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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夜饭里的改革开放印记

周业安
2020-01-24 19:3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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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前,物质比较匮乏,收入水平低,居民几乎没有流动性,年夜饭保持了传统的内容和形式。到了年关时节,可备的年货,也就普通的糕点、茶叶、简单的酒水和一些猪肉、鱼肉等。从资料看,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餐桌上的内容其实差不多,年夜饭的形式也大同小异,同质化比较明显。

改革开放以来,物质逐步丰富,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升,流动性也增强,年夜饭的内容和形式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餐桌上的种类日渐多样化,食材和酒水的档次也在逐步提升;另一方面,年夜饭的形式开始慢慢发生质变,从过去的年终团聚,享受一顿大餐,逐步过渡到团聚的形式本身,大餐与否反而变得不重要。

年夜饭的内容与形式的变化跟收入水平有很大关系,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是导致年夜饭变迁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至今,居民收入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197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才171元,经过20年时间,这一数值突破了1万元, 2009年为10977元;最近十年,这一数值更是突破了2万元,扣除价格因素,1978-2017年间年均增长达8.5%,据最新统计,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8228元。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上升,相应的消费支出水平也持续上升,1978-2017年间,扣除价格因素,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7.8%。据最新统计,2018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19853元,接近2万元。

收入水平的变化,对年夜饭的内容和形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改革开放之初,收入水平较低,年夜饭的食材都是就地取材。对农村居民而言,一般是自家养的和自家种的;而对城市居民来说,受制于农产品生产的局限,只能购买到有限品种和数量的肉类和蔬菜瓜果类。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居民收入稳步增加,农产品市场快速发展,人们可以通过农产品市场购买品种丰富的肉类和蔬菜瓜果,年夜饭的餐桌开始变得丰盛。对农村家庭而言,酒水开始上档次,其他饮料和瓜果开始出现,并逐步占据重要地位。而在城市,除了本地产的食材,外地食材开始逐步增加,境外产品开始走向餐桌。年夜饭不仅保留了传统的文化因素,还融入了越来越多的异地文化和境外文化,文化的多元化开始在餐桌上发挥影响,年夜饭的性质也慢慢发生改变。

收入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作用,是改变预期。家庭预期到未来收入稳定增长的可能性,就会调整其消费行为。原先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是在年夜饭上奢侈一把。而形成了收入稳定增长的预期后,日常消费水平开始上升,年夜饭能吃到的食材,在平时的一日三餐也进入普通家庭的餐桌,这相当于形成了平滑消费。也就是说,家庭在一年当中均匀消费各种食材,不再卯足了劲等着年夜饭大吃一顿。

这种平滑消费的行为一旦形成家庭的消费习惯,就会彻底改变年夜饭的内容和形式。原因在于,当家庭日常消费都和过去的年夜饭的食材类似时,年夜饭的内容就失去了意义。年夜饭吃什么已经变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吃,在哪吃。

当年夜饭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其形式自然就开始多样化。有的家庭觉得一年到头吃常规的食材没意思,就想图个新鲜,买点完全没吃过的或者很少吃过的食材。有的家庭觉得在家里吃没多大意思了,就想着不如去一家有特色的餐馆定一桌,换个花样。还有的家庭觉得呆在老家不如出去逛逛,一家人去外地过年。

这些新的年夜饭和过年形式,都是建立在收入增长的基础之上。没有收入和收入稳定增长的预期,家庭也不敢想象各种新形式,总觉得都是浪费。而当收入稳定增长到一定水平,预期也形成,家庭就会认为,不同形式的体验反而效用更高,就会选择新的形式。

年夜饭形式的变化还和开放有关。在过去,居民流动性小,人们所知有限,年夜饭固守传统的形式。改革开放以后,居民的流动性增大,一方面是居民的工作流动,另一方面是居民的生活流动,比如旅游等。

流动性的增大扩展了居民的社会网络,开阔了居民的视野,不同的人相互交流会改变个体的观念和参照点。这种流动性的变化对年夜饭有三个重要的影响:

第一,居民多出走动,见的世面自然就多了。视野宽了,选择所依赖的信息就变得丰富很多。流动性让居民看到了更多的多样性,居民在选择年夜饭时,就会受这种多样性的影响,从而改变固有的形式和内容。像出去旅行过年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二,流动性改变了居民决策的参照点,居民过去是以邻里为参照,年夜饭就会同质化。而流动性增强之后,居民就会以新增网络的群体为参照,学习和模仿新网络的新消费内容和形式,从而选择不同的年夜饭内容和形式。参照点的多元化程度决定了年夜饭的内容和形式的多元化程度,一个社会的开放度越高,就会表现得越多元。

第三,流动性打破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固定关系网络,传统关系开始弱化,新型网络关系替代了部分、甚至全部传统关系。此时,年夜饭就不再局限在家人团聚,也可以是朋友团聚,同事团聚,甚至陌生人聚会。因而团聚的意义不再被家族的框架捆绑,个体嵌入到不同的社会网络中,团聚成为网络的群体认同形式,这是社会开放的标志。而一个开放的社会是走向文明的必然过程。

年夜饭的内容和形式的变迁过程中,无不渗透着改革开放的印记。不过,当年夜饭脱离了传统的文化、内容和形式,走向多样化,那么参照点的变化和体验效用的驱动就会促使年夜饭的符号化,并形成某种程度的异化。

比如,在年夜饭的变迁过程中,一些天价年夜饭开始出现,虽然能消费这类年夜饭的家庭通常都是高收入家庭,但天价年夜饭的背后,其实反映了某种炫耀性消费的意图。这种年夜饭就偏离了符号意义。当然,也不排除一些普通家庭偶尔体验一把高价年夜饭的,这种偶发性的消费和炫耀性消费无关,只不过是体验效用驱动的一种特定形式而已。

无论符号化的程度如何,市场的扩展过程会带来日益发达的分工体系,年夜饭的消费不可避免地陷入其中。家庭在这个体系中重构社会网络,乡土社会开始逐步转型,新的市场社会开始逐步发育。年夜饭作为传统乡土社会的代表符号之一,必然寻求新的变化。而社会分工体系的发达也让家庭有了更多的选择,过去家庭内部分工仅仅体现在年夜饭的生产过程,而如今年夜饭体现了整个市场的分工。家庭可以选择自己不生产年夜饭,而是选择外包,订购餐馆的成品或半成品,可以去餐馆就餐,也可以约厨师来家烹饪。去外地过年也是在利用市场的分工体系,年夜饭由企业供给,而家庭负责消费。

当家庭开始嵌入到市场的分工体系当中,年夜饭自然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谓符号化,就是家庭负责年夜饭的形式体验,而市场负责年夜饭的内容生产。年夜饭逐步蜕变为不同类型的群体团聚的形式,这种形式因为年夜饭这种特定范畴而变得更加有意义。所以,年味并没有消失,而是换个面貌重新出现。我们其实应该好好享受这种变化,因为这确实是一种变化。

(作者周业安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蔡军剑
    校对: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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