羡君有福拥书城：令和元年古典籍展观大入札会

每年秋季，东京古书籍商业协同组合“东京古典会”都会举办古典籍展观大入札会。依照惯例，今年大入札会仍在神保町的东京古书会馆举办，会期共四天。其中11月15、16号两天是展观日，普通观众均可进场，自由翻阅鉴赏近两千件古籍、书画和古文书。17、18号两天正式拍卖，闭门谢客，只有东京古书籍商业协同组合的加盟书店才有资格参加。

会场分为四层，16号下午笔者来看了三楼的汉籍部分，主要是元明清刊本、和刊本以及朝鲜刊本。总体感觉今年汉籍数量多、质量高，看了近两小时仍有意犹未尽之感，后悔没有连看两天。目之所见，会场里有大学教授，有年轻学生，有普通市民，当然也有很多古书籍商。对于有意向的拍品，书商看完后会将一张纸条塞进盖在书籍上方的信封里，上面写的可能是报价。

最近几十年“日本回流”是国内古书市场的一宗热门，两国的古籍市场，早已不分彼此。这次的展观会上见到不少中国顾客，不少人围在东京“光和书房”的华裔老板吴忠铭旁边。京都一家古书店的老板曾告诉笔者，这几年吴老板在日本的古籍拍卖会上势头强劲，很多善本都被他拿下，说时不无艳羡。这离不开光和书房背后数量庞大、对于日藏汉籍兴趣浓厚的国内藏家群体。考虑到此次大入札会结束后，不少古籍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不会再出现，笔者仅从个人视角，掇要如下。

富冈铁斋（1837—1924）是京都人，日本国宝级文人画家，与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画家吴昌硕等来往密切。铁斋之子富冈谦藏（1873-1918）号桃华，曾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不幸英年早逝，遗著有《古镜研究》。富冈父子均嗜好藏书，由“铁斋文库”与“桃华文库”共同组成的“富冈文库”，个别藏品早已名声在外。其中唐钞本《王勃集》残卷曾由内藤湖南考证过，文章发表于大正十年（1921）二月的《支那学》杂志上。辛亥革命后罗振玉流寓日本时，也曾借抄过《二李唱和集》首尾部分，收入《宸翰楼丛书》。

铁斋过世十多年后，藏书散出。昭和十三年（1938）富冈文库拍卖会在大阪召开，日本各地的古书店店主不远万里前来竞拍。由于善本太多，组织者大阪鹿田松云堂将拍卖分为当年六月的第一回和翌年二月的第二回，都取得了巨大成功。据弘文堂书店老板反町茂雄回忆，当时文求堂、浅仓屋、一诚堂、文行堂等“东京古典会”成员专程赶来，京都方面则来了佐佐木、细川两位有力私人买家。拍卖会成交价屡破记录，其中唐钞本《毛诗正义》、南宋版《纂图互注尚书》、明版《永乐大典》残册等更是拍出了那个时代的天价。

八十年前富冈文库拍卖会拍出的唐钞宋刻，很多已在天理图书馆等日本研究机构珍藏，被视为镇馆之宝。不过最近几年，富冈文库旧藏偶尔在日本古书市场上出现。本月初，笔者在古书屋上看到大阪天牛书店挂出一套《武林灵隐寺志》，注明有富冈题签钤印，是康熙版后印本，但从行款描述来看更像是光绪刊本。条目出现仅过几天书就被人买走，足见富冈文库旧藏之抢手。

这次的令和元年古典籍展观大入札会上，总共出现了三部富冈文库旧藏。首先是石川丈山《新编覆酱集》五册，为延宝四年（1677）和刊本，钤“铁斋居士”“富冈氏藏书记”等印。石川丈山（1583-1672）名重之、凹，号六六山人，出身于三河国，原是德川家康手下的武官，后出家归隐，长居京都，亲炙于藤原惺窝，名其居所为“诗仙堂”。石川生前已出版诗集《覆酱集》，《新编后酱集》则是逝世后由门人编纂刊行。

第二部是汪道昆撰、仇英补图《列女传》十六册，乾隆四十四年（1779）序刊本，钤“候官郑氏藏书”等印。此书板木明万历年间已刻成，由仇英所绘插图是明末版画的代表作之一。至乾隆年间，歙县鲍氏知不足斋得明末板木，加以重印。富冈铁斋对《列女传》一书颇为珍视，特制一精美木函储之，并亲自篆额。

第三部得到特质木函待遇的书是《释氏源流》六册，也是明刊本。《释氏源流》成书在明永乐年间，叙述释迦如来生平故事，在明代影响广泛。此书开本极为阔大，长约五十厘米，宽约二十厘米，每叶分上下栏，上图下文，从形制推测可能是明前期内府刊本或是后来翻刻本。从封皮来看应该重装过，四五百年前的书触手如新。

内藤湖南是上世纪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其生平研究无需笔者赘述。湖南生平富于藏书，其中最珍贵的宋元本如宋版《毛诗正义》等归大阪杏雨书屋。普通古籍、来往书札等归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满文《金瓶梅》、满文《西厢》等民国初年在北京购买的书籍存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内藤文库。还要少量书籍藏书，如和刻本《清三朝实录采要》等捐赠给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

湖南的藏书几经聚散，古典籍展观大入札会上出现了三件与他有关的拍品。第一件是蔡沈《书经集注》三册，为典型明万历年间福建地区刊本，原书虫蛀不少。此书并不罕见，这部的特色在于是“骏河御让本”，即江户时代由德川家康分赐尾张、纪伊、水户“御三家”之古籍。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一度全盘西化、废弃汉学，不少骏河御让本流散市面。此书由内藤湖南题签，钤“炳卿审定善本”印一枚，附有东京文求堂书店文求庆太郎的售书凭证（書売札）。

第二部是宋濂《宋学士文集翰苑别集》四册，明版后印本。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浙江金华人，明初最重要的文人之一，与高启、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与章溢、刘基、叶琛并称为“浙东四先生”。宋濂极受朱元璋赏识，明初政府不少官方文书即出自其手。明出版《宋学士文集》是名刻，民国初年收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

最后一件是罗振玉致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书札。罗氏风格的小字较难辨认，信开头称“骇闻贵国震灾，惊悸万状”，由此判断，应写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

十六世纪末的朝鲜战争（日本称文禄·庆长之役、朝鲜称壬辰战争）期间，日军从朝鲜半岛掳掠不少书籍。二十世纪的殖民统治时期，村口书房等古书店又从朝鲜大量输入书籍。日本所藏的朝鲜本数量庞大，历史上以收藏朝鲜本知名的文库有曲直濑正淋的养安院、德富苏峰的成篑堂，以及今西龙、今西春秋父子的收藏。

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朝鲜史研究者今西龙（1875-1976）旧藏《佛说大报父母恩重经》一册，原藏花山龙珠寺，插图精美。笔者记得之前似乎在京都あがたの森书房的待售古书目录上见过此书，价格似乎是五十万日元，不想又在东京见到此书。展观大入札会的朝鲜刊本以佛经居多，据大屋德城所述，二十年代他去朝鲜旅行时不少深山古刹还保存佛经板木，允许日本游客就地购买朝鲜皮纸刷印。由此来看，日本现存朝鲜本佛经也有不少是后印本。

朝鲜李朝时代的活字印本技术发达，存世最多的是铜活字印本。会场上见到朝鲜本《论语集注大全》一册，存卷一、卷二，原书虫蛀较多，已经重装，版刻奇古，一见即非普通刻本。此书天头满是朝鲜人写的谚文批注，函套上有德富苏峰昭和二十四年（1949）的跋语，大意鉴定此书为陶活字本，但也有人说是匏活字本云云。此版国立国会图书馆有一部全本，苏峰自己也有一部残本，由《御茶水图书馆藏新修成篑堂善本书目》的插图来看，正是会场这部的后几卷，谚文批注亦出自同一人。

文求堂是上世纪日本最重要的汉学书店之一，原在京都，明治维新后迁至东京。书店第二代老板田中庆太郎中文流利，不仅做汉籍生意，也整理出版《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等书，热心为中国学者访书、研究、出版等提供各种便利。1927年至1937年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田中庆太郎为郭沫若提供资料，在文求堂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从考》《卜辞同纂》等著作十部，还为郭家提供各种生活上的帮助。

抗日战争爆发后，两人分道扬镳。1951年田中庆太郎过世，文求堂书店也在几年后关门歇业。但田中庆太郎与郭沫若的几百封来往书信一直收藏在女婿、金泽大学教授增井经夫手中，八十年代末由马良春、伊藤虎丸两位学者开始整理，199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值得一提的是，这批书信原件已流入中国，几年前在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高价拍出。

此次古典籍展观大入札会展出的，是增井经夫旧藏郭沫若赠田中庆太郎书幅两种，均未收入《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可视为近代中日关系史的新史料。第一幅书的内容为“东行背夕阳，一步一回顾”等四句诗，描述的可能是郭沫若从东京文求堂返回千叶县家中所见，书写时间不明。第二幅落款“辛末初夏赋诗赠日本文求堂主人田中老兄  郭沫若书”，可知是昭和六年（1931），此时郭沫若还在日本，诗云：

典籍展观大入札会上不仅可窥见藏书聚散之一斑，亦可知人事之无常、历史之翻覆。和很多明后天将拼杀一番的买家不同，笔者此次并无目的，只是左翻翻，右看看，临走时购目录一册，“羡君有福拥书城”而已。

大屋徳城『鮮支巡禮行』、東方文献刊行會、1930年。

川瀬一馬編著『お茶の水図書館蔵新修成簣堂文庫善本書目』、お茶の水図書館、1992年。

反町茂雄『一古書肆の思い出』、平凡社、1998年。

田中壮吉编《日中友好的先驱者：「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汎极東物産株式会社，1987年。

马良春、伊藤虎丸编《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文物出版社，1997年。

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