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 | 法国之乱背后的西方历史性困局

12月7日，法国西部城市南特，抗议退休金改革的罢工游行持续进行。

临近2019年年末，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无限期”大罢工席卷法国。12月5日开始的此次罢工，旨在抗议政府推出的退休制度改革计划，参与者以铁路等公共交通部门的职工为主，还包括能源、教育、医疗等多个行业的从业者。罢工虽然发生在民众热衷示威游行、又逢多事之秋的法国，但还是以其庞大规模及反映出的深层问题引起世界性关注，值得深究和反思。

“法国又乱了”，但不只是法国

根据法国内政部公布的数据，80.6万人参加了罢工首日的示威活动，而作为罢工组织者之一的法国总工会则声称游行参与者超过了150万人。虽然关于具体参与人数的说法不一，但此次罢工已经被普遍视为法国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持续多日的罢工导致法国陷入了全国性的混乱：多数高铁和省际列车被取消，地铁、民航等公共交通运转也受到严重影响，一些示威者还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并伴有暴力活动，不少城市一片狼藉，整个法国“变慢”甚至一度“瘫痪”。

在罢工席卷法国之际，政府退休制度改革的具体方案尚未正式出台。12月11日如期公布的改革计划细则，在不少观察家看来，体现出了政府在改革问题上策略的灵活性和良苦用心，但民众仍不买账，反而以12月17日的又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回应：法国官方当晚公布的抗议参与人数为61万人，工会方面则声称全法游行示威人数达到180万之多。愤怒中的法国，似乎陷入了一个走不出的抗议怪圈。

“法国又乱了”。这不仅是很多人在得知12月5日法国爆发大罢工消息后的第一反应，也已经是近年来媒体报道法国国内事件时反复使用过的新闻标题。

的确，近年来法国国内的罢工和各种抗议活动从未停止过。比如，总统马克龙在2017年5月就任后不久，即推出公务人员管理改革方案，降低了多项福利待遇并拟削减公务岗位，由此引发了公务人员罢工浪潮，其中2017年10月10日举行的“全法公务员大罢工”有大约26万人参与。

再如，为扭转法国国营铁路公司（SNCF）的负债和亏损局面，法国政府在2018年3月公布了铁路改革授权法案，意在打破铁路员工“铁饭碗”制度，并削减福利待遇，由此招来铁路工人的多次罢工，影响到列车的正常运行。2018年11月起，以政府上调燃油税为导火索的“黄马甲运动”更是来势汹涌。每周六的集中抗议和其他时间的小规模抗议延续数月不散，多次让法国主要城市一片狼藉，并引起世界性的广泛关注，至今仍未完全消停。

示威游行和有序的罢工本身并不是什么大问题。据统计，瑞士首都伯尔尼在2019年发生的游行示威次数已经突破300次，但这个相对超脱于西方主流政治、面积也较小的发达国家，依然被不少人视作国家治理的样本。这是因为瑞士的罢工规模较小且议题分散，大都围绕气候变化、保护动物权益、争取男女平等和同性恋权利之类议题进行，基本上不具有破坏性，且相对和平有序。与其相比，近年来引发法国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大都是一些和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民生问题，被激起的愤怒情绪很容易迅速传播，进而吸引大量参与者，甚至引发各类暴力活动，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但发生动荡的不只有法国。二战结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的力量不断加深着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塑造了一个联系日趋紧密却又异常复杂的全球民族国家体系，就像是把原来漂泊在“江海”上的诸多“战船”越来越紧地捆绑到了一起。这原本是让世界成为更紧密共同体的积极趋向，不幸的是，充当连结战船所用“锁链”的，却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大行其道的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将市场原则神圣化，并主张将其推广到全球层面和社会领域。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这一理论主张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对经济效率的追求超越了对社会公平的顾及，对抽象政治理念的迷信压倒了对国家治理有效路径的务实探索。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一些后进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都成就了一定的经济繁荣，但代价是财富越来越向极少数人集中，从而埋下多数人群体激烈反弹的祸根；它成就了在冷战结束后近二十年间不断向前推进的新阶段全球化，同时也制造出异常严重的全球失衡。

民粹主义大爆炸：“问题是经济”，但更是民生

法国近年来经常爆发抗议活动，主要根源并不在于其热情浪漫、热衷反抗的民族性格。从某个角度观察，那些抗议活动可以被看成是近年来全球性的民众不满情绪高涨和反体制运动兴起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把当下的法兰西比作深陷浓烟烈焰中的战船，那么这艘战船并不是突然失了火的一叶孤舟，而是燃烧中的世界“连环战船”的一个组成部分。

1992年，初出茅庐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在美国大选中出人意料地战胜了刚刚领导西方赢得冷战和海湾战争、风头正劲的老布什，也让克林顿“笨蛋，问题是经济”的名言广为流传。年轻的克林顿敏锐观察到，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议题已经成为民众关注的重心。

此后，随着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化加速，互联网经济兴起、信息革命深化和贸易便利化提升等趋势，一度促进了世界经济繁荣，也造成了“世界是平的”的假象。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主导下，西方掌控的巨额资本以空前的规模在世界各地逐利而行，财富则继续向西方聚集，但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内部，真正获利的也只限于少数群体。与此同时，经济脱实向虚、产业空心化等问题，让西方的制造业等众多传统行业不断衰落，由此造成作为西方“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不断萎缩，劳工阶级的相对贫困也在不断加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及其带来的民生多艰，导致的是一种经久不散的全球性愤怒浪潮。“全球愤怒”也在西方世界激起各式各样“杂乱的反抗”，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英国脱欧，再到法国的“黄马甲运动”，包括在欧美频发的各类罢工和其他抗议活动，都反映出西方国家大众与精英之间的矛盾和对峙已经空前严重。如同美国政治观察家约翰·朱迪斯（John B. Judis）所揭示的那样：经济衰退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和美国的政治生态，造成了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大爆炸”。

法国国内出现民众抗议浪潮且呈现出愈演愈烈态势，也并非自马克龙上台执政才开始，其背后的祸根更是由来已久。

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不仅加剧了全球不平等，也加剧了西方国家的内部分化。在冷战结束后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与掌握着金融霸权、引领信息革命的美国或在工业、制造业领域继续巩固自身优势的德国相比，法国堪称是在全球化新阶段中走向相对衰落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

在这类西方国家，传统优势产业走向衰落、实体经济空心化、福利负担日趋沉重等一系列问题导致经济长期疲软、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矛盾也随之加剧。应该说，这些国家出现的一部分问题，比如经济“脱实向虚”，是新自由主义模式之下西方国家的共同问题，但除此之外，它们的困境也与它们在新自由主义世界体系中逐渐丧失了经济主导权有关。这些国家在政治领域仍然承袭和分享着作为西方大国的传统世界领导权，但从经济上看，却在从世界产业分工、贸易分工的金字塔顶端向下滑落，甚至同一些欠发达国家那样沦为“被边缘者”和“被损害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弊病和社会弊病集中爆发，那些既遭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的固有弊病损害，又在这个体系中从中心向边缘逐渐滑落的西方国家，危机尤为严重——“法国病”是其中典型的案例。

法国这个传统西方大国现已集多种“并发症”于一身，因而也可以成为解析“欧洲病”乃至西方国家所遭遇历史性困局的一个样本。

新自由主义恶果：法国之乱是西方国家治理困局的缩影

经济基础出了问题，必然会在上层建筑领域表现出来。近年来西方不少国家领导人的日子都不太好过，不得不面对各式各样“杂乱反抗”给各自国家执政合法性带来的挑战。

就法国而言，1958年10月成立至今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以政治稳定、总统享有大权甚至被视作“帝王式的总统”而著称。从1981年到2007年，左翼的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1916—1996）和右翼的希拉克（Jacques René Chirac，1932—2019）先后担任总统，且都实现了连任，两人在法国执政长达26年。不过，2007年5月上台的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却未能在2012年大选中实现连任，而2012至2017年间担任总统的社会党人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因为糟糕的执政成绩饱受非议，支持率一度沦落到可怜的4%以下，被视为“法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

2017年，年轻帅气、打着“非左非右”旗号上台的马克龙曾被不少人给予厚望，他也的确在上台之后直面棘手问题，推出了不少颇具雄心的改革计划，但因触碰到一些人群的切身利益，也很快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

以引发此次罢工的养老制度改革为例。法国拥有世界上最慷慨的养老金制度之一，这一制度异常复杂，存在针对不同行业和人群的42个退休金管理库；该制度的不少内容也已经落后于时代。比如，由于不少传统行业劳动强度下降，这类工作可以享受的提前退休等特殊福利就变得不尽合理。高福利还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有研究报告显示，如果不改革养老制度，到2030年法国将出现700亿欧元的巨额养老金缺口。

在这种背景下，退休制度对法国而言已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推动退休制度改革也是马克龙在2017年竞选总统时作出的主要承诺之一。经过两年的酝酿，他试图对过往四分之一世纪以上法国历届政府都曾加以改革而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退休制度动一下大手术。

但马克龙触碰的是“福利陷阱”这块公认的“烫手山芋”：选举制和福利的结合，在西方国家造成福利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一些政客为赢得选举而不断开出新的福利承诺，导致国家财政难以负担。此次法国政府刚刚宣布要推动相关改革，民众的愤怒就很快被点燃。大罢工甚至发生在政府公布改革细则之前，表明民众几乎是在本能地拒斥任何可能影响到自身福祉的改革。

从12月11日公布的改革细则来看，马克龙显然已经在改革策略上颇费心思。比如，把64岁定为“全额领取养老金退休年龄”，但仍维持原来62岁的退休年龄不变，通过“罚分”和“奖励分”来调剂两年的退休年龄时间差；再如，对1975年以前出生的人，采取“老人老办法”，让他们不受当前改革的影响。这些颇具弹性的举措显然都是为了减少改革阻力。

但在经济蛋糕已经多年不怎么变大的情况下，任何一种哪怕是细微的“切法”改变，都可能引发激烈反对。针对这种“不得不改”恰又“不可改”的困局，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提出“受阻社会”的概念：“在这种社会中，不仅许多公民，而且绝大多数有见地的观察家都认为，变革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其中固有的保守主义或既得利益者，或两者，会阻碍必要改革的实行。”吉登斯在解释这一概念时，也把法国作为主要案例之一，并认为该概念已经成为西方多个国家处境的真实写照。

西方以代议制民主、分权制衡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内嵌着一种以对抗约束权力达成政治平衡、以分治激发活力实现一定范围内共治的制度逻辑。但经济分化、社会分裂、政治极化等趋势的恶性发展，让这套政治逻辑在世界大变局的新时代环境中走向了异化，发展成为一种只有对抗没有妥协、分化加剧而无法共治的政治僵局。这套制度的信奉者过去常常将其能够和平消解各种社会抗议和反对力量作为其“优越性”的论据，但在新环境中，新型社会抗议已经超出了这套制度的“消化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受阻社会”形成的背后是西方世界的政治危机乃至国家制度危机。如法国历史学家马克西姆·唐多内（Maxime Tandonnet）在大罢工爆发后所论：“退休制度改革其实只是前面的一棵树，背后隐藏着法国政治制度深刻危机的一大片森林。”

国家治理如何回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成为世界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从此响彻欧洲并不断走向世界，推动了人类政治文明的进程。

在两百年后的冷战终结之际，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喧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苏东剧变意味着人类意识形态的竞争，已经随着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全面胜出而宣告终结。

三十年后回望，福山无恙，却也已经从很多年前开始就不断“惊叹世界殊”，将研究关注点转向了政治秩序的起源、西方民主的衰败、民粹主义泛滥、政治极化加剧等领域。

三十年来世界历史的宏观变迁已经证明了“福山预言”的破产：西方意识形态远未一统天下，其相应的制度体系也绝不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最后形态，更不是最高阶段。

不过，与此同时，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历史终结”，或者说反向意义上的“福山预言”却正在成为现实：打着“自由民主”旗号宣扬西方意识形态的抽象说教，已丧失其曾经拥有的吸引力；口号式、教条式的意识形态竞赛已经成为历史或走向“终结”，长历史时段中的治理效能则逐渐成为比较不同国家治理体系和制度体系优劣的根本度量衡。

与福山相比，曾是其老师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这方面展示出了更为深邃的历史洞察力。在其196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开篇便提出一个著名论断：“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

在西方国家特别是几个主要西方大国普遍陷入治理困境的今天，亨廷顿的话尤为值得回味。“受阻社会”的形成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的危机突出表现为国家权力的危机，在多重夹缝中小心翼翼维系政权生存的政府，已经丧失了推动重要改革的能力，甚至正在失去维系统治所必须的合法化能力。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非洲形势时使用了“治理危机”的概念。这是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政治主流话语的“治理”一词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过去三十年，“治理”概念已经从边缘走向主流，成为各国政治的核心议题。吊诡的是，西方人主导创造的、以裁判者姿态来形容欠发达地区的“治理危机”术语，在三十年后，成了西方自身状况的某种真实写照。

在治理概念流行的早期，“谁来治理”一度是学界热衷讨论的话题，以至于在某种偏颇观念的引导下，“没有政府的治理”之类观点一时甚嚣尘上；不过，随着认识的深入，无论是学界还是政治实践领域，人们关注的重心开始从“谁来治理”逐渐转向“如何实现更好的治理”，前一个问题如果说仍然存在，更多也已经演变为“谁能提供更好的治理”的问题。把视线放长还能发现，政治学研究者们关注的重心，也经历了一种从“谁来统治”向“如何实现更好的统治”下沉的历史演进。

在经历了拨乱反正以后，作为世界性议题的“治理”和“全球治理”概念，也开始回归本源：本质的问题仍不过是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提出的“治国”和“平天下”理想。或者，借用当今中国政治话语来表述，在国内是推动适合本国的国家制度不断巩固完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在全球则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法国的国内政治变迁曾经改变过近代的世界历史和政治发展进程。当前衰落的法兰西已经很难发挥其曾经具有的那种关键性历史影响，但法国作为一个典型“病例”，仍值得世界各国深入反思和借鉴。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从今后长时段世界历史变迁的视角看，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脱颖而出的国家，一定是在当前历史性世界变局中对“如何实现更好的国家治理”这一关键问题给出优异答卷的国家。能做到这一点的，既是今后为人类政治文明演进和世界历史发展做出较大贡献的国家，也是将来能够引领新型全球化，从而更好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