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看上海：“伟业之门”，也是“浓烈的鸡尾酒”

作为著名的国际大都市，近代上海是众多西方人前往远东的重要一站。此前可能鲜为人知的是，历史学家汤因比曾于1929年底至1930年初来到上海，不仅记录下他的上海印象，更从文明的角度对上海的未来作出预言。本文根据他的游记《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A Journey to China. Or, things Which are seen，以下简称《中国纪行》）、麦克尼尔所著《阿诺德·汤因比传》（Arnold Toynbee: A Life）等著作，《北华捷报》《大陆报》等史料，以及国内学者相关研究，试对其上海行程、此行中的上海印象、与上海的渊源作一梳理。

汤因比于1929年10月14—15日、12月23—25日、12月29日至次年1月2日三次路经上海，前后总计在上海停留的时间在十天左右。当时的汤因比还没有因写出《历史研究》而享誉世界，他更多地因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的工作经历而被视作一位小有名气的国际问题专家。此次应太平洋国际学会之邀前往日本京都参加会议，上海既是从中国前往日本的重要交通起点，又是近代中西方交流的枢纽、考察中国文明的代表性地区，汤因比理所应当地在这里留下了足迹。

汤因比第一次到达上海是在1929年10月14日早晨。当时他已经完成了从7月以来路经欧洲、中东、南亚、东南亚等多地的行程，乘坐英国半岛东方航运公司的客船，由海路进入上海。这一次他在上海待了14日、15日两天，去了包括外滩在内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几个地方，随后前往日本。

这两天里有明确时间、地点记录的活动是在10月15日中午，汤因比出席了在华懋饭店（Cathy Hotel）举行的宴会，这是太平洋国际学会为招待英国和澳大利亚代表团而特地举办。汤因比是宴会上的首个发言者。这次赴宴经历目前唯一可见的中文记载来自1929年10月15日的《申报》，《联太平洋会今午之欢迎宴》报道称“汤皮教授为英国当代最著名史家，任伦敦大学国际史教授，所著土耳其史及国际大事年报，叙述当代事实，不参丝毫感情，允推史学界杰作”。此外英文报纸《大陆报》《北华捷报》均有报道，包括：10月15日《大陆报》的《大不列颠、澳大利亚代表团将于今日在沪受到接待》（Delegations From Great Britain, Australia Will Be Welcomed Here Today）、10月16日《大陆报》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于昨日成功在华懋饭店举办宴会》（Pan Pacific Association Tiffin Yesterday At The Cathay Hotel, A Success），以及10月19日《北华捷报》的《上海：伟业之门——汤因比博士的六日印象》（Shanghai A Gateway To Great Things: Dr. Toynbee’s Impression Of Six Day’s Stay）。其中以《北华捷报》这篇报道对汤因比的发言记录最为详细。

被《北华捷报》称为“可能是当今英国最知名的历史学家”的汤因比，在宴会上的发言显得比较客气和官方，对上海予以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伟业之门”（a gateway to great things）。汤因比回顾了自己在前往中国途中提前感受到的华人氛围，称在上海看到了“破坏性力量”的努力；尽管中国在司法权相关的事务方面值得批评，也存在着危机，但是总体来看上海的商业和生命力拥有美好的未来。《北华捷报》据此称汤因比在“这段短期旅行中的印象是非常乐观的”。

汤因比第二次到达上海是在12月23—25日，即圣诞节期间。他在结束日本的行程之后，经朝鲜至中国东北，一路南下，从威海卫经海路再到上海。这一次发生了一段小插曲，见于《中国纪行》第三十八章《被“绑架”的行李》（shanghaied suitcase）。当12月23日登陆上海码头时，汤因比的一件行李箱丢失了，为此他多处寻觅，还前往工部局巡捕房等地求助——读者可以想象这位历史学家当年在外滩街头辗转寻觅的场景。柳暗花明的是，在24日晚应邀参与一场晚宴时，汤因比得知是与他同船到达上海的一位乘客错拿了自己的行李箱。关于这位乘客的身份，汤因比的说法是“浪漫国”（ruritania）驻北平公使馆外交官布洛克（Brock）。推测这位布洛克应是当时的德国驻华公使卜尔熙（Hebert Von Borch），他于1928—1931年间担任该职。汤因比以“浪漫国”指称德国[ruritania是英国作家安东尼·霍普（Anthony Hope）的小说《曾达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Zenda）中虚构的国家，被引申为浪漫或异想天开的地方或事物]，或许是想借这个词强调这次行李箱失而复得的冒险经历。当几天后从《北华捷报》得知卜尔熙受到德国政府嘉奖时，汤因比还对此调侃了一番。豆瓣网友Tyger Tyger推测，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失窃事件，或许是德国公使怀疑汤因比背负了秘密使命而窃取其行李箱，这不失为一种可能性。

第三次到达上海是在12月29日至次年1月2日。在结束了对南京的短暂访问后，汤因比回到上海，准备跨年后再次前往日本（计划经日本前往苏联以乘坐西伯利亚铁路列车）。

在12月31日，汤因比前往位于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基督教青年会美国大学女子俱乐部作了一次公开演讲。关于这次演讲目前可见两篇报道，分别是12月29日《大陆报》的《特别会议将于周二在基督教青年会举办》（To Hold Special Meeting At Foreign “Y” Tuesday），以及1930年1月7日《北华捷报》的《土耳其给中国的一课：阿诺德·汤因比先生之讲座“避开陷阱”》（Turkey’s lesson for China: Mr. Arnold Toynbee’s lecture: pitfalls to be avoided）。汤因比演讲的重点内容是中国与土耳其的西方化的对比。他认为，中国和土耳其的西方化都开始得相对较晚，都因与西方文明的接触而陷入动乱，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去调试自身以适应新形势，不过，中国由于国土规模更大，自身形势比土耳其更加困难；在西方化的形式上，中国也与土耳其、俄国、日本不同，后三者都是自上而下，中国则是自下而上。他还讲到了土耳其女性地位的提高、土耳其激进的文字改革两个问题。需要指出的是，汤因比热衷于参加各类公开演讲，并将演讲内容整理成文字发表，在《中国纪行》第四十一章《“秦”与“大秦”》中，汤因比使用“秦”指代中国、使用“大秦”指代土耳其，对两个文明进行对比，这一章应该就是12月31日演讲的完整文字版。

汤因比这一次在上海还经历了一场感情生活波折。这桩令人难堪的轶事被麦克尼尔揭露。汤因比在京都会议期间遇到了此前已经认识的伦敦大学的同事、英国女性历史学家艾琳·鲍尔（Eileen Power，1889—1940），随后结伴在中国旅行。《中国纪行》中偶尔出现的“We”或许是间接证据——暗示汤因比在东北、华北等地旅行时其实有佳人在侧。艾琳·鲍尔来头不小，几位历史学家都对她赞誉有加：麦克尼尔认为她最著名的作品《中世纪的居民》（Medieval People）堪称社会史的先驱；费正清对她有“才貌双全”的印象；何炳棣称她为中古经济史奇才。

由于鲍尔的魅力，再加上旅途中的接触，汤因比迷上了对方。得知对方即将成婚后，已是有妇之夫的汤因比鼓起勇气表白，遭到了拒绝。这对汤因比造成了一定的打击，1月2日，他在失意中离开上海。何炳棣对此总结为，鲍尔的才貌和极不寻常的婚姻使得汤因比短期失去理智平衡。在事后写给鲍尔的信中，汤因比称在“乘船离开上海的那天早上，我在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恢复了常态”，并依旧重申希望对方解除婚约的请求。鲍尔终究没有答应，他们的关系也至此告一段落。

自此之后，汤因比再也没踏足过上海。他晚年倒是数次去过日本，而上海只能是沿途风景了。

要提炼出汤因比的上海印象似乎并不难，他自己就作出了几个总结。

第一个印象是“伟业之门”。这一意象在公开演讲时提出，有官方说辞的意味。在当时许多西方人眼里，上海开埠后的繁荣是“北欧人的奇迹”，是西方文明注入后的结果，他们对上海未来的高度期许，某种意义上也是对自身力量的沾沾自喜。汤因比这一说法一定程度上也有这种内涵，只不过他更多是从文明演变的角度来抒发。他在10月14日夜晚观赏上海夜景时，强烈地感觉自己回到伦敦：外滩的雨中夜景、大钟楼都体现了位于泰晤士河畔的伦敦的城市氛围。在汤因比看来，上海繁荣奇迹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源自北欧人的习惯性力量，那就是在一条感潮河流的沿岸、距离入河口一段距离的位置，建造一座繁荣的城市，黄浦江之于上海，正如泰晤士河之于伦敦、斯凯尔特河之于安特卫普、易北河之于汉堡。像这样的对比，是汤因比一生惯用的方法。他认为文明的兴衰会重演，因此热衷于跨越时空，将所见所闻与历史上的人、事、物进行比较。

第二个印象是“浓烈的鸡尾酒”——这杯酒的成分混杂了伦敦的土壤、空气、水、建筑，以及士麦那的举止、习惯、希冀与恐惧。汤因比将上海与士麦那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是在西方人影响、主导下发展起来的城市，但是他也意识到上海西方化的外壳下实际上是东方的内核，充斥着不同文明的混杂与冲突。在汤因比看来，这样的上海宛若一个说不清缘由的“怪兽”，这杯酒可能因成分混杂而被调得夸大浓烈，随时易燃，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忧虑与疑惧如同笼罩在整个上海的巨雷一般沉重”。

鸡尾酒的比喻，体现出汤因比从文明的角度思考上海的命运。他的态度是悲观性的，对文明接触有可能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表现出了担心。这可能源自他将文明视为独立完整、因而相互拒斥的个体，也可能源自他在希土战争期间对战争暴行的亲身经历。宛如大熔炉的上海究竟是繁荣还是毁灭？汤因比一时也说不清，只能极富敏感性地进行预言，认为这座西方外表、中国内核的城市“可能成为现代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一，也可能燃烧殆尽”。这也体现出他在这次东方之行中观察和思考沿途各文明的“西方化”时所产生的普遍疑惑。

值得一提的是，汤因比在晚年的回忆中重申了这样的恐惧。在《交游录》（Acquaintances）中，汤因比提及他1929年在上海参加的一次扶轮社会议，针对会议上友人盛赞上海公共租界制度是光辉范本的发言，汤因比表示出震惊和反对态度，将1929年的上海概括为“缺乏中世纪灵魂的西方城市”，其内涵是：近代西方人将西方城市的躯壳移植到东方，造就了空有表面繁荣的上海，却忽视了属于东方的上海有着自身独特的内核，不具备能够“救赎”西方城市的中世纪灵魂，这样的上海仿佛是被抽走了灵魂的西方城市的样本，空虚且肮脏，令人感到恐惧。这反映出晚年汤因比涉猎城市研究、人居学研究后的相关思考，他心目中完整的城市应该具备自己的灵魂，即上海注定应该走一条自己的路。

第三个印象是“令人嫌恶”（detestable）。这一印象来自汤因比告别上海时写的一首诗《尾声》（Envoi）。这首诗单独成为《中国纪行》第四十章，他晚年回忆录《往事》（Experiences）再度收录了这首诗，标记了写作日期是1930年1月3日。这首诗应该写在从上海前往日本神户的航行途中，即他“恢复常态”之后。复旦大学司佳教授翻译该诗如下：

这个中译版还原了汤因比写作时的语境。其中第三句的原文是busy detestable Shanghai。detestable中文意思是“令人厌恶的、嫌弃的”，这个形容值得玩味。上海究竟在何处令汤翁感到嫌恶？或许是表面光鲜、暗地里“藏污纳垢”的城市面貌，汤因比在《中国纪行》使用了藏污纳垢（sink of iniquity）来形容上海，反映出他对当时上海阴暗的一面也并没有忽略；或许是文明接触带来的表面繁荣和实际上的暗潮汹涌，这首诗前两句与上海是鸡尾酒的比喻呼应，暗示上海面临着西方化所带来的危险；或许是因为他那段不堪说道的感情波折，毕竟这首诗就写在表白失败之后。或许上述几个原因都有，不管怎样，五味杂陈、光怪陆离本来就是近代上海的魔力。

汤因比没有想到的是，他与这座旅行仅十天的城市还有另一层渊源：上海在译介汤因比论著及思想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其影响延续至今。这首先是源于上海在近代出版业发展、中外文化交流、西学传播中的重要地位。近代来华的杜威、罗素、泰戈尔等学者都将上海作为必经之地，他们在上海与中国文化界人士密切交流并发表公开讲演，引起了热烈反响，他们的讲演文字、著作在短时期内得到了大量的翻译出版。相比之下，当时的汤因比还算不上十分知名，并没有与中国文化界有直接、深度的接触，国内对他的到来也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因此，汤因比著作的翻译出版，并没有像杜威等人那般短期、迅速形成热潮，而是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酝酿进行。

上海集聚了大量的翻译人才，以及大量报刊、出版社、书店等，这些都是促成汤因比著作在华传播的重要媒介。据李孝迁教授考证，目前所知汤因比著述最早的中译本出现在《大战事报》。这份杂志于1918年1月在上海创办，在1918年第3、4期刊载了一篇由“剑函”翻译的《德国蹂躏比利士全境之详情》，该文系节译自汤因比的《德国在比利时的恐怖政策》（The German Terror in Belgium），即汤因比一战期间为宣传所写的小册子，原文里将汤因比的名字误写成Arpold J. Toynbee。在《历史研究》出版后，汤因比在中国的名声较先前有所提升，因为上海出版社、书店林立，对外交流便捷，国内要购买、阅读到《历史研究》原书也多在上海，如张君劢、金庸最早购买到《历史研究》原书就是在上海的书店。

在新中国成立后，上海承续了此前优势，继续推动西方学术名著的翻译工作。1949—1979年，大陆地区翻译出版的1250多部外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上海出版的就有710多种。据商务印书馆原副总编辑高崧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几家出版单位一起承担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国学术著作组译、出版工作。在此背景之下，《历史研究》节本的简体中文译本最早出现在上海亦是顺理成章之事。1959、1962、196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内部出版的方式，分别出版了《历史研究》的上、中、下册，译者多与上海有着密切联系，如主要译者曹未风，中册和下册的译者徐怀启、王国秀、林同济、耿淡如等多位名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人民出版社将《历史研究》曹未风译本重新编辑，列入“西方学术译丛”，以新的面貌出版，此外还有上海三联书店的《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等。到了新世纪，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历史研究》的插图本、世纪文库本多个版本，在2016年推出精装的“汤因比著作集”，此后又陆续推出《文明的接触：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中国纪行》，新的作品挖掘和翻译仍然在进行当中。

是成为“最伟大的都市”还是“燃烧殆尽”？这是汤因比扬帆作别上海、凭栏回望外滩时发出的疑问。然而时过境迁，当年令汤因比感到“嫌恶”、五味杂陈的上海，早已今非昔比。这座当年汤因比停留不过十天的城市，却在近一个世纪里成为了译介其论著的重要一站；今日上海正在回应着汤因比当年从文明演变角度做出的预言，这杯“鸡尾酒”并非仅有伦敦和土耳其元素的结合，其成分恐怕要丰富、复杂得多，却在“兼收并蓄”的海派风格熏陶下，引人微醺但不致炸裂；上海城市的近代西方躯壳部分尚在，但已经被转化成文化资源的一部分，内在的本土灵魂和底蕴一直在发挥着作用并越发彰显；上海并没有“燃烧殆尽”，而是向着“伟业之门”、“现代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之一”迈进，预示着文明接触互动的另一种可能性。

《北华捷报》（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大陆报》（The China Press）

《申报》

 [英]阿诺德·汤因比：《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司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Arnold J. Toynbee, Acquaintan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出（李娟译）

Arnold J. Toynbee, Experienc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出

 William McNeill, Arnold Toynbee: A Lif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出（吕厚量译）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华书局，2014年

李孝迁：《汤因比<历史研究>在华之传译》，载瞿林东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第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高崧：《<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书外缀语》，载《1897—1992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