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关于贫穷，我们还有多少不知道的？

2020-01-06 16:1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像英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为什么会走上福利国家之路？原因当然有今人高度重视的大众民主、政党政治等方面，但要看到，在大众民主普及之前，这些国家就已有福利政策的出台，而且这些政策的最初倡议者和实行者都是保守的政治家或者开明的君主。就是说，最初推动福利政策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传统而非现代化过程中的新生力量。就像在英国，政治家或君主之所以推行福利政策，事实上是在延续历史上君主或国家担当的拯救穷人或者说济贫的角色。

不过，从传统财政的济贫行为到现代福利政策之间，虽有历史的延续性，但还是有质的差别，前者是出于统治者的恩惠而后者出于国家的责任，二者的转换有一个关键的环节是对穷人态度的变化。

1.人的贫穷是本性低劣或者懒惰造成的？

基督教思想在西方世界取得统治地位后，思想界主流的看法是，人的等级地位与财富状况是由上帝决定的，也是跟自己的本性相应的；一个人如果贫穷，那是因为自己本性低劣或者懒惰。

下面的想法，在当时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人类生存的世界对于勤劳、负责、节俭、理智与自助的行为给予奖赏，而对懒惰、浪费、愚蠢及依赖救济的行为给予惩罚，贫困是上帝对懒惰者的惩罚。只有在挨饿的威胁下，穷人才会去勤快地劳动，而这样有利于整个社会。因此，给穷人（特别是儿童、老人等真正的弱者）以某种食物或金钱救济，是一种慈善的美德，但并非统治者的责任，穷人并没有权利得到救济。

传统的济贫活动，大多由教堂来进行，有时候也会由地主或富人来举办。作为一种慈善活动，济贫诉诸富人或公众出于同情的道德感，或者说一定程度的利他主义情感。

显然，哪怕是到了今天，出于同情的道德感仍然在公共救济制度运行中发挥着作用。但在依赖自利动机的市场经济中，单靠这样情感并不足以提供充分的福利来供应现代化过程中日益积累的贫困人口。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爆发之时，因大规模失业而出现的众多贫困人口，更加不可能仅仅依靠富人或公众的同情来救济，而必须由国家出场。

只将济贫作为一种慈善事业而非政府应承担的积极的责任，这样的传统做法符合17—19世纪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理论，即自由放任主义。它要求每个人在市场中寻求报酬，不承认个人有权通过国家帮助满足基本的需求。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下，市场逐渐成为工人的牢笼，劳动力被塑造成商品。在今天，许多坚持自由放任主义的学者仍然认为，只有对市场无法解决的贫困，国家才有必要出面解决，在福利理论中这样的观点被称为市场补缺理论或者补救主义理论。

2.“没有人应该贫穷，也没有人需要贫穷”

济贫从统治者的慈善行为变为国家必担的责任，穷人得到救济从作为统治者的恩惠变为自身的权利，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心理转换，那就是对穷人态度的变化：贫穷不再被认为源于个人秉性恶劣、不负责任或者源自上帝对坏人的惩罚，而是因为不利的社会环境或社会失调。就是说，变化后的社会心理是，贫穷不是穷人的错，而是社会的果实，政府必须承担起应尽的责任。

在追溯分配正义史时，塞缪尔·弗莱施哈克尔认为突破对穷人歧视的关键点在于亚当·斯密，是斯密“对当今我们所说的‘分配正义’概念的诞生所作出的贡献比通常所认识到的多多了”。

希默尔法布也有类似的说法：

“如果说《国富论》一书在有关金钱、贸易或价值等方面的理论上创新并不大的话，那可以说，它在贫困方面的观点以及在如何对待穷人方面的理论，可以称得上是革命性的”

在《国富论》中，斯密描述了穷人的尊严，认为贫穷并非源于人的本性或素质问题。他指出，穷人处于社会最底层，不是天生的或者出自上帝的安排，也不是因为天生邪恶和懒惰，因此穷人理应得到某种帮助。换言之，此时有一种新的信念诞生了，那就是穷人有权得到帮助以摆脱贫困，没有人应该贫穷，也没有人需要贫穷。

3.谁来解救贫穷？

如果说穷人不应该也不需要贫穷这一说法成立的话，那么解救穷人的责任在谁呢？斯密的回答是，国家应该采取措施确保参加劳动的穷人得到教育，以培养道德和政治判断力。因此，济贫并非是为了针对下层阶级的罪恶或犯罪，而是国家运用公共资金真正地帮助穷人。

与斯密基本上处于同一时期的卢梭，强调的也是运用政治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正如第五讲所述，从卢梭的理论看，穷人也是政治共同体中的公民，他们的意志也参与公共意志的形成，因此运用政治的力量来解决贫困问题符合公共意志，受公意指导的政府应该将济贫作为自己应有的职责。

黑格尔从另外一个角度论述了由国家出面展开济贫的必要性，那就是现代市场经济（黑格尔称之为“市民社会”）造成的累积性贫困根本不是个人能克服的，国家（普遍权力）必须出面济贫。

“由于市民社会使他们失去了自然的谋生手段，并解散了家庭的纽带，使他们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丧失了社会的一切好处：受教育和学技能的一般机会，以及司法、保健，有时甚至于宗教的慰藉等等。关于穷人问题，普遍权力接替了家庭的地位，它不但顾到他们的直接匮乏，而且顾到他们嫌恶劳动的情绪，邪僻乖戾，以及从这种状况中和他们所受不法待遇的感情中产生出来的其他罪恶”。

在黑格尔看来：

“当广大群众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之下，从而丧失了自食其力的这种正义、正直和自尊的感情时，就会产生贱民，而贱民之产生同时使不平均的财富更容易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基于此，黑格尔认为，国家的济贫行为是要防止出现贱民，要用国家整体的力量保障每一个个体。

还需交代的是，由国家来解决贫穷问题，如前所述，还与18世纪前后对人性认识的变化有关。就是说，此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没有确定不变的所谓本性，人的性质是由社会环境造就的；如果说有人懒惰或邪恶，那是因为环境如此。这样的思想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广泛地宣扬，有许多人赞成由国家出面，通过制度的变革来改变人的行为，从而消灭社会的丑恶，甚至有人认为国家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例如1796年发动流产政变的法国革命领袖巴贝夫就提到，国家应该捍卫大自然赋予每个人的平等地位（比如同等享受所有财富的权利），正义要求国家重新分配财富给穷人的，以造就更好的人。

1889年查尔斯·布斯在《伦敦人的生活与劳动》一书中认为，伦敦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在他看来，大部分劳动者无论是否勤劳，在其一生的不同阶段都存在着遭遇贫困的风险，尤其是幼年时期和老年时期。所以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经济结构本身的问题。因此，如果由国家出面，通过重新分配财富，提供条件或环境，让每个人都得到保护、免于极端贫穷，甚至让每个人都得到教育、健康和工作，那么人就会开发自己的潜力，成为更好的人并真正地实现自由。一旦这样的想法提出，福利国家就成为道德上的必需、国家的责任和个人的应得权利了。

当时正在兴起中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把给穷人提供福利作为国家的责任。这是因为，在19世纪上半叶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陷入贫困境地的有相当一部分是工人（特别是失业工人）。于是前述国家出面济贫乃至进行程度不等的财富再分配，与工人阶级发起的社会主义运动结合在一起。

正如弗莱施哈克尔在引用汤普森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研究时指出的，“十八世纪桀骜不驯、似乎缺乏政治意识的暴徒，到了十九世纪初已经转变为有组织、有政治意识的‘工人阶级’。与这个变化精确平行的是，劳工及其鼓吹者不仅把穷人救济而且把旨在消除贫困本身的措施作为权利的微妙转变”。

1909年，社会主义思想家、英国费边社的领袖之一韦伯提出，政府要采取行动以保障强制性的最低文明生活。这种最低生活标准后来作为济贫的要求，成为政府的责任并为英国福利国家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不过，在19世纪上半叶的思想界，认可国家出面进行较大规模财富再分配以保障所有人（首先自然是穷人）基本需要的思想，仍居于非中心的地带。此时占思想界上风的意见仍然是，国家应尽可能不干预财富分配而保持市场形成的财富分配结果。学者们最多承认，国家需要救济“真正的”穷人（为此要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特别是在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开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看来，财富的分配就应按照有利于强者的方式进行，弱者并无任何权利。他们运用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证明，穷人之所以穷，就是因为缺乏适应性，或者天生不适合生活在充满竞争的社会之中，私人救济或国家劫富济贫的行为是违背进化规律的无用尝试。

不过，斯宾塞在后期缓和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调，认为仁慈、怜悯、爱等宗教所崇尚的价值观，在宗旨上与进化论并不矛盾，相互残杀是动物而非人类遵从的法则，不拘私利的慈善行为只是进化达到的最高境界而已。

这一时期英国政府在济贫问题上态度和做法的变化，也受到欧陆一些做法的影响。正如英国学者在1890年说的：“俾斯麦已经找到了社会邪恶的根源所在，他热情洋溢地宣称，政府的首要职责是关注弱势成员的福利。”当然此时不乏有英国学者从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出发对俾斯麦政策进行批评，指责他让德国工人过于“依赖”国家。

总之，大概在19世纪下半叶，由国家承担起责任解决穷人或弱势群体的困苦，而不考虑他们的功过（贫穷也并非源自个人的品行）的思想，已成为英国福利国家在思想上成长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