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乐队学院5周年，开辟青年乐队人才培养的“上海模式”

上海乐队学院成立于2014年9月，由上海交响乐团、纽约爱乐乐团、上海音乐学院共同发起创办。

5年来，纽约爱乐乐团多次往返纽约和上海，在上海乐队学院完成了数千课时的“候鸟式”教学。

12月19日-23日，纽约爱乐乐团的4位演奏家再次来到上海，为上海乐队学院连续授课一周。12月23日晚，双方还联手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奉上了一场以室内乐为主的教学实践演出。

纽约爱乐乐团乐队首席黄欣出生于北京，成长于美国，他坦言，每次回国都很高兴，和学生的合作越来越舒服，学生的水平也越来越高。

“第一年教课，我全部是说英文，中文就会说一些弓法、指法的问题，技术方面的东西都不会说。几年下来，我学到了很多新的字，今年教课基本上全在说中文。”

在上海乐队学院，黄欣深切感受到了什么是“教学相长”，教课也是他在表演之余最喜欢做的事情。

“怎么把音拉准，怎么把琴拉好，对我来说只是音乐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怎么用技术，把音乐变得动人。比如你把一段音乐拉出来，给一个不懂音乐的人听，要让他感觉到音乐的意思，很美、很兴奋或很感动，这是最难做到的。”

黄欣去过很多地方上课，除了上海，还有韩国、日本，“很多时候我看到的就是技术很好，但他们并不理解音乐想表达的内容，我喜欢教课，目的就是让学生感觉到，为什么音乐是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如果学生忽然明白了，我会很感动。”

作为纽约爱乐乐团的乐队首席，黄欣每星期至少有4场演出，这样连轴转的工作，有时候会让他忘了学音乐的初心，忘了自己对音乐的喜爱，“所以我跟学生讲这些方面的时候，我也会警醒我自己，这种警醒很重要。”

罗畅是上海乐队学院2019级小提琴学生，他曾读于德国汉诺威音乐和戏剧学院，并在弗莱堡音乐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在海外名校拿到学位回国后，他义无反顾，选择到上海乐队学院继续攻读。

“我们之前上课都是偏向独奏；有一门课专门针对乐队片段，但修得很少，两个学期总共二十节课；我们也没有乐队经验，基本上都是学校的乐队，大概一年排一次或者一个学期排一次。”

在上海乐队学院4个月，罗畅在心理上经历了从崩溃到重塑的过程，“刚开始我特别摸不着头脑，而且压力大到喘不过气。在国外是放养式的，你想干嘛就干嘛，没有人逼你。上海乐队学院一直在推动你，因为一直都有实践和大师课，包括和纽约爱乐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的老师一起排练、一起演出，你不得不在这种压力下往前走。”

“就像罗畅说的，学生在学校里的学习会偏独奏化或者个体化，可是在乐团里，演出是一个团队的合作，而且曲目量非常大。在上海乐队学院呆两年，他们能把自己的角色从学生向职业乐团的乐手过渡，这也是上海乐队学院最大的初衷——为职业乐团培养最合格的职业的梯队。”

在上海乐队学院教学5年，上海交响乐团乐队首席李沛感慨，现在的学生太幸福了，不出门，大师排着队上门，“以前我们想上一堂大师课，需要学校安排，同学之间也有竞争，这次你可以上，下次他可以上。上海乐队学院的学生人数是控制的，经常是两三个老师去帮助一个学生。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上海交响乐团的两个厅在这里摆着，他们可以和国外的优秀演奏家一起演出，两个人并肩拉琴，这种状态是非常难得的。”

上海乐队学院执行长何大耿认为，上海乐队学院最重要的是把一些国际成功的职业精神带回中国，怎么引进来呢？光靠口头交流，是永远引不进来的。

他举了一个小例子，“纽约爱乐乐团要求，所有的弓法和指法提前8周全部画好，演奏员可以提前4周把乐谱拿回去练，我们中国很多乐团都是台上练，浪费了很多时间。谱子拿到了干什么？除了拉以外，还要翻看总谱，就像一个设计师要稍微了解一下设计蓝图是怎么样的，不能一味地低头设计。”

“中国现在有将近80支交响乐团，有那么多乐团是好事，但是这种职业精神、这种匠心精神是不是已经被建立起来了呢？我觉得没有。”何大耿坦言，上海乐队学院最需要的，是为中国交响事业提供造血功能，而且是优质的血液，“我们跟欧洲、跟美国最好的乐团差距有多少？我觉得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正是有这个差距存在，才有上海乐队学院存在的必要性。”

5年下来，上海乐队学院摸索出了一套青年乐队人才培养的“上海模式”，这套模式切实影响国内职业乐团的人才培养，东到上海、南至广州、西到兰州，都被广泛借鉴。“上海模式”甚至影响到了澳大利亚，“墨尔本交响乐团特意过来调查了上海乐队学院的建校情况，他们也想跟他们那边的音乐学院联动。”何大耿说。

经历了5年的高速成长，上海乐队学院迈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前5年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它们都是宝贵的财富。第二个5年，我们将进行更多探索，比如增加更多国内乐团的实践，鼓励学生加入全国各地的乐团，让学生们更了解中国职业乐团的需求。此外，我们还将探索‘联动机构体制’，争取让‘上海模式’更丰富，让我们的青年演奏员更有竞争力。”何大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