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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写作的2019年：她们用文字刻写一切
原创： 张滢莹 文学报
临近年末，《82年生的金智英》电影在朋友圈刷屏，又带出了女性书写这一话题。相比于电影，今年早些时候，《82年生的金智英》的小说原作就已引进出版（我们也曾作过小说介绍，点这里），电影的出现，助推小说获得了新的一波关注。
其实从更广的范围来看，今年可以说是女性写作相当突出的一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双黄蛋”中有一位女作家，布克奖罕见地也拥有了两名获奖者——均是女性（其实加上今年的两位布克奖得主，近两年的布克奖与国际布克奖的4次授奖对象均为女性）。这是一种巧合吗？或者说，是一种昭示：在既开放又承压的世界中，女性写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呈现其力量。
在这其中，自然有大量专注于女性问题探讨的作品，两性问题之间的不平衡并不是新话题，只是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出现着新的问题、新的诠释，以及新的可能。
也有人认为，只有当女性作家跨越了“女性”的这一道边界，其书写中更具普遍性价值的意蕴才会真正凸显。但正如性别无法选择，性别特质始终如影随形，性别差异所造成的种种观念、社会境遇上的不平衡是很难避免的。最优秀的作家，恰恰是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不囿于此，而是在此基础上不断超越的那些。
2019年，有这样五部来自女作家的作品，在小编心里是对上述阐释的体现。其中有的是今年刚刚引进出版的作品，也有尚未引进、作家所推出的新作。
相较于浅近平白的叙述，这几部作品都在结构上对读者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但只要跨过这道阅读的门槛，专注将目光投入其中，便能打开一个万花筒般迷离却瑰丽的世界。随小编一起去看看吧。
《云游》
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新晋诺奖得主、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云游》，是她的一次美学尝试。“我对时间有一套不同的看法。每个旅行者的时间都是相当宽泛、许多时间的整合体。”
作为一部由116个或长或短章节组成的长篇小说，《云游》围绕两个不断交织的主题像涟漪一般展开。从身体、旅行、飞行及运动的隐喻性，和形而上等问题，在身处不同地方时，思维也有不同的面向，故事在各个维度上随机发生。
在这个故事里，托卡尔丘克探讨的既是身为女性如何观察世界的视角，也是在嘈杂世界中怎样坚守自我不为外界影响的能力。正如一位波兰评论家所言，在世界看似平稳的运作中，托卡尔丘克寻求着不安、分歧和陌生的潜流。在作品中，她以笔发问：是什么让人们走出故乡？对于出身带来的自我身份，我们又到底能逃离出多远？
可以说，《云游》在世界和传统文化的混杂概念之间寻找着一座桥梁，也在对爱的探索和对未知文化的好奇心之间寻找桥梁；将自己与世界连接在一起的，究竟是智力、情商、性格、经验，还是那些其实自远古基因中就携带着的群居心理和不安分的欲望驱使？
《月亮虎》
佩内洛普·莱夫利
将《月亮虎》定义为“爱情小说”，既准确，也偏颇。爱情本就是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更是女性写作中的常见题材，但莱夫利的这部小说有一个更清晰的目标：这是一部阅读设限的小说，破碎的记忆、场景、画面，不同视角、人称、口吻交叉纵横，难免让读者有难以进入之感，但真实的记忆不就是这样吗？“在时间里穿梭、在空间里腾挪 、在情节上循环, 毫不隐讳地袒露内在的 、隐私的 、个体的主观真实, 同时又聚焦于社会 、政治 、军事、经济 、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客观真实, 体现了个体融入社会, 社会施于个体的影响 。”（廖志勤《论莱夫利<月亮虎>的叙事艺术风格》）
以这部小说，莱夫利借生命即将终结的女性历史学家克劳迪娅之口说：“我在写一部世界史。”这也正是她想做的事：个人的生命历程总是与社会关联交错，没有人能真正置身事外，既然如此，写个人史，也就是写世界史——对于身为历史学家的个人而言尤其如此。
《遗嘱》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遗嘱》最令人关注的，是在《使女的故事》的电视剧第二季已经播放了以后，原著故事究竟如何走向？尽管人们不断追问阿特伍德，后来呢，发生了什么？琼逃离之后发生了些什么？阿婆显然不会愿意掉入“续集”的巢穴，毕竟电视剧是为了讲故事、并把故事很好地接续下去的一种表现方式，写作远远不是。
在《遗嘱》中，三位女性的自述构成了作品的主体：负责“培训”、管教使女、分派使女给指挥官的莉迪亚婶婶，琼在身为使女期间，为指挥官弗雷德生下的女儿阿格尼斯，以及那个在《使女的故事》中琼的回忆中不断出现、生死不明的大女儿黛西。
三位年龄、出身、受教育程度和立场完全不同的女性的阐述中，故事显然是第二位的（其实《使女的故事》中故事也并非首位），她所呈现的是由政府所主导和推行的“社会道德规范”是如何在人心中潜移默化地施加影响，以及极权的基列是如何走向溃败的。
阿特伍德从不自我标榜女性写作，但她的写作却无疑从所有角度深切关涉着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女性在这个世界上所面对和遭遇的一切。《使女的故事》一度被列入科幻小说题材，放在当下看，却如同一部深切的寓言之书。而《遗嘱》，则将寓言予以了更深层的阐释。
《巴别塔》
A.S.拜厄特
《巴别塔》既是弗雷德丽卡的失败婚姻记录，也是一个拥有理想观念的女性自破碎的幻梦中重回现实、重新展开生活的尝试。正如她所说，“人们总是和自己对婚姻的向往结婚”，当向往不复存在时，弗雷德丽卡还拥有语言作为表达自我、找回自我的武器，这无疑是幸运的，也是身为女性作家的拜厄特投射在她身上的权利，而唯有语言，能给弗雷德丽卡带来自由——尽管这种自由也是在社会规范下被各种他者所限的自由。
在如鹦鹉螺一样旋转盘桓深入的故事结构中，拜厄特的独特优长再次发挥作用——社会现象、文化资源、艺术分析、智性思考……种种状若百科全书式的对话和分析探讨都被收纳其中，女人和女人对话、女人和男人对话、女人和自己对话，在层层叠叠的对话语言中，目的和意义都处在次要位置，重要的是想和说，说出来，让自己被禁锢的部分获得释放。
《女孩，女人及其他人》
伯娜丁·埃瓦里斯托
今年布克奖的另外一位获奖者，也是女性。伯娜丁·埃瓦里斯托的《女孩，女人及其他人》（Girl, Woman, Other）写了一群相互独立又关联的英国黑人妇女的故事，描绘出当代英国的生动画像，并回顾了英国殖民非洲和加勒比时期的历史遗产。这也不是一部“易读”的小说，充满了诗韵的叙述，自由流畅，近乎散文，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章节，但这些角色也被融合到彼此关联的故事中。
这也是1969年以来首位以英语创作获得布克奖的黑人女性，在作品中，替黑人女性发声的姿态自然过渡至面向社会偏见时究竟是奋起反抗、还是泰然处之以成为更好自我的思考。
在多声部的合奏中，12个黑人女性的故事交错上演，她们唯一的共同是，自认为过着平淡甚至无味的人生。从银行投资家、到剧评家，从清洁工，到农场老妇人，这些人物在年龄、种族、性取向和阶级上各有着自己隐秘和不愿意向他人倾诉的心情。寻求理解、渴望被认识，当性别、种族和阶层等偏见集于一身时，很多时候作家的阐释会变被解读为过于刻意的“伸张”，但我们是否思考过，刻意伸张的苛责背后，原因也许在于更大范围内、长期存在的无意识偏见与忽略。只有当这一切偏见化为乌有，忽略的被看见时，所谓的伸张姿态才不会那么惹人注目。我们期待着这一天。
-延伸阅读-
以下这些作品，也是2019年在女性视角的书写被关注较多的作品，有非虚构，也有小说形式。与前述作品相比，她们的书写与现实有更多交叉，均是对于当下女性面对的实际境遇的反思，也可形成阅读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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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女性写作的2019年：自幽微人心至广袤世界，她们用文字刻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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