，这让它又可以节省纸张用量，因而无论在工序上还是纸料上，石印都显示出了它的成本优势。兼容了木刻的优点却成本降低，这才是西式石印打击中国木刻的致命武器。迨至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照相技术被引进到石印中来，广泛用于印刷那些过去士子们买不起的《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等大部头书籍，既可以原样缩印，又不需要手书劳作，让制作成本断崖式下降，以至于售价低廉到木刻根本无法与之竞争的地步，此时的木版印刷，才真正被排挤出中国主流印刷圈外，而沦为仅为满足少数特殊人群印刷偏好的边缘性地位。这种偏好使得如今扬州的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依然可以一息尚存。

三、金属活字的铸造及动力因素

图：马礼逊译经工作

在麦都思的巴达维亚印刷所里也同样有活字印刷，这个鸦片战争前在所有基督教中文印刷所中唯一以木刻、石印、活字三种方法并行生产的印刷所，在其21年间生产的135种图书（含一书的不同版本）中，用中文活字印刷的才区区5种，是三种技术方式中印数最少且问世最晚（直至1836年才有第一种中文活字小册子）的一种，但却又是被麦都思著文认为比较而言综合成本最低，因而也是最有未来前景的一种。麦都思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834年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编印的月刊《中华论丛》上，该月刊作为讨论印刷的主要阵地，此前已刊载了数篇关于印刷主题的文章，反映了西方世界对中文印刷的选择性困扰。麦都思以其丰富的印刷实践和高超的专业水准，他的结论当然格外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在这篇文章中，他借以比较的四个方面因素是人力、材料和设备、耗费成本、耗费时间，其中被他十分看好的西式活字印刷中的“材料和设备”一项，开列的是尚未达到实际应用的“戴尔的字范、字模”。对于这个年前才由戴尔开始投入铸造的字范、字模事业，麦都思呼吁大家竭力予以支持。

以麦都思专业印工的知识背景，他当然知道中文金属活字铸造的艰辛与耗时，从专业的角度来说，这事由他来做自然是做最为合适不过的，然而戴尔却愿意代劳，自告奋勇地从头学起，这种知难而上的行为当然令麦都思十分钦佩。麦都思写这篇文章，正如苏精教授所分析的那样，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在为戴尔选择的艰巨事业，做道义上的支持和专业上的背书。字范—字模—活字全套流程的活字铸造，确实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成本，然而麦都思也一定知道，字范字模一旦制作完成，活字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字模中低成本铸出，这种一次投入多次产出所获得的效益，从长远时段来看，反而是比中国传统木刻活字那种必须一个一个分别雕刻的做法更加经济合算，而金属活字与西式印刷机一旦形成配套，在生产速度方面是木活字印刷的方式远不能望其项背的，另外，木活字本身还存在一压就变形的材料不适问题，所以木活字尽管容易雕刻，却不在考虑的选择范围之内。因此，当英国伦敦会理事会前期征求他关于戴尔铸造活字计划的意见时，他表达了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的称道与支持之意，这可能多少让伦敦理事会从最初对1826年马礼逊提出的铸字计划时所表现出的消极被动，转变为在几年后从经济上全力支持戴尔的活字铸造事业。另外，麦都思率先以实际行动表示对戴尔的支持，他以巴达维亚布道站之名，向戴尔预定了一套活字，成为戴尔最早的两个订户之一。

戴尔立志于献身铸字事业，缘起于他1825年跟随马礼逊学习中文时，受到了马礼逊正在转变中的活字观念的影响。中英文不能同时夹排，确是马礼逊当时在英国遭遇的印刷困境，但这一困境也是所有包含中英文的此类文本，都会经常遇到而又不能不加以解决的棘手问题。马礼逊早前编纂的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就是这样的中英文混合文本，在马礼逊供职的东印度公司的大力资助下，这一大部头字典得以近乎完美地印刷出来。东印度公司之所以愿意专门为印刷这一部著作，成立了澳门印刷所，是出于一些综合利益的全面考虑，如该字典的印成有助于提升其在华地位和商业利益，也有助于提升英国在与欧洲竞争中的优势与声誉。该字典从1815年至1823年历经八年，花费5000元之巨终于得以顺利收官。由于该字典涉及汉字字数太多（所用中文活字近20万个），而字典的印刷又必须尽快完工，麦都思和东印度公司雇佣而来的印工汤姆斯（Peter Perring Thoms）经过反复考虑，最后选择了在与字母同样大小的金属字模上分别雕刻出中文活字，而不是采用西方通行的“字范—字模—活字”的翻铸方式。这种方式省却了打造字范再翻铸成字模的繁重工序，因此大大节省了制造时间与成本；同时又在材料和大小上与西文金属活字接近，因而也很好地解决了中英文夹排与机器印刷的匹配问题。然而，这种半中半西的活字生产方式，只能算是一种权宜之策。马礼逊深知它的弊端在于此种方式得来的活字仅此一套，如果不能复制，也就意味着不能获得成本递减效益，所以在他后来提倡中文活字铸造的时候，明确反对《字典》式的故技重施。

马礼逊为他所认定的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中文活字铸造事业，不光口头上倡导与呼吁，还亲身实践，只是格于经费和个人精力上的限制，以及他个人不久就去世等方面的原因，最终的结果仅表现为一种尝试而已，但他的这种热情和笃定，也一定感染到了戴尔的个人选择。马礼逊为中文活字铸造所开列的理由，宏大、开阔而长远。他在他的那本英国出版的《中国杂记》一书的结论中这样写道：印刷是最可能增进中国和欧洲之间知识交流的工具，但若要让更多的欧洲人认识中文，必须先拥有和西方活字一致的中文活字。马礼逊还写信向自己所属伦敦会的理事会游说，就像他当年以荣誉之类的价值说辞游说东印度公司印刷《字典》一样，他说伦敦会既然已经铸造了中英文《字典》与中文《圣经》两桩大事，如果再能实现中文活字的铸造，将会如同锦上添花，成为长久受人赞叹的美事。马礼逊给出的这些理由，结合了社会和宗教关怀，超越了一时的成本计较得失，因而深具感召的力量，这也可能是促使没有学过印刷的戴尔下定决心追随他老师未竟的事业而铸造活字的重要动力。

即便不从成本因素考虑，从社会历史方面来看，以马礼逊、麦都思、戴尔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们，倾心于活字技术的印刷方式，也是十分自然不过的事。这种技术自谷腾堡发明以来，到十九世纪时在西方已通行了四百年之久，从小成长在这样的印刷文化之中的传教士们，正如苏精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视印刷品为日常生活环境中理所当然之事”，“现实遭遇和心理认知让基督教传教士觉得应该以西方印刷术出版中文书刊才是”。

四、成本、审美习惯与设计路径歧分

图：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

戴尔当然不是最先以西式方法铸造中文金属活字的人，甚至不是最早铸出成套中文活字的人，早从1812年起，英国浸信会传教士马煦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为印刷他翻译的中文《圣经》，就已开始在印度雪兰坡铸造中文活字，至1822年已铸出了一套常用活字，并用它成功印刷了《圣经》。戴尔也同样不是他同时代唯一一个从事中文活字铸造的人，在他开始铸造活字的第二年即1834年，他就遇到了一个来自巴黎的铸字师傅李格昂的竞争。巴黎是十九世纪初年的汉学中心，李格昂在汉学家包铁（PierreGuillaume Pauthier）的协助下从事汉文活字铸造，完全是把它当作一门生意来做，这与戴尔受宗教信念的驱使大异其趣。商业市场因素的自行加入，说明包括来华传教界在内的西方世界对中文活字的需要，已到了相当渴求的地步。

同样大异其趣的是两者对中文活字的设计方式上。李格昂铸造的中文金属活字，正如曹文所概括的那样，“是一种用‘部首’加‘字根’拼合成字的设计方法”，只有那些无法拆解拼合的字才逐一打造，因此只要4200余个活字，即可组合成3万个不同的中文字，足够排印一般图书，却可以省下打造字范、翻制字模的大量成本和时间。这可视为面对数以万计的中文活字的一种用巧的权宜之计，因其考虑的目标是节省成本，所以符合商业原则。戴尔的活字则是全字形逐字打造。在戴尔正式投入活字铸造之前，也曾细细地考虑过类似李格昂的“模块化”设计的方法，而且“将汉字分为‘全字’‘三份二份’‘三份一份’‘直写对半’‘横折对半’‘四份一份’几个种类，这样的分法显然比赖格兰德（李格昂）的两分法更丰富、更周全，符合汉字（方块字）多样化造型的需要”，但他最终放弃了他的研究成果，而改用全字形的设计路径，是出于对汉字审美的考量，担心拼合字带来的“洋相”，不被向来重视书法审美传统的中国读者所接受。倘若因为印出来的字看起来别扭不舒服，而导致中国读者对他们所发放的宗教读物望而却步，岂不是一种因小失大、得不偿失的做法？戴尔作为传教士，他首先考虑的当然是效果意义上的宗教传播，因而必然以符合用户体验为最高原则。目标不同，原则各异，两者在设计理念和路径上出现了歧分。

戴尔如此注意活字的“中国面孔”，也不是没有前车之鉴。马煦曼在印度雪兰坡铸造的那套活字，因马氏长期生活在印度，对中国的图书文化环境缺乏直接感知，对中文字形的重要价值没有切身领会，导致不甚美观的整套活字在印完《圣经》后，基本上被闲置于一旁。戴尔最初铸造的活字，以1827年马六甲英华书院刻印的马礼逊译本《圣经》为蓝本，是典型的中国人书法，因此，若论字形的美观匀称，李格昂的拼合字当然只能甘拜戴尔下风，但论市场初期的表现，他却胜出了戴尔的活字，原因是他以专业的全职的铸字师身份全力进行，不同于作为传教士的戴尔仅在传教之余督工打造，因而在铸字速度上反而后来居上，又是采用拼合字的形式，所以很快就能投入印刷上的实际应用。另外，他铸出的活字在字形上，小于戴尔最初铸造的活字，字形既小，用纸随之减少，体量随之轻薄，携带起来更加方便，这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竞争优势。

李格昂铸造的拼合字，虽然免不了有些字形显得呆板怪异，但总的来说还是差可使用的。1838年麦都思利用他回英国之便，在该年6月曾专门前往巴黎一探究竟李格昂的活字情况，经过一番检视之后，他承认该活字形式有点僵硬与不成比例，“但是，总体上看它们极为精细和美丽”。由此，麦都思更加坚定地主张戴尔另行打造一副更小的活字，以提高与李格昂的竞争力。戴尔从善如流，大小两副活字同时铸造，速度就更慢了。当1838年李格昂的活字到了1500个的时候，他已有了两个客户，其中之一是美国长老会传教会。娄睿（Walter Lowrie）作为美国长老会外国传教部的通讯秘书，也是执掌该会外国传教事业的实际负责人，向李格昂下了订金，并以4218.75元的价格预订了李格昂的整副活字字模。这副字模于1843年10月与长老会在美国招聘的专业印工柯理以及其他传教士一道，从纽约起航来华，并开始了它随后多年的澳门、宁波、上海三地旅行，从这副字模中铸出的活字，在澳门的华英校书房（1844—1845）、宁波华花圣经书房（1845—1860）、上海美华书馆（1860—1931）三所前后相继的印刷机构里，排印出了数以百千万计的《圣经》、各种宗教小册子以及其他的各种知识性读物。这大概是李格昂当初铸造活字时所不曾预料到的。

五、活字旅行中的改进、完善与创新

当柯理他们抵达了澳门，在华英校书房里摆弄这些字模，并准备铸出活字用来印书的时候，他们和李格昂一样，其实并不清楚这些随机应变的拼合字模，究竟能拼出多少个汉字，还会有哪些活字的短缺，会不会有某些拼合出来的汉字丑到令中国读者一定会给予差评的地步。此前早些时候就已来到澳门并有中国现场传教经验的长老会传教士——也是娄睿之子的娄理华（Walter M.Lowrie），对于最后一点尤为担心，他1844年9月为此专门给娄睿写了一封长达两千多字的信，从以中国人为对象的立场出发，讨论了巴黎活字四个方面的缺点：（1）直竖笔画比水平笔画过于粗重；（2）笔画结束时拖拽得过长；（3）每字各笔画间的大小长短位置常不匀称自然；（4）以同一个部首活字拼合数十甚至数百字，造成许多华人看来可笑怪异的字形。娄理华对于“模块化设计”的拼合字所造成的审美后遗症，给出了建设性的改善之道：先请有学问的华人逐字评论优缺点，参照英美熟悉中文的人意见后，再请李格昂改正或重新打造，必要时派人从中国前往巴黎照料其事；当下则由柯理进行局部改善，例如在有些部首的字母上修整，或者在铸出活字后随手磨去笔画过长或过粗的部分，等等。显然，柯理依照而行了，因为娄理华的信中说，局部改善的效果还不错。在澳门校书房次年迁到宁波改名为华花圣经书房之后，这一活字改进的工作还由柯理及其他传教士一起，依据1845年1月澳门校书房排印的《拼合活字可排字表》，逐字有序地进行着。当时澳门出版该《排字表》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让所有可能拼合出来的字全部现形，这一方面可以弄清究竟借以拼出的活字之总数，另一方面也作为评鉴每一个活字优劣之依据，以便让李格昂新铸或重铸。结果他们弄出了三批要求新铸与重铸的字模清单，共147个字和一些部首，好在李格昂承诺继续善后。

旅行的不止是李格昂的这套字模，戴尔翻铸的字模也同样历经了时空的数次变迁。先是戴尔在槟榔屿、马六甲、新加坡督工打造他的全字形字范字模，惜乎1843年戴尔不幸早逝而未能尽其功。戴尔的铸字事业由施敦力约翰（John Stronach）与亚历山大（Alcxander Stronach）兄弟在新加坡接续下来，1846年6月时，亚历山大奉伦敦会的指示，将新加坡的铸字工作带到香港，移交给当地的伦敦会英华书院，由从宁波华花圣经书房跳槽来的专业印工柯理负责其事并加速生产，在柯理离开后，又经过黄木、黄胜等人经手铸造或督导，至1857年时累积到5584个字的实用规模。这两套以中国书法为蓝本的活字，以其形体之美而广受时人的称赞，不仅负责美部会广州布道站印刷所的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屡次称道，就连正在使用巴黎活字的美国长老会宁波布道站的传教士蓝亨利（Henry V.Rankin）也不禁为之赞叹。通过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对巴黎李格昂活字的大力改进，以及通过对戴尔开其端绪的香港活字的普遍称善，我们或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来华传教界在对中文印刷品形式质量的评鉴标准上，其实存在着相当普遍的以中国读者文字审美为标准的中国中心主义文化观。

作为戴尔活字最早订户的巴达维亚印刷所，随着1843年麦都思创建上海墨海书馆，也一并从巴达维亚旅行到了上海。想必1847年年底率先由墨海书馆使用的那个让中国人惊叹莫名的滚筒印刷机，所用的活字也应该是这批戴尔活字。只是当时戴尔的这批活字数量不够印刷，作为对某些短缺字的临时补救，麦都思用到了与马礼逊印《字典》相同的那种在空白金属柱顶上逐个雕刻活字的方式，居然也能很好地应付。

上海墨海书馆和宁波华花圣经书房一样，都是因应鸦片战争后基督教在华新局面的需要，而从原来的中国周边地区，迁移到了经济素来富裕、水陆交通便利同时传教环境又相对友好的长江入海口区域，在他们的想象中，教禁初度开放的中国广大内陆地区正展现出巨大的宗教读物需求，所以在印刷方式的选择上，他们倾向于更有效率的机械印刷是十分自然不过的事。当最基本的活字供应问题趋于初步解决的时候，他们有更大的积极性将西方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新设备引进过来，与此同时，这些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活字产品的系列化和廉价化生产。在后一点上，美国长老会所属的宁波华花圣经书房成绩格外突出，这部分归功于娄睿的大力支持。娄睿作为资深年久的长老会通讯秘书，自始至终坚守西式中文活字印刷的信念，一贯关注和支持各种活字铸造的生产和革新活动，姜别利作为后期活字技术革新的关键性人物，就是由娄睿从美国物色派遣到宁波华花圣经书房的专业印工。

姜别利被载入史册的在中文活字方面的杰出贡献有二：一是革新了中文活字排字架，二是发明了电镀中文字模的技术。前者通过他在对大量文献统计得出的经验数据的基础上，重新安排了常用字与非常用字在字架上的位置，极大地降低了检字工人来回取字归字的工作量，从检字现场提升了活字与检字工人的劳动友好关系；后者通过他发明的电镀已有活字翻铸成字模以及从黄杨木刻字再电镀打造新字模两项新技术，从简化活字制作流程和减省活字制作成本两方面双管齐下，为后来活字类型的多样化以及活字层级的体系化开启了广阔的技术新路，从此活字印刷的中文文本中有了大小字号和各种字体的多样性组合，增进了文本的易读性和易识性，从阅读体验上提升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阅读友好关系。这两项技术都是姜别利在他担任宁波华花圣经书房主任期间初步实验成功，后来在上海美华书馆最终得以完成的。

姜别利1858年来宁波主持华花圣经书房的时候，已是该印刷机构在宁波的后期，两年后经长老会上海布道站克陛存（Michael S.Culbertson）的强烈要求以及姜别利本人的支持下，华花圣经书房从宁波迁至被认为更有发展前途的上海，进入了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具有非常重要角色与功能的美华书馆时期。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原本就重视新技术的运用，自专业印工姜别利来此执掌以后，更成为当时拥有最多也最先进西方印刷机具的中文印刷出版机构。而此时的上海墨海书馆，曾经在创办人麦都思领导下一直锐意技术革新，自从1857年麦都思在英国去世后，已在急遽中落，并最终于1866年关闭；作为另一个西式印刷重镇的香港英华书院，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曾以其规模化的优良活字供应闻名遐迩，然而却被姜别利以电镀技术加以复制并公开在市场上售卖，成为其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导致了它的最终衰落，并于1873年出售给了买方为中国人的中华印务总局，这一事件被视为西式活字印刷技术在华推广的重要里程碑。相比之下，姜别利时期的宁波华花圣经书房已拥有四套中文活字，除了巴黎活字外，还有戴尔的大活字，以及由戴尔首创后经柯理等人逐渐完备的被称为香港字的小活字。另外，娄睿还在卫三畏的鼓动下出资购买了柏林铸字匠贝尔豪斯（Augustus Beyerhaus）在柏林铸造的中文活字字模。这套被称为柏林活字的字模也是拼合体设计，字体比巴黎活字稍大，但在质量上后出转精。这四副活字到了美华书馆时期，或经过增补，或经过改善，在实用和美观两方面都得到了跃升。而最让姜别利和娄睿自豪的是美华书馆利用了姜别利的铸字新法，先后创制了两副比香港字还要更小的小活字，其中最先完成的那个字形稍大的一副，被娄睿高兴地命名为上海字。1867年美华书馆出版了《美华书馆中文、满文与日文活字字样》，从大到小六种中文活字依次排列，完成了曹文所说的“系列化”活字设计，它的价值亦如曹文所论断的那样，“为精确地设定了文字阅读的对象与环境，即把握住不同字号在不同人群和传播语境中的不同功能，以帮助人们快速而有效地理解所读文本”提供了可能。

六、结语

十九世纪初以马礼逊开其端绪的西方来华传教士把印刷品当作领人信教的工具，而积极从事西式印刷技术在中国的拓展，不意遇到西式中文活字必须从头铸造的繁难问题，在此过程中，包括英国伦敦会、美国长老会在内的多家教会投入力量到中文活字事业中来，巴黎和柏林的铸字商也在商业的目的下加盟其中，到了1867年终于有了美华书馆可以同时出售的六大系列中文活字，这标志着西方主导的半个多世纪的中文活字基础建设基本上大功告成。本文全面梳理了在这一技术演进历史进程中多方一起合力和接力的情形，并扼要介绍了其中充当关键角色的某些个人，他们的身份不尽相同，有些是传教士如马礼逊、麦都思、戴尔，有些是铸字商如李格昂、包尔豪斯，有些则是教会派来的专业印工如柯理、姜别利。

活字铸造本是技术上的课题，但在一方面要面对数以万计的汉字铸造即意味着需要付出巨大的前期成本，另一方面又要面对中国人对于字体书法的观点早已成熟的情况下，选择用怎样的一种中文活字设计方式，却往往超出单纯的技术层面，而牵涉到诸如成本考量、文化传统、审美接受、传播效果等多方面的社会文化因素，因此本文所描述的活字设计路径歧分的状况，其实也在反映着技术应用策略上的社会史图景。

这一社会史图景还表现在本土印刷作为一种技术传统所遭遇到的强力外来挑战，伴随着西式中文活字的不断推进，曾经被传教士印刷机构并行采用的中国传统木刻逐渐退隐到了时代的技术边缘。本文分析了这种被替代结局的某种历史必然性，指出木板印刷既作为一个沿袭千年的成熟的技术系统，同时也意味着这是一个处于静止状态不再发展的技术系统，而处于它竞争地位的西式印刷技术却日新月异，一步步蚕食着它曾经的优长，先是石印侵夺了它的书法胜场，后是活字铸成后与印刷机配套而行所显示出的无法与之颉颃的成本优势，印证了中国古人常说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

确实，姜别利发明的快捷实用的新铸字技术给了传统木刻以致命的一击，然而，它只是意味着一种较量意义上的此消彼长，并不必然带来活字印刷品在社会需求总量方面的随之增长。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书籍市场上普遍受欢迎的还是中国传统的经典著作及科举用书，说明其时中国的社会结构虽遭西方冲击，但整体上而言还是一个在传统延续中的前现代社会形态，由此我们就能理解当时的书业界在对同为来自西方的照相石印和铅活字印刷进行选择时，最终以翻印见长的照相石印成为当时被选择的主流印刷技术。新世纪之交报纸和杂志在中国的普遍盛行，才是西式活字印刷在中国开始广为应用的春天。以发布传播最新知识信息为首要功能的报章杂志在中国读者市场上的大行其道，说明中国社会正在快速脱离原有轨道，而进入一个大多数识文断字的人均感受到必须依赖报纸杂志这样的信息工具，才能理解和应对一个正在快速变化的身边世界的地步，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姜别利等人接力完成的西式中文活字印刷，似乎为此等待了近三十年之久。中国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随后发起的戊戌变法运动，才是推动中国社会结构性变革的历史重大事件，只有印刷变局与社会变局真正交汇的时候，印刷机才真正发挥了“作为变革动因”的社会角色。对于这一论断，本文没有充分予以展开。

注：作者吴永贵，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本文刊载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19年第1期（总第15期），注释删略。本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出版业》2019年第7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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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史研究》是由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中华书局有限公司主办的学术季刊，16开，192页，2015年8月创刊。在2019年3月26日发布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中，本刊在新闻出版类期刊中，全文转载量名列第九，全文转载率名列第一，综合指数排名第三。《中国出版史研究》以“记载出版历史，探索出版规律”为宗旨，立足中国出版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史实发掘和史料整理，以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出版活动、事件、人物、机构等为研究对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中国出版发展规律，为繁荣中国出版史研究、推动中国出版事业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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