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00岁的故宫，究竟藏有多少无价之宝？

原创 庄士敦 活字文化

永乐十六年，明成祖朱棣的迁都大业已经筹备了15年，一个经历两朝26帝的宫殿即将动工修建。也许自成祖以下，到末帝宣统，以及那些曾经风云朝堂庙宇的臣工，和从古自今六百年来的万千百姓都没曾想到，他们的生活、器物、艺术、信仰，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再现人世。

史书上的寥寥数语，囊括了紫禁城的诞生始末。这座巍峨宫苑背后倾注着太多工匠的心血与命运。为庄严的宫殿画下蓝图，为繁复的室内确定装潢，甚至沉浸在历史长河中不言一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皆是匠心凝聚。

2020年，北京故宫已满600岁，据了解，现在故宫展示的文物不足馆藏数量的1%，大量文物没有展出空间。亟待扩建的故宫北院区正在开展征地、文物勘探等前期准备工作。

600岁的故宫，究竟藏有多少珍奇异宝呢？今天，活字文化特别推送末代帝师庄士敦所著《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的相关篇章，共同走进这一传奇性的巍峨宫苑。

紫禁城里究竟有多少无价之宝？

文 | 庄士敦

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年10月13日－1938年3月6日），英国苏格兰人，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外籍老师。庄士敦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1898年赴中国，先后在香港、威海卫的英殖民政府任职，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1919年，庄士敦应邀至紫禁城担任溥仪的英语、数学、地理等西方学说老师，备受溥仪的敬重，师生情谊深厚。1930年返回英国，在伦敦大学任教，著有《儒家与近代中国》、《佛教中国》、《紫禁城的黄昏》等书。1938年在家乡爱丁堡病逝，享年63岁。

古物陈列所宝物无数

当我写上述那一封长函之时，我对于某一件事还知道得不清楚。紫禁城里藏有很多无价之宝，逊帝本人不但未尝见过，并且也不知道它们藏在何处，奇怪的是，民国政府一向都认为这些宝物属于清室，而不是属于中国政府的。我在函中曾提到中国的报纸时时攻击紫禁城出卖宝物，它们反对的理由是这些宝物是中国政府的，现在小朝廷把它们私自出卖，就是犯了盗卖国宝之罪。在我写下那封长函后不久，我发觉民国政府竟然没有承认故宫的宝物是属于国家的。清室内务府因为开销庞大，无法平衡收支，不断将宫里的宝物出卖或抵押给人家。而中国政府竟然没有出面阻止。徐世昌总统及其继任人似乎不愿干涉这些事，他们好像是内心有愧，认为民国政府既然不能按时支付清室的优待岁费，清室财政困难，出卖一些宝物以维持生活是可以原谅的。

徐世昌（1855年—1939年6月6日）早年中举人，后中进士。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为袁世凯的谋士，并为盟友，互为同道；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任军机大臣。徐世昌颇得袁世凯的器重，在袁世凯称帝时以沉默远离之。民国五年（1916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起用他为国务卿。民国七年（1918年）10月，徐世昌被国会选为民国大总统。他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召开议和会议。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通电辞职，退隐天津租界以书画自娱。

但是除了在紫禁城里仍然由内务府保管着大批宝物外（这些宝物，时时刻刻都在被变卖、抵押，甚至被盗窃），还有很多书画、铜器、瓷器、玉器等，系民国成立后从奉天的故宫及热河行宫运来北京收藏的。当民国五年（1916 年），民国政府将运京一部分宝物分贮在三大殿，但大部分却藏在文华、武英两殿，成立古物陈列所，开放给人游览。游览古物陈列所可以从东华门或西华门入内，但不能从北部的神武门进入，因为那一部分地方仍然由逊帝居住，并未开放。自1916 年后，古物陈列所展览的中国艺术品吸引了世界无数观众，慕名而至北京欣赏的人很多。

到古物陈列所参观的人大都以为陈列的宝物，系中国政府没收清王朝的，或系在辛亥革命后移交民国政府的。但没有人知道其中的授受经过是有条件的。在1923 年以前，我还不知有此事，到1923 年，我向清室调查此事，希望得到正确的答案，他们抄给我一些中国政府文件，我才对此事了然。

紫禁城示意图

宝物仍属清皇室私产

我现在把其中一份文件照原样影印于此，据我所知，此项文件从未在中国公开过，读我这部书的人，如果其中有中国人的话，他们一定觉得很惊异。这份抄本的日期是1916年9月11日。其中所说的是1914年1月民国政府和清室内务府共同派人往奉天、热河两处皇宫运送该两处的宝物入京。这些宝物是被认为清室财产之一部分。他们曾请公正的专家来估价，这批七万件宝物，其中有些是无价之宝，不易予以定价。

民国政府和清室双方协议，除一部分为清室保留外，其余由民国政府依照估价单所开的价钱收买，但因为民国政府目前的财政情形极度困难，一时没法支付这笔购买费，因此，这些宝物就当作由清室借给民国政府陈列，到民国政府财政好转时，才支付全部价钱；同时，运京的这批宝物，大部分藏在武英殿，该殿应辟为古物陈列所，开放给民众，由内务府一个名叫治格的官员做所长，他向民国政府及清室负责。译注：以上是译自庄士敦的原文的，今将庄士敦影印的中文抄本抄录于此，以备读者参考。文云：

国务总理段祺瑞为呈请事：窃据镶红旗蒙古都统兼护军都护使治格咨陈，民国三年一月同清皇室人员前往奉天、热河两处检取清宫历存陈设物品及珠宝书籍等件，运送来京，分置太和、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各殿，统计两处古物共七十余万件，均经分别品类，登记册簿。旋由清皇室派员约同古玩商家逐件审定，折中估价，约五百余万元之谱。尚有物极罕贵无从拟价之件，不在此数。当经内务总长商明清皇室，就武英殿地址，建设古物陈列所，并呈经前大总统责成经理古物陈列所所长事宜。三年十月，该所开幕，环宝杂陈，奇珍备具，中外瞻仰，侈为巨观。此该所成立之实在情形也。惟此项古物系属清皇室私产。本拟由政府备价收归国有，徒以财政支绌，迄未实行。现值大局稍宁，清皇室待款甚亟，治格对于民国及清皇室均负有保存之责，朝夕维护，常用兢兢。窃以国粹重要，为中外观瞻所系，自未便由清皇室收回；而未经付价以前，究未能属诸国有，常此悬置，殊非永久办法，亟应从速解决，俾得有所归宿，等情。查此项价款，为数甚巨，必俟财政稍裕，始能筹议措还，当未付价之先，该都统既以清室护军都护使兼充该所所长，受有双方委托之责，自应饬就原有地址，照旧妥慎保存，以重国粹。对于清皇室方面，即由国务院确实担保，用昭大信。所有酌拟缓付古物陈列所价款，照旧保存办法，除俟分行内务、财政两部，及清廷内务府查照外，理合呈明大总统鉴核训示祗遵。谨呈大总统。中华民国五年九月十一日。

这时候的总统是黎元洪。

黎元洪（1864年10月19日—1928年6月3日），中华民国第一任副总统、第二任大总统。光绪九年（1883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1906年擢升暂编陆二十一军统领。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民国元年（1912年）元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领鄂督。民国二年（1913年）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同年10月，袁世凯、黎元洪分别当上正副大总统。黎元洪又支持袁世凯解散国会，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兼任御用的参政院院长。后袁世凯迫使黎元洪赴京，被安置在瀛台，与之结为儿女姻亲以控制之。民国四年（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坚辞不就。民国五年（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宣布恢复约法，召集国会。但实际权力则为国务总理、皖系军阀段祺瑞所掌握。黎元洪不甘于受段摆布，形成“府院之争”。段祺瑞利用张勋将黎驱走，由副总统冯国璋代行大总统。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赶走皖系总统徐世昌，请黎元洪复职。黎元洪复任总统后，无实权。

溥仪曾偷运古物出宫

清宫这些古物，有些是清朝入关后接收自前朝，有些是取诸民间，有些是官员及人民所贡献，历年三百，所积渐多。清朝既亡，民国政府本应也照清政府之例，接管明宫文物，但以辛亥革命时，有优待条件这个诺言，其中第七款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所以清宫宝物，仍归小朝廷所有。其实这些宝物，并非满族人侵入中原时带与俱来的，朝代既易，新政府就应该没收其财产。就算当时革命军俯念清帝愿意退位，让出政权之功，为了报酬，制定优待条件，也应在“原有之私产”方面划分清楚，哪些应归国有，哪些仍归清室，如此始见公允。

今一概不理，尽归清室，未免太过宽大，太过慷国家之慨了。所以1924 年冯玉祥等驱逐溥仪出宫，修改优待条件，实符中国人民之望，否则故宫文物不知还有多少损失。例如溥仪未出宫前，即以“赏溥杰”名义，偷运出宫的宋版书二百余种、历代名画千余件。后来这些文物有一部分为溥仪带往伪满洲国，到伪满洲国垮台，又有一部分流出市面，张大千买得的董源《潇湘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就是三十年前溥仪从故宫盗出的。溥仪《我的前半生》说：“我们行动的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赏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这批东西移到天津，后来卖了几十件。伪满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又把这些珍品全部运到了东北，日本投降后，就不知下文了。”

溥仪溥杰兄弟

在那些抄件中，又有一份关于奉天、热河故宫古物的估价清单，现在抄录如下：

总估计

奉天故宫 一百九十八万四千三百一十五元

热河故宫 二百零八万一千七百三十二元

合计：四百零六万六千零四十七元

不拟售与民国的古物

奉天故宫 五十二万零一百七十一元

热河故宫 三万四千四百元

合计：五十五万四千五百七十一元

我们从上表可以看出由奉天、热河运京的古物，除了清皇室所保留部分不计外，民国政府应付给清皇室的价款是3511476 元，以当时的英镑来计算，每一银元值二先令，其总值约为351147 英镑。

清室的权威方面对我说，上述的古物估价单中，民国政府从未付过半文。他们在公文上承认这批古物为清室的财产，愿意不改变其现状，等到将来财政好转时，才照估价的数目，向清室收购，但民国政府后来竟然不顾写在公文上的词句，把全部古物没收为国有了。他们手订的“优待条件”，从未履行，现在对这批古物的处理又食言而肥，视公文如废纸。

清末民初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代表商定的有关清帝退位的条件。

译注：清室这样责备民国政府，未尝无理由，当民国初成立时，那些人急于成功，和清帝订下了所谓“优待条件”。但所谓“条约”者，不能永远是有效的时势不同，就有修改的必要，不能“一部通书睇到老”也。以前有些“列强”强迫中国订下一些条约，意欲中国永远受其约束，每逢一个新政客上台，恐怕失去“列强”的欢心与支持，必郑重声明“尊重国际条约”。例如1924 年段祺瑞执政，就作此宣言，其时中山先生正北上，欲废除不平等条约，听老段这样表示，气个半死，病势加重，其死也与此不无关系。

中国人受各种“条约”所束，近十五年始全部破除之。一个愚昧的政府和清室订下了这些对己不利的条约，到了一个精明的政府出现，推翻前约，订个合理的条约，这才是合理的事情。

试问清室曾在“优待条件”之下循规蹈矩吗？溥仪不移居颐和园、复辟、行使“宣统”年号、赐谥赐爵等行为，简直是破坏民国，将他置之极刑，还是罪有余辜，他现在才肯认错，已算是造化了。

庄士敦之流也是希望中国永久尊重国际条约的，对清室当然大表同情，故不得不于此斥之也。更有，庄士敦在本章中说到1925 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生反英剧烈行动，乃是直接或间接受到苏联大使馆的鼓动云云。这是含血喷人之词。1925 年中国人反英行动，乃系五卅惨案及六二三沙基惨案引起的，当时全国人民完全是基于爱国行动和正义感，起而反对，是乃良知，无须受什么人鼓动的。译者注此之时，恰为1965 年5月30 日，五卅之四十周年纪念也。

1925年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学生2000多人，分组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反对“四提案”。租界当局大肆拘捕爱国学生。当天下午，仅南京路的老闸捕房就拘捕了100多人。万余名愤怒的群众聚集在老闸捕房门口，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等口号，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英国捕头爱伏生竟调集通班巡捕，公然开枪屠杀手无寸铁的群众，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捕去学生四十余人，射杀学生四名，击伤学生六名，路人受伤者十七名，死了三名。6月1日复枪毙三人，伤十八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熊希龄“盗宝”的内情

从奉天、热河运京的古物，其价值之巨是无可否认的（我有理由认为官方的估价太低），它们的价值，远过存在紫禁城里清室的那一批。它们的总价值若干，很难有正确的估计，但我从各方面所听到的估计数字，至低限度值一千万英镑。1933 年日本及“满洲国”的陆军实力威胁北平，于是引起国人注意，连忙把故宫古物运往华中分别保存，以防万一。故宫古物的最后命运如何，将来必有答案，但深爱中国及爱护中国古代文化的人，却很诚恳地希望这批古物不致消失或流入外国。至少其中有一些将不会再存在中国却是很可能的。译注：庄士敦先生关心中国古物，盛情可感。自1924 年接收故宫，成立故宫博物院后，除国民政府任用非人致有易培基、李宗侗等盗宝一案外，故宫古物，大体上还保存得很好，未尝有散失过。

反而是庄师傅的那个不肖学生，偷了很多，早在古物南下之前，溥仪已经卖了不少给外人了，确实是不再“存在中国”。其实故宫古物的价值，若与敦煌文物比较，还要低一筹，“深爱古代文化的人”，见到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偷去敦煌文物，摆在伦敦、巴黎的博物馆，更应为中国可惜，而这些“爱中国”“爱中国古代文化的人”似乎未对这班“雅贼”的行动有过指斥，这倒是很有趣的事，可惜庄先生早死十五年，如果他还健在，他也许知道有人买回许多故宫所藏的字画，仍存原处呢。

熊希龄（1870.7.23—1937.12.25），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和慈善家，北洋政府第四任国务总理。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熊希龄天生聪慧，被喻为“湖南神童”，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二岁中举人，二十五岁中进士，后点翰林。1898年因参加百日维新运动被革职。后为端方援引，充当考察宪政五大臣出洋的参赞，嗣后又调奉天盐运使。武昌起义时到上海因与立宪派张謇、梁启超等拥护袁世凯有功，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和热河都统。1913年7月31日，经国会通过，熊希龄被任命为国务总理，和梁启超、张謇等出面组阁。熊希龄内阁制定了民国第一部宪法，以图中国能尽快走上现代资本主义法制国家的轨道，并由此而建成一个真正意义上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国家。次年曾副署解散国会命令，旋去职。1928年出任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1932年任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

又，庄士敦说奉天热河两处故宫的古物，价值远在紫禁城里的古物之上，此说尚有问题，今不具论。写到这里，记得民国二年北方曾发生热河故宫失窃宝物的传说，而且此说与热河都统熊希龄有关，这可见自民国元年以来，热河故宫常有失宝之事。熊希龄是否盗宝，当时传说纷纷，但后来证明不是，谣言始息。原来熊氏盗宝一事，是袁世凯陷害他，要拉他出来当国务总理的一种手段。据前财政部旧人贾士毅先生的《民国初年的几任财政总长》一文（刊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二期），其中有说到关于熊希龄此事，今摘录以供参考。文云：

熊总长在任从三月二十九日正式受命，到七月十四日准辞，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便外调就任热河都统，延聘清朝的知名人士连同本籍绅士设立行宫古物整理委员会，编列号码，分别保藏。后来会同装运送去故宫博物院陈列。译注：应云古物陈列所，因为故宫博物院之成立，系在民国十三年溥仪出宫以后的事也。到袁氏阴谋称帝时，就暗里指使人放谣言，说是热河宫里的地毯放在琉璃厂出卖了，借这个谣言迫令熊总长赞成帝制。那时陈汉第供职国务院，积年收藏古董，很懂得鉴别，摆在琉璃厂出卖的地毯经他鉴别之后，证明不是热河的古物，谣言遂息。

这是说袁世凯要熊希龄赞成帝制才出此阴谋。贾先生在熊财长任上时，在财政部做财政讨论会会员，他所说的大概还可信。陈汉第先生字仲恕，为叔通先生的仲兄，我和他很熟，但未闻他说过这件事。另一位在熊希龄内阁做农商次长（总长为张謇）的刘垣先生，前几年他著的《张謇传记》，则说袁世凯因熊希龄不愿做国务总理，即以盗宝一事为要挟，与赞成帝制无关，今摘录以便读者参考。文云：

热河行宫所陈列之美术品，虽不能如沈阳行宫之富丽与精美，但品类甚多，每一个都统到任，都以检查为名，私取古玩若干件，贿赂北京当局，视为成例。在庚子以后，已成公开的事实。民国成立后，禁例更弛，热河城中之市肆，时常有不甚宝贵之西藏铜佛等类出售，到处可见，皆行宫管理员所携出售卖，以弥补其薪资之不足。热河都统明知之而不能禁，盖其俸给不足生活也。因以上的原因每一个都统新到任，照例进宫检查，看守之官员，照例请示都统需要何种玩物，可以吩咐照办。希龄对于古玩，完全是门外汉，既无赏鉴知识，亦无收藏雅兴。而看守者屡以为言，希龄心中明了如不收取数件，此看守者必不安心，因亦收取若干件。我敢断言，绝非有价值之物品，或者即是乾隆帝御笔之类。谁知世凯所派监视之人，即开一清单，以正式公文呈报总统。等到国会通过熊希龄为国务总理，希龄到京，仍向世凯面辞，世凯即另派一人向希龄交涉，他对希龄说：“你不就总理之职，即是看不起总统。你可知道，你有把柄落在总统手里，如此如此。”希龄听了，只得自己落篷，应允就职；但必须张謇、梁启超、汪大燮同时入阁。世凯立刻应允，并且保证定可通过国会。所述较贾君所记的可信，此殆闻诸张謇者。

紫禁城一角·千秋亭

紫禁城内的“鬼故事”

尽管紫禁城里有许多无价的艺术品，它的建筑又是如此宏丽，媲美阿房，然而这是一个悲惨的地方。我得承认，它曾经有过快乐欢愉的日子，住在里面的人也并非个个都是过着愁苦的生活或怀悲挟怨而死的。不过，如果我细心去看一下或听一下，也许会见到这座城里的鬼魂走来走去，对我们讲述很多故事。

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就是那个明朝末代皇帝思宗了，他眼见大小臣工都各自逃命不理他，从前跟随左右的太监，只剩下一人，他知道自己的末日来临了，杀妻杀女，走上煤山自缢身死，以求自由——如果一死可以自由的话。

坤宁宫外景

继明思宗为紫禁城主人的是那个顺治皇帝，照道理，他应该生活得很快乐了，然而民间传说他是为了要自由，走往五台山出家。假如此事属实，那么，这个皇帝也不是很快乐的。我曾把这些事情写成文章在各英文刊物上登载过。1920 年，我在上海的《新中国评论》第二卷第一、二期（2月和4月）刊载《一个皇帝的浪漫故事》，文末有这几句话，现在转录如下：

如果这个世界有一座宫殿堪称为监狱的，我想，北京的紫禁城就应该当选了，清朝的开国之君顺治皇帝，为了寻求自由，舍弃帝位，出家做和尚。他的子孙，最末的一个统治者光绪皇帝，于十二年前也在紫禁城里完结了他的终日提心吊胆的惊慌日子。在二百六十年前，这座皇宫已是不祥之物，它是皇帝的囚牢，一直到今日，仍然是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的监狱。

由此看来，我的年轻的龙在1922 年开始坐立不安，要鼓翼而飞，会觉得奇怪吗？译注：关于顺治帝出家一事，近三十年已为孟心史先生考证认为绝不可信，久已成为铁案，庄士敦亦不过摭拾民间流传故事入书而已，未能据为典要。至于说到故宫有鬼魂来来去去，倒也很有趣，不妨附说一个鬼故事。传说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后，每于天阴时候，在煤山高呼：“君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因此很多人不敢在阴暗时从煤山下经过。一日，有一士人不知此事，偶行经煤山，忽闻有人高呼这句话，他知道是崇祯帝阴魂不散，便高声答道：“亡国之臣谁用？”据说，崇祯皇帝的鬼魂听到后，自知不能诿过于人，从此安心去投胎，不敢再发鬼牢骚了。这虽是神话，但对刚愎自用的古今统治者皆给予一强烈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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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庄士敦关于清末宣统皇帝溥仪的回忆录。1919年—1924年，庄士敦是出入紫禁城的溥仪的英文老师。本书描述了在那些特殊岁月里，庄士敦在其人生顶峰时期与中国结下的不解之缘，在紫禁城那个奇异、封闭的世界里独特而令人憧憬的生活图景。庄士敦谙熟中国历史与文化，于是，那个几近为人遗忘时代的丰富的历史细节，雪泥鸿爪般跃然于庄氏之笔端。加之，他与溥仪的密切关系，以及与那个时代许多大人物私人关系之熟稔，使得庄士敦得以对他们尽情褒贬点评。1931年溥仪为此书作序：“仓皇颠沛之际，唯庄士敦知之最详。今乃能秉笔记其所历，多他人所不及知者。”

译注者简介

高伯雨（1906—1992年），原名秉荫，又名贞白，笔名有林熙、秦仲龢、温大雅等二十五个之多。广东澄海人，民国时香港著名学者、散文家。曾留学英国，主修英国文学。返国后，在上海工作。抗日战争期间回港，以谙於掌故驰誉香港文坛。1957年《听雨赓杂笔》由创垦出版社出版，所记多属政坛及文坛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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