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鬼子到八路军，他的转变是得知自己死亡开始

原创： 止小戈 龙哥的战场

大家好，我是龙哥。

上个月我去了日本，专程去了靖国神社，作为一名从事关怀抗战老兵十多年的职业公益人来说，我的心情无比复杂。

今天看这个故事，同样，心情无比复杂。

2019年9月25日，39名日籍老战士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我代住院未能出席的老战士，参加了纪念活动。

早在四年前，受中国政府邀请，我与这些日本老战士一行32人到达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

那一天，我终于替父亲实现了心愿，我要告诉父亲，中国人民并没有忘记他这位日本八路。

我对父亲认知是从中学开始的。

在一次作文课，题目是“我的父亲”。现在已记不清是怎么写的，那时我并不知道父亲的特殊性。

父亲的身份，引起了语文老师的好奇，在课堂上问了我几句。

于是，那就成了我被同学欺负的开始，而父亲的身份，往往是别人侮辱我的理由。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在学校门口外，受到几个同学的辱骂，当时我吓了一跳。

一瞬间，我变成了起哄笑骂的对象，他们说着难听的话，一边用当地特有语言羞辱着我的母亲，一边用树枝抽打我的书包。

我涨红了脸，想要和他们厮打，那时我尚未发育，与大多数同学相比，我又高又细，就像只瘦骨伶仃的柴鸡，又像一根豆芽菜，同学都管我叫“大软”。我明白自己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只好咬着牙跑开。

我想不通同学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只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

原先在小学时，我性格开朗，颇得一些同学青睐。中学时却因为一篇作文，使我变得离群索居，寡言少语。

父母亲和我们兄弟俩

打我记事时，父亲就在内蒙古下放“学习”，没有工作。

那时，我们家住在食品公司家属宿舍，房后就是田野荒地，长着许多野花野草。父亲和我平日在田野荒地玩儿，由于没有玩伴，父亲就是我的大伴儿。

夏天时节，我喜欢逮蜻蜓，父亲帮我从花丛中逮下来，我就把它们拿到屋内的纱窗上，看它们扑拉一阵子，然后张开小巴掌放生。父亲说，那些被放生的小生命，应该也有他的家庭。

没有蜻蜓、蝴蝶可逮的时候，父亲就和我玩足球，他把球踢得远远的，看我抱回皮球时的憨笑神情。

他在和我嬉戏的时候，仿佛忘却了内心沉重的负荷，和我一块放声大笑…

对父亲的过往，我十分好奇，但父亲不愿告诉我。11岁那年，我忍不住向母亲问起了父亲的过去。

母亲告诉我，父亲曾是个日本鬼子，而这被当时的我写进了作文里。

1918年，父亲出生在一个大阪农村的小商贩家庭，我的爷爷曾是明治天皇时期的皇宫警卫，可以说父亲骨子里流淌着武士的血。

不久后，因为日本资本主义的扩张，父亲所在的村子大多数农户都破产了。为了谋生，全家前往大阪市开了一家小饭馆。

父亲19岁那年，还在学校念书。一天放学回家，妹妹向他祝贺道：“哥哥，祝贺你！征召令来了，你成为日本帝国的军人了！”

那是个寒冷的冬天，亲人们并排等待在家门口，妹妹在大雪纷飞中向哥哥鞠躬祝贺的场景，让父亲有一种眩晕的自豪感。

他并不知道，那年日本全面侵华，向中国正式发动了进攻。

在日本军队时的父亲

家中陆续来了许多亲友，送来礼物和旗帜。爷爷把旗子都挂在家门口，买了烈酒答谢亲友。家中正厅上挂着一面太阳旗，上面密密麻麻地签满了亲友的姓名。

奶奶缝了一条“武运长久”的红布佩带，拿到街上。遇到路人，就叫人缝上一针，俗称“千人缝”，饱含着对出征之人平安的期望。

新兵报到那天，父亲在大家的簇拥下，肩披红布佩带，头裹太阳旗毛巾，手拿太阳旗，充满了自豪地离开家乡。

送走父亲不久后，家中的欢声笑语戛然而止。入伍军检时，父亲被查出患有脱肛，不适宜长途行军，被遣返回家。

看着不争气的儿子，爷爷嫌他丢人，骂他：“没出息的玩意！不中用的东西！”父亲一声不吭，独自去医院做了手术。

1938年，父亲再次前往军队，被编入大阪师团第37联队1中队3小队，并领到一支步枪，成为了一名日本天皇步兵。

让父亲始料未及的是，令他引以为豪的军队，竟是这个样子。

“你大概是不需要这扣子了吧？为什么不扣起来？命也不想要了是吗?”一位曹长一把将父亲拽起来，“啪啪”就是两个响亮的耳光。

曹长命令父亲在肩上挂上破布条，举着扫帚，像游街一样，边走边叫：“小林清升为‘参谋长’，特来参拜诸位！”像小丑一样的父亲，引得老兵们哈哈大笑。

父亲和我说，这就是他当初在军队里的日常，老兵常对新兵消遣打骂。

最后，父亲怀着屈辱的心情，向岗山曹长央求把扣子还给他。

因为扣子上有着象征天皇的菊花图案，在外面是买不到的。曹长又连续羞辱了他一段时间，才把扣子归还给父亲。

记忆中的父亲，整日沉浸在酒中，借酒浇愁。

平时在家，他也是有菜必饮，无菜亦饮。父亲的逻辑是有菜不饮枉对佳肴；菜不够，酒来凑。

有一次他患重病，医生劝他戒酒，他立刻显出为难的样子。医生有些生气：“你是要酒还是要命？”

父亲心里琢磨，不要命不行，留这条命还要等着回日本。不要酒也不行，半醒半睡，昏昏沉沉，生活才变得美好。于是他对大夫说：“我要命也要酒！”

他时常心情不好，很少和年少的我提及过去。

直到我上大学以后，父亲才和我讲起了他的经历。

在日本受训时，教官对即将出征的父亲说，他们出兵是为了东方和平。还告诉他们：“去美丽的中国，是一次非常好的官费旅行，你们只是去做些肃清残匪的工作。”

1939年，父亲就这样被骗到了中国战场。父亲从山东登陆后，目之所及都是残墙断壁，瓦砾废墟。他不禁怀疑：“美丽的地方？为何是一片焦土？”

父亲感到困惑，他不明白，他来中国究竟是为了什么？

资料图

行军期间，军官常对他们说：“别一个人溜达，要是被八路土匪抓住，便会砍了你的头！”还故意用手劈父亲的脖颈，加重语气恐吓他。

有一天，军官对父亲这批新兵说：“你们还没有杀过人，今天我们来一次杀人实习。现在，自愿参加杀人实习的，向前一步。”

没有新兵上前，军官发火了，强行揪出一位新兵。

在军官的逼迫下，新兵用战栗的手举起了刺刀，慢慢走向土坑旁手无寸铁的中国人，用力插了下去，而那个土坑正是中国人被迫为自己挖掘的。

“杀人凶手，罪犯！”父亲默默在心中呼喊。他突然意识到，什么“东亚和平”“中日亲善”，全是骗局！

父亲此时心里满是悔恨，恨不得马上回家。

1940年，父亲所在的中队得令，向八路军的根据地昆嵛山一带进攻。但连续几日都没找到八路军的踪影，父亲他们放火烧了几个村庄。

在一个村庄里，日军中队抓了个老百姓，逼他带着去找八路。

老百姓将他们带到了八路军的伏击圈，枪声突然密集地炸响，日军死伤一半多。队长下令父亲掩护，他们先撤退。

父亲拼命扫射，等子弹打完扭头一看，弹药手和小队长他们早没影了，父亲撒腿就跑。突然“咚”的一声，他被一块石头砸中脑袋，身子一歪，晕倒在地上了。

父亲被俘了。

父亲转醒时，发现自己躺在八路军的担架上。他闭着眼睛大喊；“我不怕死，你们杀了我吧!”

一个八路军战士用不熟练的日语对他说：“日本士兵，放下武器不杀，优待俘虏。”

父亲被俘后，千方百计地想逃走。他放跑了日军俘虏，还计划杀死八路军干部，以争取戴罪立功。

资料图

但战士们护送父亲到后方根据地，一路上爬山越岭，无微不至地关照着父亲。他们一直步行，吃小米，却让父亲搭乘牛车，尽量给他白面馒头，烙饼。

父亲问为什么？他们简单地回答：“优待，优待。”

眼见的八路和父亲的想象截然不同，但他仍坚信这是阴谋。不久后，父亲逮住机会，趁机逃跑。

途中，父亲饿得慌，偷偷到一个院子里找食物。他穿着八路军军装，被发现偷吃东西后，主人家说：八路军偷东西吃？不可能。于是报告了八路军，父亲又被抓回去了。

这件事对父亲触动很大，每日都在煎熬中度过，甚至想自杀为天皇效忠。可当每次念头一冒出来的时候，父亲想到了故乡的亲人。

这时，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敌工科长张昆找到了父亲。他对父亲说：“小林，你有什么苦闷可以对我说，我们身为军人应诚恳爽直，希望我们可以成为朋友。”

或许是听到日语的缘故，再加上平日里的孤独。父亲与张昆几乎无话不谈，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颠覆了父亲在日军部队所受的训练，但父亲依然没法去判断是非。

在一次行军时，部队走到一个村庄。因为日军扫荡，人都跑了。大家肚子很饿，同志们只得把老乡藏着的粮食拿出来，分给他们几个被俘的日军吃。

离开时，父亲看到张昆把钱留到农户家里。

他心想：“吃了点粮食，八路军居然还把钱放在没有人的家里。”日军“征用”粮食马匹，都是直接抢夺。要是不痛快拿出来，就得血溅当场。

就这件小事，却让父亲一直记在心里。每次父亲和我说起这段时，佩服的表情溢于言表。

不久后，张昆问父亲：“在我们根据地里，有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和日本人觉醒联盟。在反对这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你知道吗？”

父亲写的反战宣传

说完后拿出一本杂志和宣传单给父亲，杂志封面上用日文写着《觉醒》，传单是一篇《告日本士兵书》。

一直困扰着父亲的问题，“为什么要杀害无辜的中国百姓呢？”也在这里找到答案，他意识到了这场战争是侵略战争，日军就是来做强盗的。

经过深思熟虑，父亲作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让父亲陷入了再也回不了家的悲痛中。

父亲告诉我，他在战场上曾“死”过一次。

有一日，八路军带回来一位日本兵，他见到父亲后呆若木鸡，一副见鬼了的神情，磕磕巴巴地说：“你...你还活着？”

战斗结束，日军将现场的尸体火化，把骨灰封盒送回日本。其中一盒骨灰的主人，正是父亲小林清，这无疑是给家中寄去了一张“死亡证明”。

父亲一听便七窍生烟，自己为天皇在战场上拼命，身后事却被处理的如此含糊。那些骨灰盒中，甚至可能是死猫死狗。

心中对天皇的信仰开始崩塌，父亲转变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他决定，要主动申请加入八路军，成为一名“日本八路”。

最初从父亲口中听到“日本八路”时，我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只觉得父亲对他的这个称呼十分自豪。

1942年，反战同盟胶东支部成立，父亲被委以重任，担任副支部长，负责日文宣传工作。因深知日军的思乡厌战情绪，父亲费心竭力地抓住其薄弱点进行宣传。

胶东军区政治部，前排左二为父亲

夜深人静，父亲将手揺电话机挂在通往日军据点的电话线上，对日军据点喊话:"我是第五混成旅团上等兵小林清！”接着唱起一首日文的告别歌曲《阴沉的星期天》，歌曲表达了母亲思念出征后不归的儿子。

父亲边唱边哭，带动了许多日本士兵投诚。

他的名号在胶东地区传开了，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冒死喊话的“日本八路”。

一次父亲单独去据点喊话，喊完天就亮了。父亲就猫到附近一个村子休息，没想到，据点里鬼子进村搜查。他拔出手枪想冲出去，被农村大姐拦下了。

大姐把他的八路军装给扒了，塞到炕洞里，把他推到炕上，要他装病。这时进来两个鬼子，问炕上的是什么人？大姐说：是我男人，病了好多天了。

鬼子害怕传染就赶紧走了。

鬼子这次没有迫害乡亲，八成与父亲的喊话有关。鬼子走了以后，父亲十分感激她，她对父亲说：“你们日本八路帮我们打日本鬼子，应该我们感谢你啊！”

也正是因为这次被救的经历，父亲对老乡产生了护念之情。

父亲和部队在一个隐藏在一个山沟里，突然涌进来几百个乡亲，随后日军从四面八方围上来了。

他看形势紧急，要求参加战斗。参谋长说：你的主要任务是搞好反战宣传工作，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你不能参加突围，否则我没法向反战同盟交代。

父亲说：“我过去是有罪于中国人民的日本军人，反而是中国人数次救我，保护乡亲们是我的责任，即使牺牲，我也无憾。”

司令员许世友痛快地说：“日本八路也是八路，给他一挺机枪，让他上！”

转移阵地时，父亲负伤了，但他顾不上包扎，抱着机枪横扫，掩护其他人撤退。

这时，司令部和乡亲们都已突围。他边打边撤，突出重围后，才被抬上担架，送往后方医院。

1945年8月末，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八路军胶东军区主力部队向青岛挺进。

1945年于安东，后排右一为父亲

在青岛郊外，八路军包围了父亲的“老部队”——侵华日军混成第五旅团一个大队。他们企图退往青岛，登船回国。

八路军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和优待俘虏的通告，父亲昔日的长官满面愁云，在屋中来回踱步，提出请八路军派代表谈判。

父亲自告奋勇，对军区司令说：“我尽力完成任务，如果我回不来的话，你们就坚决消灭他们，不用顾虑我的生死！”

进入据点后，在谈判室里，父亲不免有些紧张。毕竟他过去只是日军的一个上等兵，而谈判桌对面的则是他过去的长官，一个中佐，两个大尉。

昔日的中佐先开口说话：“阁下是日本人吧？”

父亲身后的参谋站起身说：“这是我们八路军东海区全权谈判代表，小林清上校。”

对方立马起身敬礼，经过一番谈判，他踌躇地问父亲：“你我身为军人，八路军优待条件都能保证吗？”

“我们八路军一惯说到作到。”父亲答复他。

昔日的长官弯下身子，点头说道：“是，听说阁下原来是我们这支部队的？”

父亲说：“对，不过那个小林清早就死了。你们不是把他的骨灰都送回日本去了吗？现在我是八路军，这一点你得明白。”

就这样，日本军队向胶东八路军递上了降书。

1945年9月初，父亲接到胶东军区政治部命令，主持护送这批投降日军部队的回国工作。

护送日军部队是沿着胶济铁路走的。一路上，许多群众按捺不住，高声喊道：“让日本鬼子偿命！还我亲人！”

他们聚集到胶济铁路沿线，要为自己的亲人报仇雪恨。情绪激动的老百姓试图冲破防线，都被八路军部队拦了下来。老百姓就一边骂，一边哭。

八路军部队有的战士也跟着哭，父亲和八路军们向老百姓做说服工作：“老乡们，我们知道你们的恨，也知道你们的苦。但这些日本兵已经缴枪投降了…”

许多老百姓默默退下。望着这些深明大义的父老乡亲，父亲和八路军部队的战士眼含热泪，一些日本兵的眼圈也红了。

日军临行前，父亲昔日的长官将一只手表送给他，向父亲致敬，父亲也决心留在中国。

父亲与母亲

1951年，在组织的安排和介绍下，母亲在一种异常复杂的心态下，嫁给了父亲。随后，我和弟弟出生，一家人生活简单而幸福。

平静的生活，只维持了三年就被碾碎。

1954年，36岁的父亲被告知去内蒙古学习。酒席上，领导好言相劝，对他极为推崇认可，但由于组织需要，得下派到内蒙学习商业。

他不知道在决定去“学习”的那一刹那，他做出了人生最后悔的决定。

战争结束，父亲掉入了一个“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古老循环。原是学习三年的承诺，却让父亲一直“学习”了25年。

父亲被流放到了内蒙古塞外小城呼和浩特市，被隔离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不允许他回到自己的祖国。

1974年我和父亲在呼和浩特市家中

由于我们都离群索居，无处可去。在一个没有风沙的周末，父亲帯去爬山。大青山脚下，两个人腾腾地快步登山，山道有的是石阶，有的是崎岖小道。我一路陪着父亲，山越爬越高，简直像儿时追月。

父亲站在山顶，四面风起云涌。顷刻，仿佛眼前陡然崩塌，云开雾散，深邃的峡谷切开了大青山脉，青铜色的岩体仿佛裸露的骨骼，铮铮地屹立在眼前。

一种那种苍涼，孤独的感觉，紧紧地缠着父亲。父亲喜欢带我去爬大青山，每次父亲都在山顶极目南眺，仿佛他看到了富士山，看到了雾蒙蒙的日本海。

每次登山，父亲总反复吟诵：“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故乡。”

我上大学时，父亲已离家36年，无法与日本亲人联系。对于日本的印象都只能来自于电影，书籍。

回家，是他在心中压抑数十年的执念。

那时起，我开始为父亲写申诉书，我只能在周末匆匆忙忙、潦潦草草地写完一份初稿，交由父亲修改。

父亲的字很漂亮，是在八路军中刻蜡板练出来的，抄写这些申诉书时，要透过几层蓝色复写纸，一笔一画都要花费很大力气。

从他的经历开始写，父亲的每份申诉长达万言，一次抄写，差不多就要三四个晚上。

几乎是所有的相关部门，我们都有寄了申诉书。父亲担心一些收发室不重视，每封都寄挂号。父亲还将所有的挂号的存根号签，用大头针别在留底的那份申诉书上。

如今，那些大头针已经发锈，棕黄色的锈迹与纸页蚀在一起。

数年的申诉，终见成效。

1978年，父亲才在老战友和许世友将军的帮助下，调回天津社会科学院做挂名教授。

1985年父亲在天津家里

父亲终于有机会寻找日本的亲人，离家40年，他尝试着给家中写了第一封信。

半年后的一天，父亲正要午休，被告知有待收信件，落款是日本大阪。

他一个激灵清醒了，拿住信的手微微颤抖。拆开时，我分明见到他屏住了呼吸，不敢弄出太大的动静，仿佛怕梦醒了。

信中说：家人已去世，只剩下大哥一人。那封信他读了又读，读到信纸上都沾满了他没洗净手的指纹。

父亲历经25年流放生活，年迈体衰，他想回家看看故乡和仅剩的亲人。父亲申请了三次，都没有批准。

1986年父亲参加天津政协会议

1992年，父亲的大哥去世，1994年，父亲过世。兄弟俩，至死也未能相见。

去世时，父亲张着嘴，我用手想给他合上，但一松手又张开了。他好像最后还有什么话要说，却突然被取消了说话的权利。

恍惚间想起，我几乎没有与父亲有肌肤上的接触。只有今天，当他的生命已经停止，我才真正接触到他，他毛茬茬的还没有冷却的下巴。

我想那句父亲未说完的话可能是“我想回家”吧。

为了让父亲得以安息，我在天津西郊“西城寝园”买了一块墓地，将父亲的一半骨灰埋在这里，另一半帯回日本，葬在离家不远的陵园，让父亲叶落归根。

父亲朝向西方的墓

日本人的墓碑全都向着东方，因为那是太阳升起的地方。但我最终决定，让父亲墓碑朝西而立，那是父亲牵肠挂肚的神州大地。

夕阳余晖之下，若有人来到这与众不同的墓碑前，是否会好奇这其中藏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全文完

每一人小人物的荒诞，都是大历史的年轮。来，在留言里说说你们家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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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日本鬼子到八路军，他的转变是得知自己死亡开始丨止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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