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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第一位华人邦女郎，读懂她就接近了人生的答案

2019-12-16 21:4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深焦DeepFocus 深焦DeepFocus

在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周采芹的传记电影《上海的女儿》与广州观众见面。《上海的女儿》讲述了周采芹传奇的一生。人物本身的命运起伏，让这部影片有足够的情节张力。

《上海的女儿》海报

她的父亲是京剧大师周信芳，母亲则是接受西式教育的沪上知名的社交名媛，周采芹14岁去香港求学，17岁考上英国皇家戏剧学院。她人生金色的时刻，在英国舞台的镁光灯下让整个欧洲为她疯狂；而经历破产的黑色时刻后她在自己亲弟弟的餐厅作服务员；而这只是命运跌宕的一小段，在美国经历了潦倒，听到父母自杀的噩耗，做过打字员、图书管理员，穿几块钱买来的靴子试镜……后来考取塔夫茨大学硕士，她带着一些自己的底气，重回好莱坞。

带着在西方舞台上的经验回国为中央戏剧学院代课5个月，编排了当年的毕业戏《暴风雨》。重整精神再出发，又获得了人生的新开场。

京剧大师周信芳

这部人物传记透过大量直接采访和周边侧采还原了周采芹的故事。在今天看来，周采芹的成功不仅是不可复制，她披荆斩棘后在国际舞台上达到的高度以及获得的尊重是我辈很难想象的：首位轰动西方世界的华人女星，是第一个登上伦敦西区舞台主角席位的中国演员，第一位亚裔面孔的007邦女郎，第一位获得艾美奖终身成就奖的华裔演员……

今天在广告灯箱上中国年轻面孔的“国际巨星”，大多拥有商业青睐与加持的资本代言人，而故事里展现的是一个在东西方文化交叠的摩擦处一位女性的坚韧与光芒。影片讲述了她与自己命运较量的故事，周采芹如何在两种文化之间穿梭，最终给双方带来的什么，或许是今天留给我们的问题。

在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期间，《上海的女儿》导演陈苗也出现在展映现场。她讲述了拍摄过程中的心路，同为女性、同为电影人，她们在彼此身上找到共性和答案，也找到了彼此照亮的火光。

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期间，导演陈苗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深焦 X 陈苗

采写｜何肆

编辑｜黑武士

国际舞台上的华人

深焦：影片名《上海的女儿》，讲述周采芹人生故事时，您其实没有把主要的笔墨放在上海。您是怎么考虑的？

陈苗：电影上映后，我请我父亲看了。我爸爸是上海人，他好像很生气地提出，这不像是“上海的女儿”啊。也会有上海的观众问我，为什么不拍几个外滩的场景？不拍一些让我们上海自豪的梧桐树？

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在想，其实我更想用这部电影展现周采芹精神上的认同。拍摄期间，我更希望把注意力放在周采芹的精神家园上，她认同她的父亲、认同她的母亲、认同上海所代表的东西，这不是简单的地理意义上的上海。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精神的原点，这也是这部影片最核心想表达的。

陈苗

深焦：影片很大程度上讲述了身处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周采芹身上的光彩，上世纪50年在伦敦享有盛名，后来在好莱坞也备受认可，这样的成就对于今天的华裔演员、亚裔演员来说都是很难达到了。但是那个时代，周采芹也是披荆斩棘获得的这些。作为导演，您是怎么看周采芹那个年代国际舞台上华人是怎样的处境？

陈苗：她是上世纪50年代到英国去，那是在二战之后，在西方的刻板印象里，中国人还是东亚病夫这样非常低的形象，当时到伦敦的华人多是劳工，或者好一点的开洗衣店当老板，人们认识到的华人是这样贫穷落后的状态。就更不要说一个出现在舞台上的中国演员能受到的认可，能掌握的话语权了。

别人都不了解你，凭什么人家给你说话的机会？包括周采芹当时拿到的角色，《傅满洲系列》里饰演傅满洲的女儿，在《苏丝黄的世界》影片里饰演妓女的角色等等，都说明当时华人在国际舞台上的位置。

苏丝黄

深焦：在1959年11月，周采芹担纲主演的话剧《苏丝黄的世界》在伦敦威尔士王子剧院上演，讲的是一位英国青年和一位心地善良的中国妓女之间的爱情故事而后观众被她的魅力折服，称呼她“性感炸弹”。她怎么样去看这种目光？

陈苗：据周采芹讲，她从来没有掩饰自己的个性，没有压抑自己去低三下四演这个角色，而是看到最后这个角色和男主角幸福的生活。因为这部话剧成功上演，引爆了整个欧洲，让她成为戏剧界的超级红人。纽约和伦敦都亮起写着她名字的灯牌，剧院场场满座。从这个角度来说，她还是很骄傲，也让她获得了很多东西。

深焦：影片中您还采访到了吴珊卓、温明娜这样的亚裔女演员。对于今天国际舞台的上亚裔女性，获得周采所拥有的国际认可其实要花费的更多。

吴珊卓

陈苗：对，找到吴珊卓，她知道是要给周采芹拍影片，非常高兴，她自己开着车就来了，和我们分享了很多。吴珊卓也好，温明娜也好，她们代表了今天生活在好莱坞亚裔。其实到今天，在学术领域的探讨亚裔、女性和演员都是很焦点的话题，但是对亚裔女性演员来说，这三个身份依然是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这种压抑感来自种族、来自性别也来自职业。所以她们会非常对周采芹有很高的敬意，在她们看来周采芹演出了每一个华人心中的“妈妈”。

深焦：周采芹的父亲是京剧大师周信芳，周采芹的母亲裘丽琳生在商人家庭，生活富足，从小受西式教育。不过，影片中也提到，在当时的欧洲，几乎没有人知道周信芳是谁。对周采芹而言，在这样的处境里，她要怎么平衡这种落差？这样的家世起到了什么作用？

陈苗：不管是怎么样的家庭，跟京剧有没有关系，一个优秀的家教、一个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家庭，一个大师的女儿所禀赋的家教和底蕴，是周采芹可以成功的最根本的内在的基因。这是影响她最深刻的，也是为什么这部影片取名《上海的女儿》的原因，无论在她人生中遇到什么起落，这个家学都是在她心底深处的。

周采芹

周采芹80年代在中国

深焦：影片讲到1980年3月，周采芹受曹禺邀请前往中央戏剧学院进行为期5个月的短期任教。这几乎是周采芹人生中的转折，在经历了伦敦表演事业的辉煌、破产、父亲母亲自杀、在美国的起落之后，曹禺把她请到中戏授课，这五个月的时间对周采芹的意义是什么？

陈苗：我觉得这是她人生的一次喘息。基本上就让自己在前半生积累下来的压抑，痛苦，欺凌……这些情绪得以舒缓的过程。她旅程完以后，就决定写下自传《上海的女儿》。试想，在之前情绪郁结的情况下，她不可能动笔。也就是在回到祖国、在戏剧学院教授表演的五个月中，在故乡的寻访中她得到了舒缓。如果这些事情没有疏解掉，她不能重新回到好莱坞，开始她艺术生命的下一个春天，她不可能在好莱坞闯出一片天下，并在好莱坞成为亚裔明星的教母。

《上海的女儿》剧照

深焦：周采芹说自己是在戏箱里长大的孩子，又经历了西方专业的表演训练。她在中央戏剧学院授课的过程中，她如何将西方经验带到课堂中？影片中有人说周采芹是把科学的方法带进了艺术表演院校里，如果从戏剧教育的方面来看，这五个月的教授为中国的戏剧教育带去怎样的革新之风？

陈苗：她有一本教学手册，这个东西我觉得实用得不得了。倒不是什么非常严密的理论，也不像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方法，就是特别实实在在的西方表演方法和技巧。就像是影片采访到演员陆源谈到，他在课堂的表演中从来不会放松，周采芹积累了各种办法来解决实际的困难：恨不得有十个联系教你如何放松，还有八个联系教会你身体的结构是什么如何能调动这些结构。其实周采芹的这套理论，有一个中心，就是将演员自己的身体作为了创作的材料，而不是文以载道地认为我是一个思想的传声筒，就这一点来说，这是一个不同的境界。

传记电影

深焦：在采访中您经常谈到让观众接受“传记电影”这种形式。在您看来，怎么界定传记电影？这电影和纪录片之间的不同是什么？

陈苗：其实我也不想把这个问题陷入到理论的范畴里。所谓的传记类电影就是尊重现实基础上，以一个真实人物一生的成长作为蓝本。但是，呈现过程中会有很多种艺术加工的可能。这当中呈现的是创作者眼中的人还是现实中的中，其实是一个讨论不完的命题。

在中国，可能不太有传记电影的传统，人物传记电影除了树楷模的形式之外，比较少有开放到个人的程度。但可能在西方这个传统会多一些，比如《美丽心灵》就是用特别好的电影语言，来展现了一段真实，也是我刚才说的也是导演心目中的真实。但是这种真实很有效地达到了观众，而且是很好看的。当然近些年中国也有这样的作品，比如接下来的陈可辛导演的《李娜》我也很想去看看。

深焦：您这部影片中，会把实际采访的素材之间，加入一些演员演绎的部分，比如周采芹在舞台上和饰演自己父亲的京剧演员的会面、比如周采芹回到长乐路的家里面对父亲的遗照……这样安排是否担心观众会有接受上的困难？

陈苗：真实再现是一种方法，直接用客观视点也是一种办法。我还是希望用真实再现的办法来拓宽艺术空间。

深焦：请您谈谈纪录片《上海的女儿》和周采芹的自传《上海的女儿》的关系。从自传到电影，作为导演，难度和挑战在哪里？

陈苗：她的自传是1988年就写完的，所以说几乎是30年后，我才得以有这个机会拍这部片子。随着世界格局的改变，中国、美国和英国之间关系的变化，其实很多事情都已经是很不相同了，一个人对于同一件的事情的看法也因为你所处的时代不同会有改变。我当然要说，没有改变地就是周采芹的个性，她的个性就是仍然那么鲜明，仍然以没有人能概括的这种势头，让我们喜欢这类片子的人，就那么喜欢她。

深焦：给人物拍传记是否要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准备？从联系到周采芹，征得同意，这个过程是否花费了很长时间？

陈苗：是的。其实真正的拍摄工作没有花太长时间，难的其实是在于取得她的信任，因为她也会挑选谁能够读解她。从刚开始沟通，到取得她的同意大约花费了四五年。我猜想，真正得到周采芹的信任和我给她看了我的上一部影片《星星的孩子》以后，她觉得我们作为创作者还是挺有人格、有坚持的。

《上海的女儿》剧照

当然这期间我的准备工作一直没有停下来，采访她的朋友，做大量的案头工作。包括拜访她，和她聊天，当然这些都不是有目的性的，我觉得和周采芹在一起能够学到很多东西。没有功利心的时候，才会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要等到水到渠成才做，其实最后下决心的不是她，而是我。开拍后我们到她家大概聊了三四次，最长的一天我们拍了五天，连续的采访，听着她慢慢娓娓道来，她自己生活中的很多很多事。囿于影片时长，一些故事没有放在其中。

深焦：周采芹在片中说“我是一个脾气不太好的人”。您在拍摄这部片子的时候，对于她的感受是什么？

陈苗：我觉得她鲜明的个性是整个片子的驱动力。有一种说法就是Either love her or hate her——要么爱她，要么就恨她。所以我是在这样一个爱恨交集中，跟她拍完这部电影。

深焦：她看到影片是什么反应？

陈苗：在制作期间我们有君子协定，我说这是我的创作，不希望她来看片或者提要求。但是我也答应她，影片放映前一定会给她看。我们那天从晚上9点钟一直看到第二天早上7点，然后就一直在讨论。她是高兴的。但是她的个性而言，她不会拥抱我说，谢谢你。这个她的个性所致，但是我们俩之间不需要说谢谢，我觉得就是能够这么长时间，在这么美好的气氛中，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