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书架｜财经故事与经济解释

刚刚过去的2019年，我一如既往地写作、编辑，一如既往地阅读。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撰写新中国70年的财政政策的专著，是我为70年大庆所接受的一项任务。70年风风雨雨，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有些问题在不同时期都出现了，版本虽不同，但财经故事确有诸多相似之处。

经济增速之争不仅发生在2019年。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增速之争就已有了，当时的提法是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当年大跃进，高度重视粮食、钢铁产量，以粮为纲，以钢为纲，超英赶美，经济浪漫主义气氛弥漫。在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当众问周恩来，“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答写不出来。这是那个年代的财经故事。大跃进和其他因素加在一起，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再接着就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了。

经济增长需要条件，经济增长需要协调。一味地追求钢产量，最后得到的是大半不能用的钢。结果指标好看但浪费严重。粮食丰产不增收，因为生产力配置到钢铁生产中去，天时好资源误配也不管用。经济结构优化、宏观经济稳定在现代社会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计划经济需要财政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的“三平”，需要处理好财政金融关系，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当年有扩大高价商品供应以回笼货币的措施。市场经济下，对应货币“超发”，高价住房吸纳多余的货币，物价基本稳定，与计划经济的调控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市场和计划配置资源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宏观经济稳定目标未变，发展中国家追求更大更强国力目标未变。

中国经济增长是否需要保六，看似问题，实则根本谈不上（前些年有保八问题，逻辑相同）。保六作为问题提出，更多地是将现实经济增速作为参照系的结果。经济增长潜力或所谓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在那里。只要释放出更多的市场活力，经济增速完全可以在2019年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升。改革反而可能让速度更慢的说法站不住脚。更快增速绝非大跃进，而是高质量发展，是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争取可能的增速。故事经常在重演，似曾相识，但有所变化。这大概就是我们不断回顾30年、60年、40年、70年故事的重要理由。金冲及因为职业关系，有条件读到常人不容易读到的史料，四卷本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的第三卷和第四卷尤其值得细细研读（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有些细节，可以和其他文献对照互补。我将财政政策的演变置于整个国家大历史背景中，对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有了更深的体会。

故事是重要的。现代经济学在构建模型上不遗余力。超越现实，自娱自乐，未尝不可，但不能解释世事，不能预测未来，不能留下启示的研究，终将化为历史云烟。事实胜于雄辩。研究者经常会忽略一些事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关于财政结余的动用问题有不同说法。实际上，只要看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1955年1月12日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报告，就可以很清楚地解决这个问题。李先念的报告指出，“本来这笔钱已为商业部、粮食部等部门，作为资金使用了。”（《李先念传》编写组：《建国以来李先念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长期在财政部工作并曾任财政部部长的王丙乾的回忆录也有不少干货。关于财政赤字，王丙乾记下了1981年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的情景：“胡耀邦同志说，财政部年年讲财政赤字，是吓唬人的，狼来了，狼来了，没有来嘛！当时在座的一位领导同志讲，因为采取了措施，狼才没来嘛！”建设性预算适度举债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但当时没有区分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王丙乾对此的评价是，区分经常性预算和建设性预算也为后来国债事业的发展和赤字财政政策的运用奠定了理论和制度基础。（王丙乾：《中国财政60年回顾与思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

财经故事并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中国财政政策的选择，并不是简单地用凯恩斯主义就能说清的，背后有中国的逻辑。何况即使是凯恩斯主义，无论在现实还是在理论上，都面临各种可能的挑战。米歇尔·德弗洛埃（Michel De Vroey）的《宏观经济学史：从凯恩斯到卢卡斯及以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值得一读。宏观经济学现代意义上来说，本来就是凯恩斯之后的事，因此，这是一部现代宏观经济学史。该书包括凯恩斯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DSGE宏观经济学、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三部分。我以为，后两部分更值得关注。当前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与凯恩斯主义确实有更多相似之处，但也受到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的影响。总需求、总供给调节是常规操作，财政政策将何去何从？把握宏观经济思想的发展脉络，对中国式的“稳经济”政策选择也许有一定价值。

说清财经故事的背后的逻辑，需要经济解释。上世纪80年代《卖桔者言》风靡神州大地，港大教授张五常就这么进入内地。独特的文风，对现实世界的解释，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经济学。张教授自认集大成的可以与《国富论》一样传世的《经济解释》2019年又出新版。旧书新版，从三卷本到五卷本，几近二十年。

记得本世纪初创刊不久《21世纪经济报道》连载《经济解释》，那是我在厦门大学《新制度经济学》课程的重要参考资料，听课的学生和我早已各奔东西南北，但我相信当年的学子还会记得当时的情景。本科生整整一学期没有指定教材的课程，受到欢迎，靠的是对世事的解释，靠的是包括《经济解释》在内的丰富文献支撑。

十几年过去了，张教授对一些问题又有了新思考。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他著长文《中国的经济制度》，倍加推崇县际竞争。他当真发现中国经济奇迹的奥妙吗？县际竞争真的那么厉害？租税真的一样？增值税是租吗？我至今还有疑惑。对于劳动合同法，张教授一直持有保留意见，这容易理解。张教授将约束竞争的权利结构区分为四大类，以资产界定权利，以等级界定权利，通过法例管制约束竞争，受风俗或宗教约束的竞争。毫无疑问，改革释放出的市场活力是从以等级界定权利转向以资产界定权利的结果。如果没有这一出戏，真的难以想象神州大地四十余年会有如此大之变化。

我特别关注增订版的第五卷《国家的经济理论》。张教授的想法有一些和他曾经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同事巴泽尔教授的《国家理论》不太一样。巴泽尔的经济理论，特别是他的小册子《产权的经济分析》（第二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我时不时翻阅。我一直认为，这是一本含金量很高的经济学著作，在解释世事的同时，也为未来提供了预测。关于国家的经济理论，国家在收入分配、经济稳定中的作用，张教授作了一些分析。他对朱镕基总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从不认同到高度认同的转变，可以深入分析。这大概也是经济理论的现实约束条件在发挥作用吧。张教授的著述思想性更强，完全可以和当下主流的经济学互补，推动经济学的新发展。（《经济解释》2019年增订版第五卷，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

经济解释不仅要解释细枝末节，还需要直面宏大问题。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在《共同利益经济学》（Jean Tirole, Economics for the Common Goo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中文版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2019年提前出版）中文版自序强调：“本书面向的大众读者，不需要专业的经济学基础，拥有求知欲和渴望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便足矣。”这本书既有梯若尔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思考，更有对未来诸多重大社会挑战的解释。

梯若尔认为，民粹主义者的共同点是他们热衷于利用选民的无知与偏见，但单纯批评民粹主义徒劳无益，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民粹主义是被全球化和技术进步所遗弃的人群发出的求救信号。共同利益出了什么问题？梯若尔对现代政府、企业治理、气候挑战、劳动力市场、十字路口的欧洲、金融危机、竞争政策、数字经济、创新和知识产权等都发表了看法。梯若尔之前更多发表的是专业论著，这本书和以往的不一样，是用尽可能通俗化的语言，叙述专业的故事。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命运，经济学知识同样如此。经济学完全可能从根本上冲击“民粹主义”的影响力。

中国经济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这是毫无疑义的。改革开放41年来，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外向型经济、外资的引进到民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改革在增量上做尽文章。这也是以资产界定权利的现实版。未来中国经济活力的更充分释放，民营经济仍然需要扮演重要角色。优化营商环境，混合所有制改革，都离不开民营经济更加重要角色的发挥。厉以宁教授主编的《中国道路》丛书已出版八本，2019年最新出版的《中国道路与民营企业发展》（厉以宁主编：《中国道路与民营企业发展》，商务印书馆，2019年）值得一读。民营经济同样面临发展方式转变问题，产权保护，交易规则的公开化、透明化、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等都是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遇到的难题。该书系统分析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面临的机遇和可能面对的问题，其中既有对民营经济的前瞻性分析，又有实实在在的实践者说。该书对为什么知名民营企业对国企改革不热情等热点问题作了回答。如果要用比较短的时间全面了解中国民营经济，那么阅读这本有相当分析深度的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中国命运的思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1988年中山大学何博传先生的《山坳上的中国：问题·困境·痛苦的选择》（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发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认识和行动”的声音，其中的许多中国问题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如何面对挑战？我们仍在探索。但愿探索的时间短些，制度更加成熟更加稳定的日子早点到来！

中国经济活力还突出地表现在一些地区上。深圳和佛山是我关注的两个城市。2019年佛山市的GDP超万亿元，这个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城市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关于佛山的思考给出了解释，这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结果（张燕生、肖耿、罗祥国、多米尼克·米格尔：《中国未来：佛山模式》，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张燕生、肖耿：《政府与市场》，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张军团队对深圳奇迹的多角度回顾与思考，对深圳这个“试验场”的未来当有启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深圳的思考，同样对整个中国未来的选择有重要的启示。（张军主编：《深圳奇迹》，东方出版社，2019年）

财经故事一直在上演，经济解释既要说清故事，更要为故事的未来提供逻辑。阅读大抵对这样的逻辑形成有一定的帮助，因此，阅读伴随着思考的人生。书单是个人意义的，并不具有推广的价值，仅供猎奇者观赏。

（作者杨志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