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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史新编”之《五凉史》连载五十 ——民族篇民族融合趋势

2020-01-31 16:3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编者按：

著名历史学家赵向群先生代表作《五凉史》，是“十六国史新编”之一，汇集传世史料与出土文献，还原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期河西地方的历史，钩沉一千六百多年前纵横河西走廊、丝绸之路的五凉王国的兴亡盛衰，全方位、多面向，还原中国历史上鲜为人知的重要阶段。武威，亦称凉州，自古以来就是河西走廊上门户城市，中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千年的融合发展，形成了光辉灿烂的汉唐文化、五凉文化、西夏文化、佛教文化等为主的凉州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珍品，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给武威这片神奇的土地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武威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通过河西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河西史地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理事贾小军先生多次沟通衔接，征得赵向群先生儿子赵晓东先生同意授权，《五凉史》即日起长期在“武威文体广电旅游”微信公众号连载，让更多人了解武威“五凉古都”的历史文化魅力。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感谢贾小军先生、赵晓东先生的大力支持！

卷七民族篇

第四节民族融合趋势

魏晋时期是古代北方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周边民族的内徙及内徙后形成的各民族的杂相错居，是大融合发生的先导性条件。具体到一定地域，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构成情况，特别因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上的不平衡，民族融合的趋势也就有了地域性特点。虽然，内徙民族的汉化是个总趋势，但作为民族融合发展的历程，各地却不同，以至有时出现如鲜卑化、匈奴化、羌化等种种趋势。河西地域便属于这一类型。魏晋时期，河西民族大融合的主要趋势是羌化趋势。其中，如河西鲜卑，它先期有匈奴化倾向，后期却步入羌化圈中。

所谓“羌化”趋势，是指一些原本弱小和落后的内徙民族或部落，它们在河西特定的地域条件下，受羌族影响，其社会心理方面逐渐趋同于羌族，其社会行为方面靠拢羌族。同时，它们彼此之间也相依共存，形成地域性的“类聚”特征。魏晋时期，活动在河西地域的民族除汉、羌两族之外，主要是匈奴和鲜卑，这两个民族都在其民族活动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上述特征。形成这种特征，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羌族在河西地域中的主体优势和它对其他民族的影响是最根本的。

首先，羌族是河西最古老的民族，并且散布极广却又有自己民族的聚居区。

在先秦两汉文献中，因羌氐同源之故，往往羌氐并称，如“氐羌，夷狄，国在西方者也”。汉代被称之为“南山”的祁连山区都有羌部存在，称“南山羌”。而且汉代早有河西民族羌化并类聚，小月氏或称湟中月氏胡即其中一支。史载：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余种分散，西逾葱岭。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势强弱。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

令居，即汉武帝时所置令居塞，在今永登县西北，湟中即今青海境内湟水与黄河交汇处，汉时属金城郡和护羌校尉统辖，古称为赐支（析支）河曲，这里是羌族源起之地。所谓：

河关（今临夏县）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青海积石山麓），绵地千里。

总之，从西汉时起，自湟中到祁连山，再到酒泉和张掖，处处都有羌人聚居或散居。任何迁到河西地域的民族或部族，都不能不和羌族发生接触和联系。如秦汉之际匈奴人居河西，虽“灭夷月氏”，但却不能不与羌族共享河西，造成“河西斗绝，在羌胡中”的形势。而接触与联系，不论是经济上的，还是政治上的，都会造成彼此间的影响和迁染。以小月氏羌化的过程看，羌族对其他民族的影响力，总是远远超出其他民族对羌族的影响力。称小月氏为“月氏胡”，是因为它本为匈奴属国，习俗与匈奴同，但最终还是被羌族同化，形成了二元共同体的民族现象。这说明，正是羌族在河西地域内的主体民族地位，賦予它某种自然性和社会性素质，使任何与之发生关系的弱小民族或部族都会在民族习性方面自觉接受它的征服。

魏晋时期，活动在河西地域内的匈奴和鲜卑等，它们实现民族融合的轨迹，正与汉代小月氏相同。

以匈奴而言，魏晋时期在河西地域活动的主要有两支，一支是赀虏，另一支是卢水胡。

先说赀虏。史载：

赀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赀。始建武中，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东西，畜牧逐水草，抄盗凉州。部落稍多，有数万，不与东部鲜卑同也。其种非一，有大胡，有丁令，或颇有羌杂处，由本亡奴婢故也。当汉魏之际，其大人有柘，死后，其枝大人南近在广魏、令居界。

赀虏自汉魏初露头角，后在河西民族之林中长期销声匿迹，直到沮渠蒙逊起兵反对后凉时，才重见于记载：

蒙逊从兄男成，先为将军守晋昌。闻蒙逊起兵，逃奔赀虏，扇动诸夷，众至数千，进攻福禄、建安。

在公元三世纪初到公元四世纪末近两个世纪中，赀虏何在？应当说晋昌（今安西县东）和福禄（今酒泉）是一个下落。男成能逃向他们，证明原在“酒泉北黑水（今张掖黑河）、西河东西”的赀虏已定居下来。而酒泉和张掖原本就是羌民和小月氏居住地域，酒泉还是东汉永元初羌人起义爆发的地方。赀虏在这里定居，不取得羌人包容是不行的。而要取得羌人的包容，先决条件只能是向羌人靠拢，并走向小月氏那样的羌化道路。好在赀虏中本来就有“杂处”的羌族人口，这一点是不难实现的。

除晋昌与福禄一带的赀虏有羌化趋势外，金城西部的赀虏在汉魏之际已定居在广魏一带（今永登县南），这一带正在令居至湟中的羌族聚居区。那么，檀柘这一支也一定是受到羌族包容，甚而是被羌族收编了。

羌族在河西民族中的主体优势及其影响力之大，是由其民族部种的繁盛及人口的众多造就的。

黄河河关西南的湟中，是弟族源起之地。据载，秦厉公时期（前467—前443年），羌族首领无弋爰剑与劓女相遇，“俱亡人三河间”。从此羌族有了以父名母号为称谓的血缘种落。秦献公拓地西戎，湟中羌人逼于秦人兵势，析族远徙，或东迁，或南下, 形成后来越儁、白马、广汉、武都诸种。唯爰剑曾孙忍及弟舞留在湟中，广为繁殖，“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两汉间，湟中诸羌势力最盛的有研种、先零种、烧当种、发羌种等，其余支种如卑湳、烧何、封养、当煎、当阗等，数不胜数。其人口之多，不下数十万。仅汉武帝时，先零羌带头发动的一次起义，就有十万人参加。两汉之际，湟中羌众纷纷北渡湟水，再次向河西及陇西散居，如班彪对光武帝所言：

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

东汉中后期从河西爆发的羌人起义，使“五州残破，六州逍迹”，东汉“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并、凉二州遂至虚耗”。河西羌族势力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河西羌族纵然在魏晋时期并未称王建号，但任何活动于河西的民族，包括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他们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都要向羌族倾斜。这里举卢水胡为例。

史载：

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也，其先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焉。

又载：

大沮渠蒙逊，张掖临松卢水胡人也。匈奴有左沮渠、右沮渠之官，蒙逊之先为此职。羌之酋豪曰大，故沮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世居卢水为酋豪。

卢水胡之为匈奴种裔，这一点是无疑的。蒙逊这一支所居临松，在卢水上游，濒临南山，本来就是“南山羌”居地。另外，其地理位置在西平（现今西宁市）与张掖二郡之间。“西平、张掖之间，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国。”在汉族眼里，临松卢水胡早已是羌化的胡族。所以，史书记载沮渠氏之效忠窦融时，将沮渠氏也作为“羌虏”雄杰来看待。“（窦融）既到，抚结雄杰，怀辑羌虜，甚得其欢心。”称他们为“羌虏”，指出他们与小月氏并居，说明汉族人已视他们为羌族共同体中的又一元。故有窦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虏、小月氏等征隗嚣的记载。另外，文献中既说沮渠蒙逊是“胡”，又说“羌之酋豪曰大，故沮渠以位为氏，而以大冠之”，这等于说沮渠蒙逊自己也认为自己虽源于胡，而实际已化为羌。这是一种处于民族融合羌化趋势中的心理状态和民族意识，等于说沮渠蒙逊自己承认自己已羌化了。

基于上述现象，又基于羌氐同源原理，特别是基于汉魏间史书往往将羌氐混称。如对白马部落，《史记》《汉书》称其为氐，而《后汉书》则混称，其中《西南夷传》称其为氐，《西羌传》称其为羌。另外，《华阳国志•蜀志》亦称其为羌。故可以说，《宋书》对河西卢水胡归类时，根据其与氐羌民族的关系，将其与白马氐并立一传称《氐胡传》，也是有道理的。

卢水胡与赀虏同属于魏晋时期羌化中的匈奴部落，在羌化程度上也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卢水胡的羌化程度比赀虏更深。其原因除卢水胡居住在羌族种落与人口密集的西平至张掖间，为羌族势力包围和覆盖之外，还在于有些卢水胡部落早就深人到河湟地区，加入了羌族营垒，走上了湟中月氏胡那样的道路。上引东汉明帝时的记载，说临羌县（今青海湟源县西南）“烧河（羌）豪有妇人比铜钳者，年百余岁，多智算，为种人所信向，皆从取计策。时为卢水胡所击，比铜钳乃将其众来依郡县”。卢水胡与烧何羌的冲突，卢水胡是胜利者。但由于它入居的是河湟区域，实际上是将自己的部族置于羌族的汪洋大海。最终，其所具有的匈奴民族性格必将为羌族性格所征服。就像征服后的小月氏称“湟中月氏胡”那样，这一支卢水胡后来就被称为“湟中卢水胡”了。

羌族之所以有同化其他民族的能力，还与羌族在河西民族中的地位有关。其地位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

魏晋时期，河西羌族并未形成建邦命氏的威势，后来的河西“五凉”中，羌族也未找到自己的位置。但这不等于羌族在河西民族中不具备政治地位。如前所述，从西汉中期到东汉中后期，羌族为反抗民族压迫进行了不间断的斗争，斗争中的英勇顽强和同仇敌忾为其他民族树立了榜样。而且羌族常联合其他民族一致对敌。如建初元年（76年），“安夷（今青海省西宁市东）县吏略妻卑湳种羌妇。吏为其夫所杀，安夷长宗延追之出塞。种人恐见诛，遂共杀延，而与勒姐及吾良二种相结为寇”，“于是诸种及属国卢水胡悉与相应”。像这样以羌族为主体有河西其他民族一同进行的反压迫斗争，正是各民族以羌族为政治核心实现民族融合的过程。

另外，羌族也支持其他民族的反压迫斗争，这种支持也促进了民族融合发展。如支持河西鲜卑反晋就是一例。

河西鲜卑自曹魏嘉平中迁到河西后，长期与湟中羌人杂居。西晋泰始初，秃发树机能发动起义，“杀秦州剌史胡烈于万斛堆，败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尽有凉州之地”。这个被西晋政府称为“凉州之乱”的事件，史书记载有时作“北地胡寇金城”“群虏内叛”，有时作“凉州虏寇金城诸郡”，有时作“虏轲成泥寇西平、浩亹”，或作“鲜卑叛”,或称投降者为“善戎”，这说明树机能凭借了羌族力量。

南凉政权是秃发乌孤在反抗后凉民族压迫中产生的。一开始，军事政治中心设在西平与乐都之间的羌中地区，这显然得到羌族支持。而且乌孤首先顺利攻取了后凉乐都、湟河、浇河三郡，所以如此，是因“岭南羌胡数万落皆附之”。事实上，三郡之得是羌族支持的结果。秃发部始终与羌族相依共存，甚至当秃发傉檀迁都姑臧时，也“徙西平、湟河诸羌三万余户于武兴、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征集戎夏之兵五万余人”。这些，已不仅只是河西民族关系中的社会政治现象，而是鲜卑与羌族在长期的民族联合中逐步发生融合的表现。河西鲜卑秃发氏与羌族已在向异源同流的关系迈进。这是河西地域羌族共同体中的又一元。

羌族的经济水平明显高于匈奴、鲜卑等民族。早在卢水胡、赀虏、河西鲜卑等入居河西前的战国初期，羌族已进入半牧半农生活。秦汉以后，羌族的农业经济迅速发展，他们在今湟源到永登之间开辟了大量农田，据赵充国统计，总数在二千顷以上。曹魏时期，羌人生产的粮食已在向汉族输出。徐邈为凉州刺史，收“虏谷”赈贫乏一事说明了这点。另外，羌族还独得地利和物质资源。有人将这点看做是羌族能称雄河西和召唤其他民族种落向自己靠拢的根本原因。如东汉安帝时曹凤所言，先零羌之所以能“北招属国诸胡，会集附落，种众炽盛”，是因为“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内……北阻大河因以为固。又有西海鱼盐之利，缘山滨水，以广田畜。故能强大，常雄诸种，恃其权勇，招诱羌胡”。为什么赀虏、卢水胡、河西鲜卑都有向湟中方向游移乃至落户湟中的经历，曹凤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魏晋之间，凡移徙和落户湟中的民族部落，它们的社会生活都受羌族影响而获得了长足发展。如河西鲜卑秃发氏，在徙人河西前，“肇自幽朔，被发左衽，无冠冕之仪,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而徙入河西后，由“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的大范围游牧转到河湟地域生活，在乐都一带定居下来，“务农桑，修邻好”，走上建立封建割据政权的道路。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转变？归根结底，要到羌族共同体中去寻找答案。

魏晋以后，由于羌族在河西民族关系中发挥的主体性作用，使河西地域多元一体化的民族融合作为一种既成历史现象，又在各民族社会政治生活中处处表现出来。这里不妨用“方以类聚” 一词来表达这一现象。作为一种由羌化趋势导致的民族关系新动态，它使地域内各民族间种族意识淡化，单纯的种族排斥和对抗力量削弱。同时，以地域为纽带的政治性联合或分野成为基本关系。也就是说，在政治意识上，河西民族有了明确的地域内外之分。对来自外部民族的欺凌和压迫，他们往往采取一致的反抗态度。像卢水胡与河西鲜卑同时起兵反对氐族吕光统治那样。另外，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所求取的往往是地域内自己民族的政治权益。如沮渠蒙逊与秃发傉檀向后秦讨取公道那样：

（秦）姚兴遣使人梁斐、张构等，拜蒙逊为镇西大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时亦拜秃发傉檀为车骑将军，封广武公。蒙逊闻之，不悦，谓斐等曰：“傉檀上公之位，而身为侯者，何也？”构对曰：“傉檀轻狡不仁，款诚未著，圣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归善即叙之义耳。将军忠贯白日,勋高一时，当入谐鼎位，匡赞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圣朝爵必称功，官不越德，如尹纬、姚晁，佐命初基；齐难、徐洛，元勋骁将，并位才二品，爵止侯伯，将军何以先之乎？窦融殷勤固让，不欲居旧臣之右。未解将军忽有此问！”蒙逊曰：“朝廷何不即以张掖见封，乃更远封西海邪？”构曰：“张掖，规画之内，将军已自有之。所以远授西海者，盖欲广大将军之国耳。”蒙逊大悦，乃受拜。

蒙逊与傉檀之间矛盾的出现与加剧，是傉檀抢先占据姑臧导致的，属政治分野，而非卢水胡与河西鲜卑之间的种族分野。

所谓“类聚”关系，还表现在地域内各兄弟民族虽在政治角逐中各有成败，却仍然彼此投靠和慰纳。如南凉灭亡前，秃发氏与沮渠氏在政治上尖锐对立；但灭亡后，秃发氏却视沮渠氏为归宿。傉檀曾说：

樊尼，长兄之子，宗部所寄。吾众在北者户垂二万。蒙逊方招怀遐迩，存亡继绝，汝其西也。纥勃、洛肱亦与尼俱。

后来，归附蒙逊者都得到保全，樊尼还被任命为北凉临松太守。而归降西秦的傉檀及其子虎台都被乞伏炽磐杀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凉灭亡后，河西鲜卑一直是卢水胡反对外部敌人的“外援”。如归降北魏的傉檀之子源贺对魏太武帝所说：

姑臧城外有四部鲜卑，各为之（沮渠氏）援，然皆是臣祖父旧民。臣愿军前宣国威信，示其祸福，必相率归降。外援既服，然后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耳！

后来，太武帝就是依靠分化鲜卑与卢水胡之间的唇齿关系才攻克了姑臧。

综上所论，五凉时期河西民族融合的趋势十分明显。融合造成了河西地域民族关系的多元共同体现象。这个现象的背景是众多部族的羌化趋势。这是“河西斗绝”这一封闭的地域环境和“在羌胡中”这一特殊的民族构成所致。当然，一旦地域的封闭局面被打开，已形成的这个共同体必然会与更广泛的共同体结合起来，从而又形成更大范围内的民族融合。后来，北朝以及隋唐的民族大融合便是循此轨迹展示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