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史添新史料：遣唐使吉备真备真迹及其研究成果公布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及唐代中日关系史领域再添重要实物史料——曾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两度到访中国的日本留学生、遣唐使吉备真备亲笔所书墓志铭，于2019年12月25日在文物出版社、深圳望野博物馆举办的新书发布会暨学术成果公告会上正式对外公布。

李训墓志原石

此墓志的主人为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主管外国留学生及外事接待等事务的官署“鸿胪寺”的从六品上官员“丞”（相当于现代外交部的“秘书长”）李训，唐开元22年（公元734年）6月卒于洛阳。墓志共328字，落款处“秘书丞褚思光撰文 日本国朝臣备书”的字样清晰可见。

李训墓志盖拓本

据悉，“李训墓志”早年在古旧市场流散，后被书法爱好者留存，2013年冬由望野博物馆征集入藏。该馆馆长阎焰历经6年的潜心考证、甄别、调查、研究，并与中日存世中古文本、墓志、史料比较对勘，确定“日本国朝臣备”的“朝臣备”为日本奈良时代的朝廷高官吉备真备（695-775）在唐朝留学期间使用的名字。阎焰的相关研究成果经文物出版社编辑成书，于12月正式出版。

这本名为《日本国朝臣备书丹褚思光撰文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的著作共约5万字，配图15张，内容涉及墓主人李训的生平家世、父辈信息、就职经历、社会交友，以及对盛唐高宗、武后、玄宗间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挖掘。并就遣唐使入唐、日本人书法成就、唐时的中日关系等进行了深入探寻。

《日本国朝臣备书丹褚思光撰文鸿胪寺丞李训墓志考》书影

同时获知该墓志已向深圳市、广东省文物主管单位申报，并经专家组鉴定，正式备案登录入国家文物数据库。

此项发布轰动了日本，日本公共广播NHK以及各大报纸均于当日进行了大幅报道。

阎焰指出，吉备真备在日本是神话一样的人物，但日本本土并没有其只字片语的留存，朝臣备的笔迹应该是日本奈良时代的巅峰之作。这方墓志的出土，使得之前仅仅停留在文本概念上的“日本”，第一次以日本人自己书写的实物史料形式出现在今人眼前。

阎焰还强调，李训墓志的出土和考证也是中日书法史上空前的发现，原石35公分见方，共19行328个字，虽然文字数量不大，但他曾“无数次反复抚摸过每一寸原石”，并将其置于50倍放大镜之下去查看，可以在局部看到有朱砂残留的痕迹。

“这块墓志是中日隋唐时代的政治及文化研究以及东亚交流史的珍贵史料。目前关于墓志和原石的全部信息都已登录入国家文物数据库中，研究人员通过相应的手续，均可公开查看，相信这一成果的公开，会有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成果问世。”

发布会上，中日双方的专家、学者们纷纷发言。文物出版社社长、党委书记张自成表示，此次发现为目前中日两国涉及遣唐使等级最高的实物资料，也是唯一存世的奈良时代遣唐使朝臣备本人所题的珍贵资料，“墓志的发现填补了中日关系史、中日书法史、遣唐使、日本史的重要空白，为学习研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新史料。”

本次活动的公益支持单位“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康明理事长在发言中指出，本次新书发布和学术成果公告会是出版界的一小步，但却是文化研究史上的一大步，尤其对于研究中日的文字史及文化交流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北京大学古代史研究中心的荣新江教授高度评价此次发现和学术研究的意义。他表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中，中日关系是重头，也可以说是重中之重，但遗憾的是存世实物材料太少一直进展并不多，相信此次出土、发现的朝臣备手书李训墓志可为相关研究增添新的素材，促进中日文化学术的交流。”

荣新江还指出，“唐朝的外交官让日本国的使者来写墓志，这在今天是让人诧异的事，而在唐朝看来，并没有那么大的区分，这让人们从中看到唐朝的国际性和开放的胸怀。都城长安是一座汇聚了亚洲各国精英的城市，不仅物质文化丰富，同时也是精神文化的汇集地。朝臣备的名字不仅是雕刻在35公分见方李训墓志上的文字，也将永远镌刻在中日文化交流的丰碑上。”

来自日本的唐代史研究权威气贺泽保规教授（东洋文库研究员、明治大学东亚古代石刻研究所所长）和书法团体“瑞云书道会”的理事长曾田成则也受邀出席了发布会。

气贺泽保规谈及自己第一次见到李训墓志原石时的心境，用“激动得发抖”一词来形容。

2018年11月，在深圳参加学术研讨会的气贺泽保规到访了藏有众多精品石刻资料的深圳望野博物馆，当馆长阎焰拿出珍藏的李训墓志原石时，他惊喜地看到落款处“日本国朝臣备书”的字样，“‘朝臣备’是哪一位？我按捺不住快要发抖的激动心情，向阎馆长抛出了这个问题，阎馆长自信满满地答到：‘除了吉备真备，绝无他人’。”

听完回答，气贺泽保规的脑海里走马灯地自动检索了开元22年（734年）的大事：这年秋天，第10批遣唐使团抵达中国，可就在同年1月，与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同船来到大唐留学的井真成在长安故去，6月李训离世，吉备真备书写了墓志，同年10月，吉备真备离开生活了17年的长安，踏上了回国之路……

2005年，日本留学生井真成的墓志出土轰动了整个日本，该墓志后来曾多次回到日本参加交流展。井真成墓志发布时，气贺泽保规就在发布会现场，他说自己很高兴能再次见证中日文化史的重大发现。

“阎馆长对于‘日本国朝臣备书’中的‘朝臣备’为吉备真备的解释，非但从时间上看没有任何不吻合之处，还进而佐证了这一年的6月，吉备真备曾访问过洛阳。”

气贺泽保规对阎焰的考证结果表示认可，同时提出了应该予以考证的四个课题：

（1）吉备真备与李训的关系。

（2）为何墓志仅有35公分见方，小于唐代常见的尺寸？

（3）李训死后5日就下葬，死亡日期与埋葬日为何如此之短？

（4）李训卒于“河南圣寿寺之别院”，如何解读其含义？

对于“日本国”三个字，气贺泽保规也同样表达了强烈的关注，他指出，这次发现是日本人所写“日本国”国名中，历史最为久远的字迹。吉备真备回国后虽然位居朝廷高位，但因奈良时代过于久远，日本国内并没有保留下任何他的笔迹，此次发现无疑填补了多项空白。而此外，他最看重的，就是此次发现开拓了遣唐使研究的新边界，那就是过去日本的遣唐使研究通常着眼于他们从中国带回日本的书法、文物等物证的考证，今后对于遣唐使（留学生）的个人修养、书法成就等无形文化也可以展开深挖。

对于“朝臣备”的书法本身，气贺泽保规认为，他的字体“深受初唐书法名家褚遂良（596-658）的影响，而褚遂良的字以不容易习得而著称，可由此推想真备留学长安时的学习、生活状况”。

但对于朝臣备字体的特点，阎焰认为，唐代是书法大家云集的时代，尤其初唐，不能仅凭墓志上现有的字迹就简单断定是受到某一特定流派或大家的影响。阎焰认为朝臣备的书体为典型唐楷，并有一定的魏碑趣味，由此可看出他融会贯通了多家楷体的特长，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的风格。由此志书写可见朝臣备在开元时书法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对于这次的成果发布，还有一个让气贺泽保规感到无比欣慰的原因，那就是吉备真备的老家——冈山县真备町在2018年夏季的重大洪灾中遭遇到毁灭性的破坏，正在灾后重建中，“相信此次学术成果的公告能带给当地民众带来莫大的鼓舞”。

与会学者合影

受邀出席发布会的唐史、东亚史专家、陕西师范大学的拜根兴教授在发言中做了比较详尽的点评，也提出了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首先，他对于“唐史学界盼望已久”的这方珍贵墓志得以展现和发布表达了由衷的喜悦，因为坊间早在2007年就传闻有该墓志的存在，甚至一度有拓本在网上流传，但终因图像模糊，没有更进一步的信息。拜根兴指出，此方墓志的发现关连到中日关系史的重要人物吉备真备，可为这期间的若干事件提供佐证。而这次的考古发现也是继1995年杜嗣先墓志、2005年井真成墓志、2012年祢军墓志，2013年吴怀实墓志之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最新实物资料。

拜根兴认为，吉备真备是唐开元22年11月20日回到日本的，而他离开长安的时间约是9月末，李训死亡是在6月20日，为李训墓志书丹（在石头上进行书写）可能是他离开长安前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从中可以推想，两者之间一定有着不一般的交情，从中可能可以窥探到他在唐朝17年的交友情况，正如阿倍仲麻吕离开长安时，前后有李白、王维等诗人赠诗道别那样，吉备真备也应该有其“朋友圈”，而李训应该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此外，从留下的笔迹可以看出，吉备真备的确得到了唐朝书法的真传，笔法颇有功力，拜根兴指出，古时只有书法得到认可的人才会为人书写墓志，可以用吉备真备的书法“竟然到了可以为人墓志书丹的程度”来形容。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在国子监的日日夜夜并没有虚度年华，学到了当时令人钦佩的本领，得到了认可。

拜根兴还结合2000年出土于陕西省眉县的李训夫人王氏墓志上，记载着李训夫人十多年一直跟随新罗和尚礼佛的内容，进而指出唐人与在唐外国人之间交流通畅，外国人在唐生活畅通无阻，和唐人互通有无，而这可能正是唐朝兴旺发达的原因之所在。

但他也提出了两点有待进一步考证的疑点：其一，墓志书丹人落款为“朝臣备”，这与日本史书中的“朝臣真备”（真备朝臣）的表述有出入，对此应该有合理的解释；其二，李训安葬在洛阳，而晚李训16年之后故去的李训夫人王氏却埋在了陕西的眉县，这在现已出土的唐人墓志中很少见。是什么原因使然？是否与夫人礼佛有关，对此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总而言之，从此番公布的李训墓志和此前公开的李训夫人墓志可以看出，这些都是盛唐时代唐与东亚的新罗、日本的友好见证，这方墓志的公布弥补了唐代中日关系研究史料缺少的不足，为进一步研究开元年间中日间人员往来提供了依据，相信通过相关人士和学术界的进一步考证和研究，这块墓志的价值会越来越多地为学界认知和挖掘，促进古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