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杨天宏：北洋时期民意调查中的军阀形象

本文整理自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杨天宏教授的讲座“从数字看历史：北洋时期民意调查中的军阀形象”。讲座系复旦大学中国近现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系列活动，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文字经主讲人审定。

杨天宏教授讲座现场

军阀及军阀政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在主流的近代中国历史书写中，军阀系一极端负面的存在，研究者对其大多是做全称否定判断（universal negative judgment），认为军阀皆一丘之貉，整体形象丑陋，且忽略其前后变化；同时认为军阀统治的北洋时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这一认知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逐渐固化。国民党的宣传且不论，知识界也多持此议。

这种源自“大革命”时代对于军阀整体负面形象的描述，反映了部分国人的观察认知，有其历史依据，是研究军阀及军阀政治重要的思想与学术资源。

然而，北洋时期诸多民意调查在提供这一认知客观证据的同时，也揭示出一些不同的历史面相。首先，军阀自身的表现及时人对军阀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前，即便军阀之间多次交战，一些军阀仍被视为结束分裂割据实现国家统一的希望所在。其次，在处理对外关系问题上，军阀固然有“勾结帝国主义”的负面表现，但在日本已成中国国家民族命运主要威胁的严峻形势下，军阀中的一些派系坚持抵制日本侵略的立场，在外交上联络美、英制约日本，符合民族主义上升语境下主流民意的取向。不惟如此，军阀存在明显的个体及派系差异，有恶有善，同一军阀或派系，前后表现亦多变化，并非一开始就呈现出整体负面形象。

民意调查中军阀得票率之动态分析

民意调查是以社会学理论为依据，通过局部调查寻求全体民意的调查方法，在中国大致兴起于1920年代初。1922年8月，日本人在北京办的《顺天时报》做了一次名为“理想政府各员选举票”的民意调查。这次调查很可能是近代中国运用社会学方法就国家政治问题进行的首次民意调查。之后，各报刊、学校及社会团体纷纷效法，民意调查蔚然成风，各式各样的调查在“民意测验”“假选举”“草选举”“名人选举”等名目下展开，截至1926年北伐开始，相关调查多达数十起，其中涉及军阀的调查不下10起。这些调查，从不同时间、地点及社会层面，提供了全面认识军阀的珍贵史料。

《顺天时报》所作“理想政府各员选举”旨在征求对大总统、副总统、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选举的民意。据统计，从1922年8月1日至28日，该报共收到5658张有效票。兹将该报投票结果，按照正副总统、国务总理等得票多少之顺序，列表展示如下：

按得票数计算，在全数5658张大总统“选票”中，军阀或出身行伍者共得票2147票，占总票数的37.9%。副总统得票人中可以算作军阀者，合计得2198票，占全部投票数的38.8%。国务总理一职虽“候选人”较多，票数分散，但军阀得票同样不少。位列第一的是段祺瑞，得1072票；徐树铮得162票；靳云鹏得75票；曹锟得59票。内阁各部，文职且不论，陆军总长投票，吴佩孚得731票，排名第一。

如果说《顺天时报》有日本人的背景，不妨看看与之有激烈竞争关系的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所做“中国当今十二伟人”问卷调查。此次问卷调查从1922年10月7日开始。这一天，该报刊登公告并发放“选举票”，邀请读者选举“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一周之后，同样内容的公告和选票以中文发表。公告制定了“选举”规则与办法，且无论中外人士皆可投票，选票在每期密勒氏报刊出，选举结果逐期揭晓。选举截止后，经汇总统计，得票在4票以上的被选举人共195名，全部有效选票为18904票。1月6日，《密勒氏评论报》正式公布选举结果，并对进入前12名的“大人物”逐一作生平事迹简介。该报公示的“前12名”名单及得票情况如下：

由上表可知，在得票最多的12个“大人物”中，被称为“军阀”或出身行伍者有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黎元洪4人，共得3607票，占前12名总得票数11375票的31.71%。在次12名“大人物”中，被视为军阀及类军阀者还有段祺瑞、陈炯明、李烈钧3人。总计在前24名中，军阀或出身行伍者共占7个席位，比例为29.1%。得票在4票以上可列入“军事”类的被选举人有39位，其中不少是军阀，占被选举人总数的20%。

《顺天时报》《密勒氏评论报》此举，开中国问卷调查之风，不久各地大、中学校闻风跟进，一些社会组织也不甘人后，由此形成一次大范围的民意调查热潮。

国内大专院校最早开展民意调查的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11月14日，适逢北高师成立14周年纪念，该校新创办的心理研究室决定开展民意测验,其中第2、4两问有可能关联军阀：

2、假使你有选举权，你将举谁做下任大总统？

4、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你最佩服哪一个?

问题要求即时答复，不记姓名，不许旁窥，答毕由答题人亲自或由招待员代为投入票匮。共收931票。

北高师的调查由社会学家张耀翔主持指导。张在分析大总统得票数据时指出：从被选举人的情况看，大总统得票人中属于军阀或出身行伍者有黎元洪、段祺瑞、曹锟、冯玉祥、阎锡山、陈炯明、张作霖、徐树铮、张勋、唐继尧等11人，共得180票，占总数578票的31.1%，入围人数占全部31位得票人总数的35.48%，1/3的武人得票率大致可信。

几个月后中国大学于创建十周年纪念之际所作民意测验，似可支持北高师的调查结论。在拟定的10个问题中，第5问“你最愿意哪一个人组阁”与军阀有所关联，投票结果，有13位军阀（或类军阀）入围，占41个入围者的31.7%；13人共得357票，占全部合格票的21%。

如果说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调查反映的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的民意，不足以代表北洋时期大范围民众的认识意向，不妨再看看处于南北军阀夹缝中标榜自治以求生存的湖南人对军阀的认知。

1923年6月中旬，湖南妙高峰中学举行建校十五周年纪念，特设民意测验，征求长沙市民对于国家社会的意见。投票结果：大总统提名人数共30名，总票数734张，其中军阀或行伍出身者入围12人，占入围人数的40%，共得票367张，占总票数的50%。副总统“选举”军阀或出身行伍者入围15人，占全部35名被提名人总数的42.9%，得票235张，占总票数734张的32%。可见湖南人对军阀的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个别军阀在民调中得票率一直较高，排位也相对靠前，其中最突出的是吴佩孚。在《密勒氏评论报》“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问卷调查中，吴佩孚得995票，排在蔡元培、王正廷、张謇、黎元洪、胡适等人之前，位居第5。在北大25周年校庆问卷调查中，吴得15票，排在王宠惠、伍廷芳、康有为、唐绍仪、顾维钧、颜惠庆、袁世凯、黎元洪、曹锟之前，位列第6。在中国大学十周年纪念“你最愿谁组阁”的问卷调查中，吴得31票，排名第12。在东南大学的“国内大人物”调查中，吴得27票，排名第7。在妙高峰中学的未来大总统候选人提名中，吴得20票，排名第3。段祺瑞在民意调查中得票也居于前列。如在《顺天时报》“民意中之理想政府”投票中，段得2059票，占总票数的36.4%，与得2073票、占总票数36.6%的孙中山，几在伯仲之间。

不过并非所有调查军阀都能得到较高选票。东南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调查就与上列调查有较大数据落差。1923年1月，东南大学政法系及经济系学生组织大总统选举委员会，选举结果，入围的军阀或出身行伍者有冯玉祥、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阎锡山、齐燮元、韩国钧、刘冠雄8人，共得81票，占总票数806票的10.04%。

基于统计学立场，考虑到异常值的整体波动（overall volatility）影响，去掉数据组中的“极值”即通常所说的最小数（10%）和最大数（50%），则1922—1924年民意调查中军阀平均得票率为29.20%。这一得票率究竟是何概念?

作为社会群体，考虑到整个社会文、武人数比例，文人和不是武人的政治家占绝大多数，武人这一得票数值并不低。中国大学的“内阁选举”，武人得票率为21%。其实就组阁而言，内阁各部属于武职者只有陆军部、海军部和参谋部，其余各部均是文职。文职总长，军人很难入选。武人能在文职为主的内阁官员“假选举”中得到21%的投票，已属较高的得票率。中国传统重文轻武，文人向来蔑视武人。在此传统下，民调组织者和投票人的构成，多少包含对武人的不利因素。

北洋时期的民调可分三类：一类由报刊组织，如《顺天时报》《密勒氏评论报》两报的民调；一类由学校师生组织，如北大、北高师、东南大学、中国大学、妙高峰中学的选举；一类是社会组织举办，如湖南旅京同乡会的测验。就组织者看，主要是报社编辑或学校师生；就投票人看，则大多是在校师生、报刊读者，政界人士和商人只占少数。比如《密勒氏评论报》系英文报刊，读者基本上是懂英文的知识人或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商人。湖南旅京同乡会的测验，学生占全数70%（中学生和小学生占学生全数30%，专门学校学生占70%），政界占全数20%，其余各界占10%。北大的选举，发起人是在校学生，在被试的1007人中，学界752人，占74.7%。 可大致反映投票人的构成。

白鲁恂在分析《密勒氏评论报》十二位伟人问卷调查时注意到，这次选举的投票者主要是学生和商人，他认为：“这一组人群是最不尊重督军的，若是调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将会出现对军事领袖更高的支持率。”此言不无道理。

以上为民调的整体情况。由上可知，北洋时期历史民调中，军阀得票率高达29.2%，而在我们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中，军阀的形象十分糟糕，原因何在？军阀整体负面形象主要是南北军阀以其拙劣的政治表演自我塑造的，这一结论毋容置疑。但是民意的类别以及性质也提示所谓军阀整体负面形象的形成，可能包含外部建构的因素。

国民党的宣传与军阀整体负面形象形成

中国传统政治语汇中并无近代意义的“军阀”概念。虽然至迟唐代，典籍中便已出现“军阀”一词，却另有所指，并无贬义。科举制度废除之后，中国推崇尚武精神。直到巴黎和会之后，和平裁军呼声高涨，对黩武主义的批判趋向激烈，带有贬斥意义的“军阀”称谓才流行开来。

然而“军阀”的定义与判断一个军人是否“军阀”的标准却十分模糊。研究四川军阀的柯白曾以刘湘为例指出：“刘湘和追随他的军人是‘军阀’吗？通常认为：‘军阀应指称在特定区域内凭借实力发动战争的任何人。’照此定义，四川的5个地位最高的军人（二刘、邓、田、杨）均可明确无误地界定为军阀。但如此界定他们几乎什么有价值的内涵。”柯白认为：军阀这一词组中决定性的词汇“阀”（lord）的翻译仍不清晰。所以军阀是一个用起来方便省心、可塑性极大的词汇，但却被用为一个含有贬义的俚语。可见无论从词源学，还是从军阀的定义而言，近代国人对军阀的认知并不负面。

然而，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由于军阀自身形象败落，加上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宣传形塑，国人对军阀的认知根本改变。

在这一改变过程中，苏俄及共产国际为帮助国民党摆脱“军阀”地位作了大量工作，在要求国民党进行改组的同时，对国民党的宣传工作进行指导。越飞在讨论与孙中山的合作时曾明确指出：北伐计划“应当不仅以军事手段，而且以开展国内最广泛的鼓动宣传方式来实现”。宣传的主题是反帝反军阀。为推进这一宣传，俄国人向孙中山提出在上海成立中央新闻社，以便为所有的中国报纸提供新闻和具有国民党精神的文章等具体建议。

在成功对自身进行改组之后，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的政治宣传。尤其是五卅之后，鉴于各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国民党的宣传转而注重强调军阀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同时对动员社会各阶层参与革命运动做出具体部署。

在宣传手段上，借鉴苏俄革命的成功经验，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主导下的反军阀宣传广泛深入，形式多样：

1、明确提出“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政治口号。

2、组织演讲队向民众演讲。

3、组织民众举行反军阀示威。

4、对军队灌输打倒军阀的思想。

5、组织新闻检查，控制军阀的敌对宣传。

国民党的反军阀政治宣传产生了明显效果。在宣传效应产生之前，除一些文人在报刊上骂军阀之外，普通百姓对军阀并无特殊好恶，他们评价一个人往往是依据传统道德观念和自身的感受。但是经过宣传，情况就不一样了。北伐推进到武昌附近的一个村庄时，郭沫若惊讶地发现，吴佩孚的军队败走后，“村里人就像自己打了胜仗一样，非常高兴，他们都称我们是南军，有的还在“南军”上加上“我们”两个字。”又说：“南军是搭救我们老百姓的，南军胜利，我们老百姓就有出路了。”不难看出，经过国民党从早期北伐便已开始的政治宣传，到国民党大举北进，在社会认同层面，军阀已遭到社会各界普遍唾弃。

不过，既然是宣传，国民党的军阀形象描述也难免有虚构成分。胡政之在国民党北伐之初就发现，“国民党素以宣传见长”，随着北伐胜利推进，“民党消息，益多过甚之词”。汪精卫也曾为国民党的宣传与事实的不符感到困惑。他说国民党的做法，“不是用事实改变宣传，而是用宣传改变事实”，国民党第一次大会以来，党人每为此感觉痛苦。但到第二次大会时，“事实居然被宣传改变了，很多宣传已变成事实”。汪氏所言，旨在说明国民党对宣传工作认知的变化，却于无意中透露出国民党对军阀整体负面形象从“虚”到“实”的建构。

然而国民党对军阀形象的建构并未因北伐成功而终止。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为取得统治的“合道性”，继续进行反军阀的政治宣传。而在国民党宣传部及训练部指导下的民意测验，则成为宣传的重要手段。1927-1933年的民调虽然与1922-1924年间的众多调查类似，都是在“民意测验”或“心理测验”的名义下举办。但前后比较，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调查于“民意调查”仅有其名，实际已完全纳入国民党中宣部的宣传体系当中，成为国民党政治宣传的工具。在这类民意测验中，影响较大的有“总理纪念周”民意测验以及“革命心理测验”。

通过这类号称“民意调查”的政治宣传，军阀的整体负面形象于北伐成功之后几年内，趋于成型，并逐渐固化为后来人们看到并视为常识的历史书写。

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症结所在

虽然上述所指历史书写中的军阀腐败黑暗与国民党的宣传有关，这并不意味着对军阀及军阀政治的肯定。事实上，军阀及军阀政治存在严重问题，即国家失去了权势重心，政治军事的不统一导致国家四分五裂。在此政治格局下，北京曾具有的俯视天下的崇高地位迅速下降。对北洋时期的中国政况，著名学者杨荫杭发出“今日之时局，五代之时局也”的感叹，时论也将北京政府视为世界政治史上“最无权能之政府”。

在应当对军阀问题承担责任的诸多因素中，本人研究认为督军制度最受诟病。所谓“督军制度”就是军人兼任省长的制度。然而为研究者普遍忽略了的是，最早主张军事官员兼辖民政者，大多是后来声称“打倒军阀”的南方阵营的人。

阎锡山回忆说：1912年7月，广东都督胡汉民电称，中央现主极端集权，实行军民分治，补救之法，唯有联络东、西、北各省反对力争。后接江西都督李烈钧来电，赞同此意。经李、阎等人广为联络，最后由江苏都督程德全领衔电京。可见，都督兼摄民政在民国肇建之初，已被包括国民党人在内的地方势力当作与中央抗衡的重要手段。这一主张自然不会得到正在谋求中央集权的袁世凯首肯。袁世凯死后，其拔识的文治派失去依傍。袁氏一度强调的“军人不得干政”的思想，完全打破。因此军民两政，操于武人，遂成通例。

从发轫及形成的历史看，督军制度经历了都督、将军到合二为一的督军的发展，后来几乎被对等界定为“军阀”的督军，其兼管军民两政之议，实际是起源于反对袁世凯集权中央的以南方革命党人及东南立宪派为主的地方势力。可见若论军阀制度的起源，责任尚不尽在军阀本身。

不过民初权势重心失却的主要原因并不在此。军阀割据战乱，至多只是权势重心失却的表征而已，其根本原因是民初根本法设计触犯政治技术禁忌，因人立法，导致政体设计畸形，从制度上促成并固化了这一现象。本来，南北统一之后，袁世凯致力于权势重心重建，已取得一定成效。但袁的政制建设被认为趋向专制，制约性的根本大法《临时约法》及相关法规很快由其政治对手近乎单方面炮制出来。作为宪法性质文件，《临时约法》的贡献在于确定了共和民主制度，从国家根本制度建设上否定了封建帝制，但《临时约法》及相关根本法在政体设计上却存在严重的技术缺陷。

民初国家政体建构中，可以决定兵权归属的根本法除了《临时约法》，还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约法》。比较这三个文件可以看出，《组织大纲》和《中华民国约法》将政体设计为总统制，总统为“陆海军大元帅”，负责“统帅陆海军”。而《临时约法》设计的是责任内阁制，仅规定大总统“统帅全国陆海军”，没有军职，已呈区别。在总统制下，大总统以大元帅身份统帅陆海军，政府机关设陆军部、海军部和参谋总部，对总统负责，因而大总统实际拥有军队的统帅权，军权一元化。而《临时约法》实施责任内阁制，虽规定大总统统帅陆海军，但内阁是对国会负责而非对总统负责，陆军部、海军部及参谋总部各总长，是在内阁总理主持下开展工作，这就使《临时约法》有关统帅权的规定在理解上发生歧义。

不仅如此，民初颁布的《都督府暂行条例草案》又使这一状况进一步恶化。该草案第4条规定，“都督于军政事务，受陆军总长之指挥监督，于军令事务，须受参谋总长之指挥监督”。《草案》直接赋予陆军总长及参谋总长以军政军令大权，于是统帅权归属一分为二，大总统对于军队的统帅权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

通过《临时约法》和《都督府暂行条例草案》，从国家和地方层面将军权二元化，这就是军阀问题的制度原因所在。这一严重的体制缺陷，势必引发府、院矛盾，为军人干预政治提供机会和条件。《临时约法》的分权设计貌似体现了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实质上与现代政治学的理论与实践背道而驰。

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落后国家”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需要一个政治上实行集权主义时期的理论。为此他提出建立“强大政府”的对策。在讨论军政关系的理论与实践时，亨廷顿认为，在复杂的政治结构中，最需要关注的不是权力的相对划分，而是这种分权对其他群体权力的影响。他特别强调：“分权对于军事领导人参与政治冲突而言，即便不是不可抗拒的力量，也是一种长久的诱惑。”亨廷顿所言对认识民初因军阀割据、军人干政的原因，从国家制度建构层面提供了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说明。

那么在军阀割据已经形成，国家四分五裂的情况下，究竟谁能破局？

1924年之前，南北双方都不具备打破南北军阀对峙僵局的能力。从南方来看，南方国民党军政领袖揭橥“护法”旗帜，认定《临时约法》是民国一切政治存在的法律依据；北方军阀则凭借武力，以“北洋正统”相标榜，自认是袁世凯之后中华民国统治权的合法继承者。

然而如时论所言，南方的“护法”，到1920年代，已是一个既不合法，事实上也已丧失号召力的政治主张。就合法性而言，南方所护之法为《临时约法》，但该法只具临时性质，且如时人所论存在诸多政体设计缺陷，所以才会引来持续不断的改订呼声，而有后来通过“合法程序”产生的正式约法和宪法。

北方祭出的“北洋正统”更成问题。“北洋”曾是中国政治中一面有影响力的旗帜，然而经过北洋军人三番五次的内讧及裂变，曾经响亮的“北洋”招牌到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也已被彻底砸毁。

从军队归属上讲，北方军队事实上的私兵体制，也未改变。北洋军事领袖普遍被定义为“军阀”，军队的非国家属性，是为基本原因。

与北方军人固步自封不同，南方的国民党却能与时俱进，不断追随时代步伐。1924年“一大”召开之后，国民党丕变。学界有关国民党变化的研究已很充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一是明确了革命纲领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现实目标；二是通过带有容共色彩的改组，在组织上实现了新陈代谢，具有革命性的“左派”掌握了主要权力；三是通过联俄，获取了从英美方向未曾获得过的军事及经济援助；四是组建军校，并对军队进行改造，创立了一支由政党领导的军队，改变了军队的性质；五是明确了政治与军事双管齐下的北伐方略。

国民党的变化可谓脱胎换骨。通过改组，国民党明确了党纲，其军队从此成为有主义并有严明纪律约束的“党军”，这与北方军队始终未能祛除“私兵”性质形成巨大反差，并因此摆脱护法期间遭受“南北军阀皆一丘之貉”讥讽的政治尴尬，而北方则被定格在“军阀”位置。于是，时人心目中建立未来的国家权势重心的希望，开始由1920年代初的直系，逐渐转移到改组后的国民党方面。1920年代初的各次民意调查，军阀尚能得到29.20%的选票，但是到1926年《京报副刊》举行民意调查时，军阀在最高层级的“新中国柱石十人”投票及政治类柱石人物投票中全面败北，仅仅得到若干军事类柱石人物投票，而国民党得票则大幅上升。个中原因，从注重“实验”的胡适微妙的政治转向，或可窥出究竟。

结论

1. 北洋时期的民意调查提供的大量数据表明，军阀的构成是良莠不齐的。1924年前军阀的整体形象并不糟糕。在民调中军阀得票率较高，个别军阀得票一直名列前茅。直奉战争后百姓对此认知产生变化。这说明，军阀并非向来如同历史书写一般糟糕，1921-1924年间军阀平均得票率高达29.20%便可证明这一点。

2. 军阀整体负面形象的形成，既与部分军阀的自我表现有关，也与国民党在苏俄指导下的宣传形塑有关，而这些形塑有虚有实，需要在研究中多加辨析。

3. 军阀政治的腐朽黑暗与国民党的宣传有关，并不意味着对军阀以及军阀政治的肯定，事实上军阀及军阀政治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分裂割据与国家不统一。而造成分裂割据的原因并不全在军阀。从根本上讲，军阀制度的产生与民初包括《临时约法》在内的诸多法律制度建设存在弊病有关。这类的法律制度实际造成了军权的二元化以及地方势力的做大。加之民初抵制袁世凯的军民分治，形成军人实际干政的局面，既成的实施与《临时约法》的制度固化，使军阀政治由此产生。

综上，将军阀制度的产生归咎于军阀本身，是一种认识论的错误。最终国民党经过长期探索，意识到中国军阀政治症结所在，实施改组，改变军队性质，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塑造有主义的军队，使其在南北对峙中获得胜利。

讲座主持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建标在总结中指出，近代历史有其复杂性，本身尚处于演变之中，比如杨天宏教授研究中所提私兵制的军阀到党军的演变，就是历史的进步。在研究中要用发展的、变化的及长时段的眼光看待历史的走向。杨教授还提及宣传影响历史观的形成，在研究历史中要注意辨别宣传的虚实，辨析历史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