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我家不需要富二代

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到同治七年战事基本结束，曾国藩先后报销军费约三千五百万两，其中除少量各省协款与清政府指拨轮船退款外，绝大多数属自行筹措而来。在此过程中，曾国藩完全可以上下其手。如果曾国藩稍有贪念，则十多年军旅生涯，积累百万资财实在是太轻松的事了。但曾国藩却没有因此而发财致富。虽然可以支配的金钱如沙如海，他寄回家里的钱，却比京官时期还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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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五年，曾国藩几次听送信的长夫说，弟弟曾国潢资助欧阳夫人在衡阳五马冲（曾氏岳父家附近）买了一百亩田地，作为曾国藩的私产。

十二月初一日，曾国藩写信回家，拒绝这项地产，信中说：“我多次听人说家里去年在衡阳五马冲买了一块地，而且是国潢给我买的私产。我入仕二十年，官居二品，封妻荫子，带兵在外，小有名望。父亲与叔父还没有分家，我没有购置私产的道理。况且田地靠近蒋家垅也就是我妻子的娘家，尤其不像话。这个风气一开，将来澄弟必然会在暮下购置私产，温弟必然会在大步桥购置私产，植弟和季弟必然会各自在中沙、紫甸等处购置私产。将来子孙后代一定会有轻易舍弃祖屋 而迁移去外祖家的。”

除了这些理由，这封信中还有一段十分关键的话：“我妻子是女流之辈，纪泽又年幼无知，全凭弟弟们教育训导，引导走向正大一路。如果你们让孩子从小走上庸鄙自私一路，将来心胸越来越狭窄，就难以纠正了。子孙后代的穷与富，命中注定。因此不必汲汲营营，请国潢把五马冲那块地替我卖出去。”

这段话说明了曾国藩不往家里寄钱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独特的金钱观：奢侈的生活不利子孙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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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曾国藩一贯的见解。咸丰九年日记中记载，有一次他与左宗棠聊天，左宗棠说：“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给子孙后代存钱，固然不好，就是给他们留太多古书、字画，其实也不见得是好事。曾国藩很欣赏这句话，评价为“见道之语”。他从自身经验总结出，大富之家并非是一个人良好的成长环境。他曾在家信中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他说他决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我这辈子，决不给孩子们留下遗产。如果他们争气，不用我给他们钱。如果不争气，我多留一分钱，他们就多造一分孽。

所以，他不多寄银钱回家，也是担心家风因此而坏。他在家信中说得很明白：“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这一思想是曾国藩教育观念的一贯基础。所以他在给曾国潢、曾纪泽的家信中，对后代的生活作风反复絮言。比如咸丰六年十一月五日，他在给纪泽的信中说：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 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臣（颐） 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 其戒之，至嘱至嘱。

然而曾国潢对曾国藩的这些话，执行得并不彻底。曾国潢自认为作为湘乡“第一乡绅”，和别的绅富比起来，他的生活已经十分节俭了，但在曾国藩看来，他在许多地方还是过于大手大脚。咸丰六年三月，曾国潢因事在省城向李仲云家借银二百两，事后希望曾国藩代为偿还。曾国藩写信拒绝，要求家中卖地偿还此项。

因为这件事，再加上前年衡阳买田的旧账，曾国藩对曾国潢十分不满，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曾国潢的信中说了这样的重话：“澄弟与我湘潭一别之后，已若漠然不复相关，而前年买衡阳之田，今年兑李家之银，余皆不以为然。以后余之儿女婚嫁等事，弟尽可不必代管。千万千万！”

曾国藩积蓄已久的愤懑和不满洋溢在字里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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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第一次出山期间，发生过一件与曾国藩所标榜的清廉作风相违的大事：曾国藩名下一笔一万两的巨款，从武汉被运回了湘乡曾家。

那是咸丰六年上半年的事。《曾氏三代家书》中有一封曾国华写给曾国潢的信，日期是咸丰六年三月初一日。信中这样说：纪泽姻事，家中无钱可用，大兄有钱一万两在李迪翁处，弟嘱其送寄我家。

并且说：“弟不自行着人送归，此中有避嫌之处。”这封信的发出地点应该是湖北。咸丰六年之初，曾国藩在江西陷入前所未有的窘境。太平军在江西处处得手，“匪踪几欲蔓延全省”。湘军被困于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困守孤城，与湖南、湖北皆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家书都不得不用隐语蜡丸，化装潜行。即使如此，送信人往往还是被识破，遭捕杀者达百人。曾国藩连续五次遣使赴鄂请援兵，但一直没有音讯，为此十分惶惧。他感到“道途梦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自认为是“军兴以来，各省所未见”的败局。

曾家不知曾国藩生死，自然心急如焚。二弟曾国华毅然到湖北去见胡林翼，要求带兵去救援长兄。胡林翼派出三千六百名兵勇，“交公弟国华总领之，以援江西”。曾国华此信应该写于此次出征之前，故信中还说：

但老亲大人因江西警急，恐不免于忧虑，烦老兄善为宽解。江西虽紧，究未有贼 逼省垣，各省救援之师，已渐次将集，或亦可以剿平。且此关于国家大局，亦有一定之数，我家亦无事过于焦急也。弟此次冒昧之行，惟尽心力为之而已。

曾国华在金钱面前，远没有曾国藩那种避之如仇的坚定意志。当他到了湖北，得知曾国藩在李续宾（李迪庵）处积有万两白银后，毫不犹豫地决定致送回家。借口之一是曾纪泽结婚要用钱。此时距曾纪泽婚事，还有二十天。

李续宾是曾国藩的亲信之一，咸丰六年初他正在罗泽南麾下围攻武昌。曾国华与他一见如故，后来还成了儿女亲家。如果是在平时，如此巨额款项，曾国华和李续宾肯定要请示曾国藩后再做决定。此时恰好曾国藩与湖南、湖北文报不通，曾国华即借此机会，擅自做出了这个决定。

直到三月底，胡林翼派出的勇弁怀揣蜡丸书，间道抵达南昌，才与曾国藩联系上。而考曾国华家信，他是四月二十八日行军途中才首次接到曾国藩的信。曾国藩这封信也是用隐语写成，称胡林翼为“润之老板”，称彭玉麟水师为“雪琴河里生意”，称江西巡抚为“秋山宝店”，可见形势仍然相当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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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原因，我们基本可以判定，曾国华此举事先没有征得国藩的同意。

因为曾国藩不要钱之语说得如此之响，所以曾国华此次送钱回家，做得不声不响，而当此之际，曾家确实非常困难。一是以前曾国藩每年还较为稳定地寄回家里一二百两，从军之后此项不增反减。二是曾家前后经历了祖父、祖母、曾母去世，花费巨大。三是曾国藩回家奔丧不久，在京妻儿家小都回到了湖南老家。曾家几兄弟这些年也纷纷给家族添人进口，曾家人口已达二十多人。曾家的体面乡绅生活本来就是苦撑面子，现在生活当然更加紧张。而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又马上要结婚，没有这笔钱，实在难以支撑下去。

曾国藩的老父亲曾麟书因为家中财政紧张，愁苦异常。而老人理解曾国藩的处境，支持他清廉自处，绝不开口向曾国藩要钱，只好自己艰苦支撑。此时曾国藩已带兵三年，积银万两，也非常正常。相信此举一定可以大大缓解曾家的经济状况。

按常理推测，这样重大的家庭财产事务，曾国藩得知之后，肯定会在家书中发表意见。不过在后世保留下来的家书中，并没有发现这方面的内容。

以上摘自张宏杰《曾国藩的经济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