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同学们的信：国难之时，应当重拾对文学的信仰

特邀撰稿人

韩晗，男，1985年4月出生。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庙岭分校（UNC-Chapel Hill）亚洲学系访问学者、 美国中部及西南部亚洲研究协会会员，兼任四川大学符号传媒学研究所研究员、内蒙古民族文化产业研究院顾问、深圳大学故宫学研究院研究员，至今已在中国大陆、台湾与德国出版中英文专著19种。

“中国文学（下）”课程的同学们：

我不想说“你好”，因为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说写信加上你好二字有点俗，但是又不知道加什么好，因为知道大家似乎并不太好。这个春节是大多数同学进入到大学以来第一个春节，应该也是你们第一个闭门不出的春节。我想说的是，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国难。我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希望大家对这场疫情有着足够的认识，它是会夺取成百上千人的性命、给国家经济造成严重损失的巨大灾难，不是某些人笔下感激涕零的“新冠君”。但是不要怕，中华民族正是在苦难中走向辉煌的，我们的祖辈、父辈恰是在不同的国难中百炼成钢，一个沉浸在国难中不能自拔的民族是悲哀的，一个从未经历过国难磨砺的民族更加悲哀。你们当中大多数人，包括我，都会在这场国难中得到成长与锻炼。

我给你们开的这门课，叫中国文学（下），也就是说是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我们称之为中国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但是在国际上，它被统称为中国现代文学。我们就叫它中国现代文学吧。这段文学很沉重，因为它正是与晚清以来的国难息息相关的。在我看来，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文学书写国难的历史，这里面有你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龚自珍、梁启超、鲁迅、胡适、郭沫若、老舍、闻一多……也许你们会想到，这些名字所对应的，是他们笔下的作品，是“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阿Q和祥林嫂，是“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还有令人悲愤的骆驼祥子、看起来那么眼熟的方鸿渐……你们都知道？那是不是似乎没有必要讲了，其实不是，我想讲的是，这些名句与文学形象，究竟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出现的，文学与国家、民族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越是国难之时，越应该重拾对文学的信仰。

信仰的基础是敬畏，因此对文学的信仰应当包含三重敬畏。第一是对修辞的敬畏。前几天我写的那篇关于“风月同天”与“武汉加油”的文章，可能有些同学看过一眼。汉语是我们的母语，它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汉语修辞是中国文学的灵魂。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位作家是龚自珍，我们都读过他写的“九州风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因此总感觉他是一个悲愤的老头子，但是另外一句名句也是他写的——“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无论是悲愤，还是美好，龚自珍都可以用汉语诗句精妙的表达出来，这就是修辞的力量。有人说，古典文学有修辞，现代文学进入到白话文时代，就缺乏修辞了，不是这样的。现代文学大多数作品，仍保留了汉语修辞的精髓，比如说朱自清的名句“黯淡的水光，像梦一般；那偶然闪烁着的光芒，就是梦的眼睛了”，钱锺书的“你要永久，该向痛苦里找去”，鲁迅的“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这些是当之无愧的一流汉语修辞，当然我们也应该知道，它们却正是在国难之时脍炙人口的。

龚自珍（1792-1841），清代著名作家，字璱人，号定庵。
画像作者王西京（1946- ），著名画家

元代诗人元好问说过一句话“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前一句讲的是国难与文学的关系，而后一句则是讲这一关系如何影响修辞，越是苦难，我们就越应该在语言上迸发出新的创造，只是可惜的是，今日我们的语言创造力过于贫瘠。疫情发展至此，我未看到一篇可堪传世的文章甚至一个句子，实在遗憾到无力。几天前央视国际记者杨学敏老师采访我谈汉语修辞问题，我就举了一个例子，是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正好也谈汉语修辞。这篇文章的作者说“武汉加油”很好了，只要能够凝神聚力，还可以说“给劳资挺住”，我认为这是比下限，“劳资”是“老子”的谐音，等于“挺住了”就是我的儿子，那别人要不要挺住呢？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修辞的力量，一流的汉语修辞一定会在中国人当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认同。我告诉大家一条真理，那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这正如王德威先生所说，史诗时代更需要抒情的声音。在抗战时，最激荡人心的诗句，有时并非出自最一流的作家而是军事家、革命家之手，如朱德元帅的“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杨靖宇将军的“还休忘，有余魅拜鬼，海上云浓。”这些诗句在当时都众口相传，当然它们都是一流的汉语修辞。还比如说，抗战时有一个很有名的记者，叫曹聚仁，当他看到日寇进犯时，怒题诗一首勉励其弟弟从书斋走向战场：“海水悠悠难化酒，书生有笔曰如刀，战地碧血成虹影，生命由来付笑嘲。”这首诗激励了当时中国许多青年人投身战地新闻事业，因此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试想一下，如果曹聚仁先生说的是“你给劳资粗来打鬼子”，会有那样的社会反响吗？

第二是对传统的敬畏。中国现代文学是关于未来的文学，更是关于传统的文学。今天我们谈现代文学，会谈未来怎样，人工智能会在当中扮演什么角色，网络文学会如何等等，其实中国现代文学的根在传统，文学语言的根脉当然也在传统当中。有些人说，语言的根脉不在文学或艺术的历史里，也许这反映了不少人的观点。因为汉语是一个不断更新的体系，这几年网络语言日趋低俗化，“劳资”共“卧槽”一色，“尼玛”与“魂淡”齐飞，以前说中国国骂是“三字经”，现在已经不知是几字经，恐怕可以弄出一部洋洋万言的国骂辞典。这或许正因认为语言的根脉不在历史而在网络之故。因此我们要敬畏传统，要把语言的根脉厚植于传统之中，让中国现代文学有着朝着未来且无限可能的生命空间走向世界。

中国是一个文化认同的多民族国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民族凝聚力。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大家已经上过一门课了，叫中国文学（上），这门课讲的是中国古典文学。我们谈对文学的信仰，当然离不开传统，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学的根基。前面我们讲到，中国现代文学里面很多作品，在语言与精神上都延续了优秀传统文化，只要是现代文学经典之作，无一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与创新的结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鲁迅先生说过“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时中国将来的脊梁”，这句话很多人知道，其实这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弘扬。中国古典文学对于壮烈的失败者，向来是不吝笔墨的，譬如大家都耳熟能详杜牧的名诗“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再比如说，毛泽东主席与挚友柳亚子先生重逢后，写下“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名句，“落花时节”这四个字语出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中的佳句“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李龟年是唐朝的乐坛天王，也是杜甫的好朋友。以古人赠友诗之典故入诗再赠友，这既是一流的汉语修辞，更是对于优秀传统文化最高明的化用。

毛泽东主席与挚友柳亚子先生合影
柳亚子（1887-1958），著名文学家、社会活动家、民主人士，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第三是对时代的敬畏。文学是时代的产物，王国维先生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古往今来，最一流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所处时代的华章，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有“诗史互证”的写作传统。敬畏时代，不是唱颂歌、说假话，畏惧残酷的真相与严厉的批评，而是敬畏这个时代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以及我们民族在这个时代里前行的每一步。各位同学都是新闻专业的学生，新闻从业者更应贴近时代、描写时代，做大时代的观察者与记录者。课程开始之前，我就建了这个微信课程群，我曾让每一位同学在有空的情况下，作为观察者，写一篇自己身边的疫情观察报告，如果觉得不方便，可以写成小说，我会在我的个人公众号刊载或推荐给一些媒体发表。国难之时，青年的声音最为可贵，也最应被写进历史。因为我坚信，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

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我也考虑到你们专业的特殊性，因为这是非虚构写作的锻炼，以前叫报告文学，是作为新闻人从事新闻事业的第一步，抗战时代的报告文学，是中国报告文学的第一个顶峰。一个好的新闻人，不但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而且还要笔下千钧、言必有中。明朝忠臣杨继盛写过两句话“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后来这两句话被现代著名记者邵飘萍作为座右铭，这也当是所有新闻从业者应当牢记的从业准则。你们正好处在世界新闻大变革的转折点上，统治着人类信息传播三百多年的纸媒逐渐式微，个人社交媒体成为了信息流动传播的重要载体，大量纸媒人才流失到了新媒体行业。今后你们走向社会，很可能会将新媒体机构作为就业首选，或者干脆像六神磊磊一样做一个自给自足的自媒体人，无论在哪个岗位上，社会对于你们的要求只会更严，你们更应当靠良知与本事获得社会认可。

感谢一些同学接受了我的建议，都加了我的微信，把自己的文章发给我了，我很高兴看到这些文章，有一部分同学问我则应该如何观察、怎样写作。我看到你们来自于世界各地，有马来西亚、澳门，还有内地各省份，应该说，每个人的观察都是不一样的，这场疫情不是武汉之战，更只非中国之国难，而是全人类共同的灾难。大多数的同学是大学一年级新生，文笔稚嫩不要紧，但一定要真情实感，实事求是，不要盲目歌颂，更不要妄自菲薄。中国现代文学当中许多经典之作，都是对国难的真实描述，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中最一流的作家如何表达自己对时代的敬畏——当中既有虚构的作品如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与萧红的《生死场》等等，非虚构的作品如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夏衍的《包身工》与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等，如果我们把视线投的更远一些，还有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与张寒晖的《松花江上》等壮怀激烈的诗篇歌词。当中不少作家完成这些经典作品的时候，比你们也大不了几岁。对时代的敬畏，应是新闻专业学生从中国现代文学中所吸收到最宝贵的养分。

1939年5月11日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音乐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由一百多人组成的合唱团，演唱自己谱曲、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刚一唱完，毛泽东主席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连声称赞“好！好！好”。

我主要从事中国文化产业的历史与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产业息息相关，当中不少经典文学作品，也都是影响极大的文化产品。也许你们并不太清楚：鲁迅的《呐喊》总印数并不逊色于今日“网文大神”或“白金作家”的畅销书；抗战时梅兰芳主演的《生死恨》场场爆满，人气一定会让今天的“小鲜肉”羡慕嫉妒；当然还有《新青年》杂志在当时青年人当中的影响力，恐怕大大超过了今日的“知乎”或“兽楼处”……青年如是，历史如是，文学亦如是，今日又到国难之时，难道我们还不应当重拾对文学的信仰？

能和同学们有这个交流的机会，这是我的荣幸。“中国文学史下”是我从深圳大学调入武汉大学之后讲授的第一门课，只是没有想到是以这种方式开场，也许之于我的职业生涯与大家的求学生涯来说，都是一件极具纪念意义的事情。我坚定地相信，不久之后，在一碧千里的东湖畔，我们可以共迎珞珈山上最美的樱花——这一定是有史以来珞珈山上最美的樱花季。

为这一天尽早到来，祈望大家善自珍摄，相守平安。

韩晗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