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时光匆匆流去

原创： 依时 依時

柜台高约一米五。张童樑站起来，差不多也这么高。

 在柜台后坐下来，一盏小灯一开，光线下的一切，就是他的王国。

 桌面上，依次摆放着固定座、镊子、拆带器、撬刀、开盖器、螺丝刀、钳子、胶水、冲针……摆弄这些的时候，张童樑右眼前戴一枚放大镜，一双手伸出来，干干净净的——做学徒的时候，师父就说过了，“修钟灰多油多，容易龌龊。修表？清爽！”

1947年出生的张童樑，1970年开始学修钟表，不久主攻修表。这样在柜台小灯下清清爽爽修表的状态，持续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一岁多时，他罹罹患脊髓灰质炎，因此肢体受损，不良于行。他不能常走动。但这不要紧。因为这半个世纪，上海市民与手表的故事起伏，一直源源不断，会自己走到张童樑的柜台前。

【一】

张童樑学修手表，是因为他的父亲。

小时候，张童樑家住金陵路浙江路，周边一带，五方杂处。张童樑的父亲，从余姚到上海中央钟表店当学徒，学会了修表，后到正光钟表店工作。

那些年里，张童樑记得，父亲工作的店就在大世界一带，他从未去过。不过，父亲经常会带着欧米茄、英纳格等回家修理。当时中国人只能修表不会造表，手表都是外国货。一来二去，张童樑也熟悉了这些会嘀嗒作响的“外国玩具”。父亲拿着客人的手表和他讲解：“一只镀金的汉密尔顿，时价一两金子一只。客人交给你，修好了，信得过你，就是朋友。”

当时，体力劳动者多穿短衫，只有文化人才穿长衫。父亲虽然熟识各种手表品牌，还能为各国手表翻修表面，但其实父亲并不识字，不过父亲也穿长衫，弄堂里的人公认，“修表师傅是有文化的。”

1965年，张童樑初中毕业，因为身体原因，不用插队落户，侥幸留在里弄生产组里制作乒乓球板。1970年得到残疾分配，在父亲的建议下，到向群钟表合作商店学修钟表，子承父业，开始做“有文化的师傅”。此时，人们对生活服饰娱乐的追求，暗地里，在慢慢复苏。

【二】

上个世纪70年代，到张童樑手里维修的手表，最初有两种。一是解放前颇有身价的家庭，保留下来的老式手表，包括张童樑童年时就熟悉的欧米茄、英纳格、汉密尔顿等。另一种，则是受时代风潮影响，当时流行于国内的苏联手表，有飞行表、祖国表、莫斯科手表、宝石表、火箭表等。这些手表，不算最高档的奢侈品，因此反而逃过时代的冲击中，劫后余生。

修表的生意日渐兴旺，张童樑记得自己在1976年参加公司自办的学习班之际，“每天修理生意好的不得了，送来维修的人要排队等一个月。”1978年改革开放，很快，更多手表出现在张童樑眼前。这些见证主人经历多年动荡的手表，也需要旧貌换新颜。

张童樑记得，当时最集中的修表诉求，是给手表换表面。随着城市中大量家庭物资的落实归还，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把物归原主的手表拿出来维修。当时流行用上海钟表零件厂生产的新面子，换下老手表的表面，或者换掉老表的表壳。当时这样的维修项目，动辄十几、二十元，是一个青年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尽管所费不菲，维修起来还是供不应求。

张童樑记得，曾有一位杨浦区中心医院的女医生，在平反后将手表拿来他这里修理。因为觉得修理得好，收费不高，后来将整个医院所有医生的手表都拿来修。

张童樑的口头禅是“我讲啵侬听呀”

讲述那段历史时，他最常说的话是：“我讲啵侬听呀，手表修好了，客人开心，我更加开心”。

大家排队将手表翻新，一个新的时代也开始了。

【三】

1978年后，张童樑调入福州路上先锋钟表店，开始负责手表买卖等事务。当时买手表，要凭票。票证紧张到什么程度？当时在大厂里，每100个人才能轮到一张手表票。张童樑坐在这个位子上，多少人求他开后门。所有的购买需求里，最受欢迎的，是上海牌手表。

1958年，上海手表厂正式建厂，生产出第一批上海牌手表，由此打破中国人只能修表不能造表的历史。其中的A581是中国生产的第一代细马表，以生产年份命名，首批13600只，售价60元，绝对是当时的奢侈品。到1978年，年轻人考进大学、找到工作，都想要买一只上海牌手表以作纪念。顾客买表，看品牌看款式，张童樑修表，更晓得内涵和门道。当时一只上海牌的手表，质量一流，独占市场，风光无二。对于要结婚的年轻人来说，必备的家庭物品“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里，手表更是硬通货。

但随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雷达表、百浪多、尼维达、西铁城等进口手表进入市场，年轻人买表时，有了更多选择。国门打开和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剧烈改变了城中的风气，也最为直接地冲击了人们的观念。

张童樑记得，在1976年，他的一位在中学做体育老师的朋友，去寄卖商店以200元“捡漏”一只全自动18K劳力士金表，经张童樑修好发条后，在1990年以3千元卖出。

不久，这位有眼光的朋友也随着出国大潮去了美国。

【四】

进入上个世纪80年代，不论是解放前小康之家最爱的欧米茄，还是风靡一时的上海牌手表，又或是之后家家户户都喜欢购买的555牌座钟，都受到日本产电子时钟和石英表的冲击，且后者款式更新颖、价格便宜。国产机械表，一时之间，全线溃退。

风光时期的上海手表厂，曾在1955年到1994年，卖出1.2亿只手表。但到了1990年初，上海手表库存积压严重，一只手表十几元也没人要。但对张童樑来说，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负责要去全国各地为店里进相机，因此日子很好过，他记得欧米茄和浪琴的代理人常常带小纪念品给他，并无偿提供好看的柜台给店里，求把他们品牌的手表放在好位置出售。

这样的好日子到了2000年前后，有了新变化：国际各大手表品牌在中国都有了自己的专卖店和旗舰店。手机开始流行，年轻人不仅不戴机械表，连电子表也不戴了。同样在世纪交迭之际，上海手表厂经历股份制改制，更名为上海表业有限公司，转攻机芯制造。在2001年左右，张童樑转去亨达利钟表店，先做门市部主任，后做修理部主任，接触到的好表，都是百达翡丽、江诗丹顿、卡地亚等一线高档手表。他也曾上东方卫视鉴定劳力士真假。（曾经人们完全不认识这些品牌，现在真表来了，假表也多了。）

新与旧，在这片土地上，此消彼长。亦如时针在表面转动，恒久的动作里蕴含着无限的过往、此刻和未来。2005年，上海牌陀飞轮手表亮相巴塞尔钟表展，这一年，让人们再次看到上海的潜力。国际藏家对A581上海牌手表的追捧，成为城中热议话题，也重新唤起人们对手表年代的回忆。许多年轻人放下手机，开始上网比对各种机械表的优劣，一批新的手表佩戴者和藏家，孕育而生。

张童樑退休后，继续修手表，近乎半个世纪与手表打交道，也让他明白，真正好的机械表，是不会被时间淘汰的。他手里接到一些要修理的手表，往往是父亲传给儿子，母亲传给女儿的机械表。每每维修这些表时，主人会说“不惜代价”。此时这些手表不仅仅是个物件，它也是一份记忆，更是一份传承。对修表师傅来说，用自己的手艺和合理的价格，凭良心修好每一块表，是服务的宗旨。

他喜欢看见年轻人戴老手表。毕竟，总有那些手机不能取代的老灵魂，就在手表的发条声里。他也喜欢在铺子里偶遇一台老座钟、或者一块怀表，这让他想起过去的时光——当他童年，因为身体不便，不能外出玩耍而感到不开心时，穿着长衫的父亲，施施然带着手表回家，在他面前修理。指针规律走动的声音，让张童樑平静下来。那时，父亲举起一块手表说，“戴什么手表，象征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