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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史新编”之《五凉史》连载四十八 ——民族篇鲜卑事迹

2020-01-29 16:4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编者按：

著名历史学家赵向群先生代表作《五凉史》，是“十六国史新编”之一，汇集传世史料与出土文献，还原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期河西地方的历史，钩沉一千六百多年前纵横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五凉王国的兴亡盛衰，全方位、多面向，还原中国历史上鲜为人知的重要阶段。武威，亦称凉州，自古以来就是河西走廊上门户城市，中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千年的融合发展，形成了光辉灿烂的汉唐文化、五凉文化、西夏文化、佛教文化等为主的凉州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给武威这片神奇的土地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武威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通过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河西史地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贾小军先生多次沟通衔接，征得赵向群先生儿子赵晓东先生同意授权，《五凉史》即日起长期在“武威文体广电旅游”微信公众号连载，让更多人了解武威“五凉古都”的历史文化魅力。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感谢贾小军先生、赵晓东先生的大力支持！

卷七民族篇

第二节鲜卑事迹

二、“凉州之乱”

所谓“凉州之乱”，是西晋政府对河西鲜卑反晋活动的定性。这一事件作为晋初河西民族问题中的一个重大事件，既拉开了北方民族反晋军事活动的序幕，也拉开了五凉历史的序幕。

河西鲜卑的反晋活动，是由秃发树机能领导的。史载：

寿阗卒，孙树机能立，壮果多谋略。泰始中，杀秦州刺史胡烈于万斛堆，败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按：《通鉴考异》作“斩凉州刺史牵弘”）。又杀凉州刺史杨欣于丹岭，尽有凉州之地，武帝为之旰食。后为马隆所败，部下杀之以降。能死，从弟务丸代立；丸死，孙推斤立；斤死，子思复鞬立。乌孤即思复鞬之子也。

从记载看，树机能是寿阗之孙，也是秃发乌孤的从太祖父。他的反晋活动声势浩大，战果辉煌。现据史料对其事迹作如下钩沉：

西晋泰始元年（265年），司马炎代魏，建立西晋。为了作好灭吴准备，积极经营长江上游的巴蜀及其门户秦雍地区，并把对内徙民族的防范作为经营重点。针对此前邓艾纳鲜卑降者数万，置于雍凉之间“与民杂居”的问题，又将鲜卑视为重点防范对象。泰始五年（269年），晋政府从雍、凉、梁三州分出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金城、阴平等七郡，另立秦州，并抽调负责荆扬江防的著名将领胡烈、牵弘分别担任秦州和凉州刺史。这样部署以后，朝廷内还有人担心安定至武威间空隙太大，建议复置高平郡（西汉置，东汉末废。治今宁夏固原县），切断鲜卑奔逸和回旋之路。西晋政府的上述用意是将以秃发部为核心的河西鲜卑和以乞伏部为核心的陇西鲜卑进行隔离，以此来制约鲜卑。故虽选择胡、牵二人为秦、凉刺史，但朝廷中仍有人忧虑二人无“绥边”才干，担心会因他们“强于自用”而弄巧成拙。

果然，胡烈任秦州刺史后，下马伊始，便屯重兵于高平。接着，又对金城以北的鲜卑部落发动攻击。当时，树机能正驻部于万斛堆（今靖远县西），他率部众奋勇抵抗，打响了河西鲜卑反晋的战争。从此，金城到武威间战争乌云笼罩，兵连祸结三十余年。这就是所谓的“凉州之乱”。

树机能领导的反晋战争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泰始六年（270年）到泰始十年（274年），即晋军高平之败到鲜卑二十部弭兵并遣子入质；第二阶段从泰始十年到咸宁四年（278年），即鲜卑军队攻占凉州到西晋军队收复凉州；第三阶段从太康元年（280年）到永兴元年（304年），即轲成泥进攻西平到张轨遣宋配击降鲜卑。

各阶段的战事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阶段，战争主要在武威以东进行。树机能与胡烈在万斛堆接战，杀胡烈，挫晋军锐气。接着，鲜卑军队向东北推进，占领高平。消息传到洛阳，西晋朝廷大受震动，晋武帝为此寝食不安，将都督关中诸军事的汝南王司马亮免官，而任尚书石鉴为安西将军，调杜预为秦州刺史。杜预素有“武库”之称，他认为鲜卑的优势在于骑兵迅捷，建议石鉴先行筹粮，待到来春牧草不继时发动进攻。石鉴轻躁刚愎，不以杜预建策为是，反诬杜预贻误战机，将杜预交廷尉论罪。而石鉴与树机能作战，不但毫无战果，还虚报功劳，以此受到朝廷纠劾。史载：

司隶校尉石鉴以宿憾奏预，免职。时虏寇陇右，以预为安西军司，给兵三百人，骑百匹。……属虏兵强盛，石鉴时为安西将军，使预出兵击之。预以虏乘胜马肥，而官军悬乏，宜并力大运，须春进讨，陈五不可、四不须。鉴大怒，复奏预擅饰城门官舍，稽乏军兴，遣御史槛车征诣廷尉。……其后陇右之事卒如预策。

鲜卑杀了西晋封疆大吏，鼓舞了其他民族的反晋斗志。北地（治今陕西耀县）“羌胡”谋与鲜卑互为犄角，进攻金城。牵弘轻敌悬师远征。泰始七年（271年）七月，树机能屯兵青山（今庆阳市西北），击毙牵弘，再败晋军。是战之后，秦、凉二州之间西晋防务被彻底摧毁。鲜卑铁骑东西驰骋，再无阻挡。

河西鲜卑连战连捷，靠强劲的骑兵，更靠部落联盟内部“鞭一样”牢固的血亲凝聚力，这种内聚力把二十多个部落纽在一起，结成机动灵活而又刚健有力的战斗整体，在运动中将晋军分割包围，使其不敢出州郡城池一步。一旦晋军出城作战，即刻陷入困境，损兵折将，铸成败局。这就是树机能对晋作战的致胜战略。

连续几年的战争，严重影响了经济，致使汉族百姓无法尽力地亩，而鲜卑的畜牧业也难以维持。不久，秦、凉二州闹起严重饥馑，村落荒毁，人口死散。由于树机能可以获取的粮资越来越少，迫使他铤而走险攻掠城市。此时晋军也更加注意城防，形势开始发生对鲜卑不利的变化。在金城郊外，鲜卑军队遭到汝阳王司马骏的打击，部帅乞文泥战死，损兵三千多。攻城不克，粮资匮乏，迫使树机能把注意力转向凉州各屯田点。但老谋深算的司马骏早有防备，他用精兵饱卒增援屯田兵士，使树机能难以掠到粮谷。泰始十年（274年），树机能为饥饿所迫，向司马骏投降：

机能乃遣所领二十部及弹勃面缚军门，各遣入质子。

协同作战的金城“诸胡”首领胡吉轲罗侯金多及“北虏”热冏等二十五万人也一同降晋。

第二阶段战争主要在武威附近展开。树机能不得已降晋，事出权宜。在此之际，散居在敦煌以西的“西部鲜卑”东还，与晋戊己校尉（治高昌，即今新疆吐鲁番）马循统率的戍军发生接触。另外，晋武帝正部署攻吴，暂时放松了河西军务。树机能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再次起兵，兵锋直指武威。在这样的形势下，西晋政府只得将攻吴大事暂且搁置，抽调在秦、雍二州集结待命的军队渡河向西。这一支军队在平虏护军文俶的指挥下，于咸宁三年（277年）抵达凉州。树机能久攻武威不下，又有晋师大军压境，于是再次诈降。晋廷旋召文俶回师，只留七千名军士防守凉州。次年六月，树机能又重整旗鼓，与凉州刺史杨欣在武威激战，杀杨欣，占武威，“尽有凉州之地”。

攻陷凉州，标志着树机能领导的反晋斗争达到高潮。对此,晋武帝深感忧虑。史载：

帝每有西顾之忧，临朝而叹曰：“谁能为我讨此虏通凉州者乎？”朝臣莫对。

后来，职卑位微的司马督马隆毛遂自荐，经晋武帝允许，选募三千军士“鼓行而西”。马隆渡过媪围水，运用诸葛亮阵法，制作“偏箱车”，且战且前。又备磁石，使身着铁铠的鲜卑兵行动困难。咸宁四年底，马隆转战到武威城下，先击败猝拔韩和且万能两部鲜卑，又驱督“善戎”没骨能部与秃发部作战。由于戎、晋部队的夹击，树机能失败，被叛部杀死。西晋军队收复了凉州。

第三段战争主要在武威以南展开。树机能战死后，秃发部被晋军驱赶到大通河与湟水流域。从此，河西鲜卑与其他民族结成的反晋联盟宣告瓦解，秃发部的反晋活动也进人尾声。虽然战争时断时续，但规模越来越小。

太康元年（280年），轲成泥部东山再起，南攻西平（治今青海西宁），北攻浩亹（今永登西南大通河东岸），“杀（晋）督将以下三百余人”。晋武帝调马隆作西平太守，“又给牙门一军”，再次遏制了秃发部的发展。但是，当290年西晋调马隆到秦陇任东羌校尉以后，树机能的部将若罗拔能又以十万部众控制了凉州地区。这时，洛阳附近爆发了宗室争夺皇位的“八王之乱”，晋王朝实在再无力顾及河西。此后，“鲜卑反叛，寇盗纵横”之势不可抑制。

永宁元年（301年），时任西晋镇西将军司马的张轨出任凉州刺史，他对河西鲜卑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因“斩首万余级”而“威著西州”。两年后，宋配击杀若罗拔能，鲜卑十余万口成了张轨的俘虏。

树机能领导的反晋战争，爆发早，历时长，规模大，声势与东汉的“羌患”相仿佛，它打击了西晋统治，几乎使河西“非复晋有”。当它接近尾声时，中原地区各民族的反晋战争才刚刚兴起。可以说，所谓“凉州之乱”是西晋时期民族斗争的先声。所谓“凉州之乱”，有反抗西晋民族压迫的性质。由于它表现为河西鲜卑与其他民族部落的联合行动，也有助于促进河西各民族间的融合。西晋屡对河西用兵及鲜卑在战争中攻城掠地，对河西地区的社会经济也有一定破坏作用。

为什么说“凉州之乱”有反抗西晋民族压迫的性质呢？

周边民族的内徙，有时会伴随偶发性的民族冲突。在“华夷之防”甚为严峻的古代社会，这种冲突往往是统治者欲拒内徙民族于国门之外而引起的。如李憙任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时，“羌虏犯塞，憙因其隙会，不及启闻，辄以便宜出军深入，遂大克获”。时当嘉平初年,可能与秃发鲜卑事有关。“犯塞”，也就是入塞。除李憙之外，终魏之世，看不到“羌虏”与魏对抗的迹象。所以有人说：“自魏氏以来，夷虏内附，鲜有桀悍侵渔之患。”

延至晋世，形势有了变化。同是李憙，在泰始四、五年任仆射时，接触了凉州内徙民族“寇边”的问题。史载：

凉州虏寇边，憙唱义遣军讨之。朝士谓出兵不易，虏未足为患，竟不从之。后虏果大纵逸，凉州覆灭，朝廷深悔焉。

这一次“寇边”，便是“凉州之乱”的前兆。

为什么在魏世显得平静的河西，入晋后民族冲突来的如此剧烈？答案要从魏晋之际民族政策的变化及由此带来的地方官吏措置不当等方面寻找。

魏晋之际的民族政策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由于魏晋时期突出的民族问题是周边民族内徙并和汉族接触更加广泛，那么，作为汉族统治者，对这个问题抱什么态度，采取什么措施，便决定着民族政策的内容。诚然，在“华夷之防” 仍很严峻的魏晋时期，不能期望汉族统治者对内徙民族给予优待，但只要不是极力排斥和压抑，那便算是明智的了。曹魏后期，邓艾所倡议的“诱而致之，使来入侍”的政策，本质上虽然仍为分化周边民族，削弱它们以便统治，但其中也含有拉拢利用的成分。这种拉拢利用，在羌胡健儿为灭蜀作前驱的事情中得到说明。

曹魏政府在进攻蜀汉前，曾给西北州郡下达《己未诏书》，要求召募羌胡从征，但不许强迫他们。申令“羌胡道远，其但募取乐行，不乐勿强”。这与对汉族“差简丁强”的政策有所区别。可以看出，曹魏政府在对待边族内徙和内徙边族的态度及措施上是比较宽柔的。而魏初的西北地方官吏，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如苏则，“为金城太守”，“外招怀羌胡，得其牛羊，以养贫老”。仓慈，太和中任敦煌太守，对通贡的“西域杂胡”“为封过所”，“西域诸杂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或有以刀画面，以为血诚”。之所以说魏世内附边族“鲜有桀悍侵渔之患”，是魏世宽柔的民族政策产生的效力。

魏晋之交，司马氏掌权后，民族关系变得错综复杂起来。同时，随着汉族封建王权上升，对“羌胡”的利用政策也转而被隔离政策所取代。一时之间，各种各样的排胡、徙胡理与主张纷纷出笼。叫的最响的是江统和郭钦，他们一个主张“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一个主张将内徙者“申谕发遣，还其本域”，使“戎晋不杂，并得其所”。地方官吏也亦步亦趋，“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啗利，妄加讨戮”。这些理论主张与行为，必然会进一步将西晋政府的民族政策推向极端，造成以排斥代替安抚，以压抑代替宽柔的后果。西晋初期这方面的例子甚多。如刘渊曾以“文学武事”见知于某些洛阳权贵，有人推荐任他以平吴之事，晋武帝虽以为是，但终究相信孔恂、杨珧之流，将“平吴之后，恐其不复北渡也”的讹言当真，不敢任用刘渊。“凉州之乱”发生后，又有人建议“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元海一将军之号，鼓行而西”，孔恂也说：“元海若能平凉州，斩树机能，恐凉州方有难耳！”使武帝不敢任用刘渊和匈奴军队。司马氏讲“名教治天下”，孔、杨之流排斥和压抑刘渊及匈奴之众的言论，正是儒教“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理论的翻版。这或许就是其民族政策变化的思想理论根源。

具体到河西，西晋政府在伐蜀得胜后，对从征的羌胡健儿封赏极不公平，像段灼说的那样，在募取凉州“羌胡”健儿前，曾许以重报，因此羌胡健儿，勇敢出征，而结果却是有功不录：

五千余人，随（邓）艾讨贼，功皆第一。而己亥诏书：州郡将督，不与中处军同。虽在上功，无应封者。唯金城太守杨欣所领兵，以逼江由之势，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无一人封者。

在后来补充封授时，又以中央军队与地方军队有区别为口实，搞民族歧视，甚而变本加厉。对羌胡健儿进行压制。规定：

苟在中军之例，虽下功必侯；如在州郡，虽功高不封。

这种民族政策怎能使河西鲜卑不心怀怨结，又怎能不让他们奋起反抗呢？所以，“凉州之乱”的发生，是西晋民族歧视政策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凉州之乱”是以河西鲜卑秃发氏为首，联合匈奴、羌族等河西民族，共同反抗西晋民族压迫的一次起义。它和其后巴氐少数民族在李特领导下发动的反晋起义具有同样的性质。“凉州之乱”虽对河西社会经济带来一定程度的破坏，甚而造成“河西荒废”的局面，但其主要责任应由西晋政府来负。秃发树机能是杰出的河西民族领袖，对他应予以历史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