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浦七梦·实录｜工人：回望与重逢（上）

这个时代似乎是属于年轻人的。就连当下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都能衍生出许多段子。比如，年轻人请家里老人出门戴口罩，但翻来覆去说不通；又比如，春节劝父母放弃聚会，年轻人戏仿大爷大妈的微信语体，编出一套说辞。

这一类情节看起来有些无奈。年轻人看老人，总是太固执和古怪。但年轻人也许并不理解，老一辈的人生经历了什么，是怎样的时代塑造了他们的观念。

也许，正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往事、突然降临的转折和各种各样的艰苦岁月，令一些人更相信命运无常。

我们也试图促发更多交流。2019年11月9日，在上海杨浦滨江杨树浦路1500号绿之丘的“杨浦七梦”展厅，“工人”单元开展了一次老工人茶话会。

如工人单元的研究者朱梦夏所称，杨浦曾经有非常多著名的工厂，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有很多无名英雄在背后默默贡献，发挥价值。互联网时代，大家沟通的渠道越来越多，但反而会有很多矛盾和不理解。

“借此，大家都能走出自己习惯的交往空间，去和不太熟悉的人沟通与交流，去听一听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原来是怎样生活和工作的。”

在这次茶话会上，工人出身的作家管新生、老纺织工人吴翔、厂办学校老教师赵明玉，以及厂里的老人事宋幼敏，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城市的感受。在场聆听的，还有同济大学两个党支部——研究生第九、第十支部的同学们。年轻人把这次座谈会，以及参观杨浦滨江的城市更新，当作自己的主题党日活动，希望真正了解过去的故事，见证并践行新中国的发展历程。

以下是茶话会部分实录。

11月9日，绿之丘杨浦七梦展场，工人茶话会由朱梦夏主持。曹钺 图

管新生：我是66届的中学毕业生，因为文化大革命，1968年毕业分配进入工厂的。那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作为那个年代的工人，我其实很幸运。

我们厂原来是属于瑞士老板的，他大约是1930年代初来上海的。杨树浦靠着黄浦江，工厂的原材料要从江边运输，外国老板看中这一优势，给民国政府打报告，要求把这块地租下来办厂，民国政府答应了。1932年华铝钢精厂开张。

我1968年被分配进上海铝材厂。铝材厂生产程序是这样的：把铝锭投入熔化炉，熔化成铝水，铝水再浇铸到铁模子里，然后经过热轧机、冷轧机一道一道压延，产品为铝板、铝材、铝带、铝箔等。铝板经过铝制品厂加工成各类钢精锅、饭锅、炒锅等，包括钟表面、空调的铝叶、牛奶瓶盖等。最后的工序还有彩色染箔机，成为香烟、茶叶、巧克力等五颜六色的外包装。后来还应用到军工方面。

我们厂在上海属于轻工业局管辖，因为上缴利润高，在局里名利前茅，成为局单列单位。在中央则属于冶金部领导。

当时我们厂号称远东第一。在此之前，中国是没有铝材厂的。在1930年代，产品应该是很前沿的东西。

在我进厂的时候，工矿企业的工人月薪一般为四五十元，五级工七十多元，技师是工人中的高级职称，月薪在一百二十元到一百四十元。而在铝材厂，一般工人月薪二百八十元，技术好一点的三百八十元。厂里扫地的工人月薪也有一百五十元。工资最高的，是厂里的总工程师，为外国老板高薪聘用的德国留学博士，著有《冶铝学》技术专著。月薪5500元。这个工资水平，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我进厂那会儿，正好文化大革命，这个总工程师被打倒成了“牛鬼蛇神”，和我一起在熔铸车间劳动，工资减为75元。所以，当学校给我通知时，邻居一听我进了铝材厂，都说哎哟，进外国老板的厂，工资老高的。

工人茶话会现场，同济大学的同学带来的茶歇点心。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其实这一切和我们不搭界，我们是“36块万岁”。刚进厂那会儿，我还是小艺徒，学生意要学三年。当时月薪是17块8毛，等满师了就是36块。

最早我在三车间做压延工。三车间在高温季节是恒温42℃，两台轧机三个人大轮班轮流转，平均一个多小时才轮到休息，什么该有的额外待遇也没有。虽然相同时间段的炉子间恒温高达72℃，但可以二十分钟对换班休息，每天优待你两大瓶防暑降温的盐汽水、厂部食堂一客最高价位的免费高温餐，一年还能发放一双牛皮工作皮鞋——那年头，这是一双可以出客的时髦货，丝毫不让崭新的工作服，能够让男小囡光光鲜鲜穿到丈母娘面前去，那是一种时代的荣耀，一种工人阶级的骄傲。更让人仰慕的是在那个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一般干部定粮每月28斤，车间工人30——32斤，而炉子间头上出角，定粮每月高达42至48斤。因为它是高强度劳力。除了这些物质方面的巨大诱惑力之外，加上那个年代的年轻人脑子没进水偏偏进了火，认为火热的炉子间是最能锻炼革命青年的地方，人人都有轰轰烈烈的英雄梦，虽然够不上雷锋欧阳海蔡永祥刘英俊麦贤德的级别，但谁都期盼着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一番绝不平凡的业迹。就这样，我强烈要求去炉子间，成了“熔炉前被烤焦的一个音符”，一干就是十三年。

再后来，政府要求文化补课。凡加工资的每个人，一定要有初中文凭。我因为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小说诗歌，厂里领导觉得我有点文化，就把我调到了厂部教育科做语文老师，教的是轻工装备公司下属五个单位的工人。先是文化补课，补完初中补高中，等工人把高中文凭拿到手之后，上海市全面开始了技术补课，比如机械制图、高等数学等等。教育科有很多专门教技术的老师。技术补课之后，送他们去参加市里的统一考试，比如考五级工、六级工、八级工、技师等。

这时大概是1990年。我不懂技术，教不了技术的课，于是就做班主任。公司下面五个单位的工人来我们厂上课，我负责每天早上和中午的两次点名。除此之外，就是在办公室打电话、喝茶、看报纸，和人嘎山胡聊天。我觉得，我是在浪费生命，于是就和厂部领导说，你们不是经常说局里领导提起铝材厂有个作家管新生吗，你们也经常以此为荣，那就干脆让我回家搞创作去，也好给你们脸上争光。领导说，好！但是你得给我们一个理由。

行，那我就去找“理由”。

管新生如今仍然住在杨浦区。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我是1988年凭着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76万字的作品成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的，便去上海作协请创作假。作协同意了，同时告知我，作家协会每半年要审核，根据你半年中发表的文章字数，判定是否达到标准。达到了标准，才可以继续请假，不然就请你打道回府。但有一个问题，创作假期间工资由谁来发？由我们发的话，就是这样的要求。

厂里听说后，说，我们来发！你的工资不过每个月两百多块，不要作家协会发——因为厂里有什么事情，还需要你回来做宣传。你可以把《解放日报》、《文汇报》、《劳动报》、《新民晚报》、《青年报》，甚至电视台广播电台请来为厂里作宣传。而且你是厂里的厂报主编，一月一期，每期都要你签字才付印，这关系到单位是不是能评到市级文明单位，市里每年都会奖励厂里，前提必须要有企业报。

后来我跟市作协汇报了关于工资的事。作协领导哈哈大笑说，那你的创作假可以请到退休了！他们给我盖了个章，创作假就此成立。

这样，我从1991年开始，进入了准“专业作家”的创作期，一直到2004年退休。

我原先在炉子间工作，属高温工。根据国家劳动人事部和市社保局的规定，高温工可以提前退休。2004年，我55岁，退休了。办理退休时，厂里劳资科说，管老师，你退休工资怎么这么低？他们一翻资料，才发现我“创作假”出去的十多年，厂里给我交的是最低的养老保险。

我退休之前，是靠写作吃饭的。无论小说诗歌散文，无论大型晚会的朗诵串联词，甚至大到电视连续剧，都写，而且大都是组稿。因为有了些许名气，所以命中率极高。一位电视台制片人说，我就佩服靠写字吃饭的作家，他开出的稿费在当时是最高的。我们单位的党委书记也对我说，两百多块钱工资，是给你买烟抽的，要想吃饭，你就爬格子去。所以，我一直在靠码字吃饭。

我有两个朋友在报社工作。他们说，老管你的作品好多啊。我说，都是逼出来的，不写没饭吃。我当时每个月就拿两百多块，后来比下岗工人的工资都低。主要靠写作，什么都写，发疯似地写，玩命似地写。好在当时年轻。

我在厂子里待了40年，有浓郁的工人情结，写下了不少工人小说。

回顾创作发表出版的近八百余万字的文学作品，工业题材占据百分之六七十以上。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叫《竞赛》，刊登在《解放日报》的“看今朝”文艺副刊，写的是如火如荼的工厂生活，即班组劳动相互竞赛的故事。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时期，这短短一千五百字，出了校样之后，让我足足等了一年，才见报问世。当时在厂子里那可是“爆炸新闻”，一时间成为了厂子里谈论的“焦点人物”。

刊登就意味着作品被别人认可，创作带来的喜悦和成就感在心中油然而生，欲罢不能，于是更为勤奋地去书写身边的人、身边的事、身边火热的生活，并一发不可收。在《西湖》杂志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把脉》、在山东大型文学杂志《柳泉》上发表了中篇小说《生活的长河》，一直到后来的《洋插队》、《厂长轶事》、《走下银幕的枪手》、《楚河汉界》、《海派汉子》、《太阳，在我们自己手上》……无一不是工业题材。

11月9日，工人茶话会现场，年轻人专注听老人家分享。澎湃新闻记者 王昀 图

再后来，我关注处于转型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现状，和那些最普通的工人的生活，创作了长篇小说《兄弟时代》，该书荣获了第十四届华东地区优秀文艺图书一等奖。长篇小说《上海没有寓言》则是对一群下岗失业工人生存现状的直面，为了创作这部长篇小说，也不知开了多少次下岗工人座谈会，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工厂的关注。所以，在1997年“上海市十大工人艺术家”的首届评选中，被上海市总工会授予了“上海工人小说家”的荣誉称号。

201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三卷本长篇小说《工人》，用一百万字描绘来自江苏、浙江、广州的几个工人家族在上海的命运纠葛。著名学者陈思和评论：“海派文化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繁华与糜烂同体共生；另一个是现代工业发展中工人力量的生长。缺失工人命运的海派文化是不完整的。”我创作的“百年工厂”，其实就是“百年上海”。工人世家的命运，其实就是一座城市——上海的命运。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诞生，自1865年9月20日（清同治四年八月初一日）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设立江南制造总局于上海始，迄今已百余年。随着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国有企业天翻地覆的改革，中国进入了“后工人时代”。

《工人》出版后，加印了好几次，有幸荣获工人文学大奖。在出版社和上海作协主持下，还召开了《工人》小说的研讨会，聆听了许多领导、专家、同行的意见和建议。上海广播电台还制作了长篇小说联播，获得了全国的奖项。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2019年，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种叙事记忆》，首印8000册。写的是整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很多人印象中，上海的代名词便是法租界、石库门、花园洋房、咖啡馆、西餐厅、老克勒、海上名媛……然而，在建国后的上海，还有“工人新村”！

我是在1954年10月随着父母从“上只角”的常德路移居到杨浦区的控江新村的，那时的控江新村属于近郊。事实上，工人新村几乎都位于大上海的“边缘”，而工人新村的兴建同时意味着上海城市化的拓展。今天看来，“工人新村”是介于1860年代因太平军攻打上海而兴起的石库门里弄模式和1990年代兴起的小区模式之间的。我家分到的是一居室，使用面积近14平米，卫生间、浴室、厨房、阳台均为公用。在当时上海的大多数人家均挤在尚需要“倒马桶”、烧煤球炉的弄堂房子里，控江新村毫不夸张地说绝对是“土豪”级别的了。

我在书中记录下的一句口号便是当年的生动写照：“一人住新村，全厂都光荣。”很多劳模是戴着大红花、在锣鼓齐鸣的喜庆氛围中乔迁的。这是一个城市、一个时代、一段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陈思和老师在为《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种叙事记忆》作的序里这样写：“在海派文化的复杂含义里，如果少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文化这一块，那么海派文化肯定是不完整的；反过来说，工人文化也同样体现了海派文化的精神，它是上海市民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新生兄这部回忆性随笔集的时代性和地区性都是非常明确的。时代就是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地区是特指杨浦工业区，是上海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的生活区域。但从他笔底下呈现出来的，仍然是鲜明而丰富多样的上海生活场景。”

当然，时有不少报纸杂志来约稿，由于进入了商品经济时代，他们要悬疑小说，要警匪小说，要武侠小说等等题材。行！我是十项全能冠军，在创作上全面出击。作品发表出版后，销路业绩果然不错。

在写作这条道路上，我在摸索前行。迄今发表出版了800余万字，成为了中国作协会员，也是杨浦区作协副主席，《杨树浦文艺》杂志常务副主编。不管怎么说吧，我依然是个工人，我在《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种叙事记忆》的新书分享会上说：我一定要把工人文学进行到底。

是的，这就是我的心声。

工人茶话会后，党建活动留影。曹钺 图

赵明玉：我们一家都是工人出身。我是1973届的初中毕业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没有好好学文化知识，是个文盲毕业生。

我毕业分配，要根据家里哥哥姐姐的去向落实。

我大哥是1968届的国棉十九厂技工学校的毕业生。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他作为学生干部，报名上山下乡。等到他都要出发了，我们家才知道他要去内蒙古插队这件事。我妈妈因此很伤心。大哥去内蒙插队，因为他有技术，后来又去了黑龙江农机修造厂工作，曾被评为黑龙江省呼玛县劳动模范。

我大姐学的是电焊工。毕业分配时要被分到农村，但歪打正着，进了上海锅炉厂当工人。大姐厂里的师傅是八级电焊工，她跟着师傅做电焊。锅炉厂要焊很细小的管子，很不好焊，但我大姐技术精湛。她是这个行业中信得过电焊工中的一位，曾获得德国焊接协会焊工教师资格职称。1978年，她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

我二姐先是上山下乡到崇明农村去了。二姐因为会钻工，打孔、磨钻头技术非常好，在农场办的铝制品加工部门工作。我妈妈是国棉十二厂的工人，她退休了，我二姐就顶替上来，但顶替去了国棉十七厂，在国棉十七厂的铜管车间修铜管，一直做到1996年她下岗。二姐是第一批下岗工人。

我做了一辈子教师工作，教技术。今天面对你们这些小青年，我又感觉，我对着我的学生。我一站，就又是一堂课。

我是1973届毕业的。当时老师说，我可能被分到新华医院卫校。我一听，到卫校去做护士，要给人打针，我就害怕。去拿通知前，我天天心里难受。最后通知下来，我被分进上海木箱厂技校。

进技校前这段很坎坷。一开始我是分到安徽农村。因为我大哥去了黑龙江农机厂，大姐留在锅炉厂，我就要被放到农村。当时学校放榜，一看被分到安徽农村去，回家后我告诉了我爸爸。爸爸就去汉口路市政府那边问，说我们家大儿子，到底属于支农还是支工。上海市后来发文到学校，说我大哥属于支农。这样一来，我从安徽农村换到了上海木箱厂技校。

于是，我在厂里学了两年车工。

学完之后，学校本来要把我分配到安徽外厂去。当时名单都公布了。毕业会上，我爸表态说，服从学校分配，我也做好了去安徽的准备。

没想到，过了一个月，分配名单下来，要我留在学校做教师，不让我到安徽外厂了。因为木箱厂当时转产，要搞铲车发动机，需要培训和培养大量技术工人。别看我矮矮小小的，车工学得很厉害。厂里就把我留下来，做技校老师。

这一做，就是一辈子。

我当教师，不仅是教学生，还是在教自己。我是技校生，没有大学学历，又是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没有文化基础。我这一辈子，有时间就自学。边带学生边自学，靠自己去啃各种知识。学生上课时，我就下车间。操作上我要自我训练，理论上也要自己啃。不管寒假还是暑假，只要有假期，我就到外面参加培训班，去学习，去考试。十多年时间，不断在学习。

当教师要懂教育学和心理学。我没有系统学过，都是自学的。

如果没有证书，不好评教师职称，我就去考证书。

我整个教书过程，一直是边教边学，先自己学会，再去教学生。

在厂里的日子，我受过两次伤。

第一次是下车间体验，心理受了刺激。平时看车间工人做得很轻松很顺，我就去跟着体验，干机械加工。体验了一个星期，我发现，工人的技术比我教得好太多了。我们的技术教学怎么这么土？后来，我不断下车间体验，吸取工人们技术的精华，用以指导我的教学工作。

第二次是做产品，把腰弄伤了。车间有生产指标，工人一天要做六百片的小薄片。完不成指标，要扣工资。我要教学生八小时内怎么做这六百片。我自己先到车间做做看。我不先自己做，怎么教好我的学生，帮助他们顺利进入工作岗位呢？结果累死累活，才做了三百六十片，当时腰就坏了，还因此落下了病根。

工人既然能完成，那一定对科学技术有要求，只不过我没掌握。知识要在实践中体验，不能光放在嘴上说。“黑板上种田，天天大丰收”，技术不是简单的事，必须反复训练，出差错就要找到原因。如果不亲身实践，很多东西体会不到。

今天我还带来了一些东西。

第一样东西，是纺织工人身上都能看见的围兜。

我家有四位纺织工人，我婆婆和我老公的妹妹，都是国棉九厂的。这是我婆婆留下的围兜。我二姐也留了她的围兜。我们是穿工装裤的。上班不许戴手套，不许留长发，要戴帽子，因为是搞机械的。

接下来，是两张照片。没学过机械的人，估计看不懂。这是我和一个老师一起研制的测量仪，用来测量螺距。

过去不像现在零部件都通过高端手段检测。我们那会儿全是手工测量，用手调同心轴、椭圆度、平直度。做螺纹，单头的好做，由机器控制螺距，不会出现误差。但双头的、三头的，只能靠自己测量控制。为方便测量螺纹分头时的误差，我们设计了一个测量仪。无论教学生，还是带去参加考试，都很好用。它是我的宝贝。

这个测量仪做好后，孔老师还亲笔写了一篇文章，今天没带过来。

我曾经带着我的螺距测量仪去拖拉机厂参加比赛，拿了第一名。孙中敏校长还参加了颁奖会。要是没有这个东西，我当时参加比赛根本没法测量。

后来搞改革，学校单位倒闭了。我一直放在办公桌里的这个仪器，被当废铁弄掉了。当我知道，办公桌被撬掉，这个测量仪没了，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心疼我这个小东西。

第二样东西，也是一张照片。下岗之前，我参加了一次上海市针对教师的技术竞赛。这是我在操作时的一张照片。

当老师不仅要操作好，理论知识也要好。我还参加了理论考试，是上海市参加考试的所有技工学校中的第一名。

考完之后没多久，我们学校关门了。2002年3月，我下岗了。

第三样东西，是教学论文的手稿。

我们教学工作过程中，经常要写一些教学心得，写自己的想法和体会。这是我写的教学论文的手稿，写的是对德育的渗透。

我们讲，搞技术不是单纯搞技术，人要有思想和品德。这在德育上体现。我根据教学实践写了这个论文。当时在我们学校系统当中，这篇论文得了一等奖。手稿我一直留着，前两天翻箱倒柜把它找出来，自己又读了一遍。

我真的觉得，做任何工作，没有爱心和责任感，没有职业道德和信念支撑，很容易半途而废，走不到尽头。

学生都具有可塑性。没有笨学生，笨的是不会教的老师；没有一个学不成才的学生，只是他还没找到方向。所以，老师在教学过程中，以身作则，引导学生走向正确的道路，是非常重要的。

你们现在面临就业，要树立信念。即使中途遇到困难，但要按照信念去做。信念很难建立，老师要注重对学生信念的培养。

我做了31年教师，带了26届学生。我们学校两年一届，我经常带插班。带完一年级，跳上去带二年级。大概带了六届初级班，一直在带毕业班。好多同学毕业后改行，没有做机械加工行业。我曾经还听到，有学生说，学的这些知识都没有用。

但三十多年后，我遇到当年的学生，给了我不一样的答案。

下岗以后，我喜欢拍照。有一次我去弄照相机，碰到当年的学生。他在卖照相机的转接环。他说，早就改行了，现在会弄照相机转接环，都是靠当年学的车床加工以及各种精密部件的知识，没有那些，自己的转接环做不到这样的精密度。所以我想说，学知识不要局限于当下它有没有用，可能未来某个节点，它就会派上用场。很多学生一毕业就把好多书扔掉了。扔掉干什么？留一留吧，说不定哪天翻出来，会有更深的体会和领悟。

下岗以后，我随老公上了国际远洋船，体验远洋生活，给船员做培训。船员都是大学毕业后到船上工作，但他们机械加工专业基础没有我好。我一看他们做的不灵，就去教他们做。在大学生面前，我一点都不气馁，可能其他地方我比他们差，但机械加工问题上我觉得比他们强。但有一点我不行，就是我没在车间做过系统性的产品加工工作，我只是在教别人怎么做。

知识应当在实践中检验，如果停留在书本和学校，根本提高不了。今天中午，我在大屏幕上看到了这次进博会。现在加工齿轮，一次就成功，达到精密度要求，我就感慨，现在已经高科技到这种程度了。以前加工一个齿轮，不知要经过多少工序。高科技好东西，没有改革和提升，机械加工技术怎么能提高呢。

现成的知识，摆在那里，永远是别人的。要掌握知识就得自己亲身体验。像我一样，教了一辈子书，没下过车间，连六百片薄片都完不成。

这就是我的体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