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大陆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编者按：327国债期货事件是中国证券市场的重要案例。

在国内有口皆碑、国际上信誉卓著的万国证券，为逃避误判大势导致的巨额亏损，在收盘前8分钟，利用规则的漏洞，巨量砸盘，使上海证交所代号为327的国债期货合约的价格瞬间大幅下挫，引发市场剧烈波动，也将自己送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作者穿过重重迷雾，在不断访谈各方当事人的基础上，结合对数千份、数百万字档案资料的细致考证，以场景再现、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等，生动还原了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本书全面修正了之前版本的史料缺失、遗漏与当事人的记忆差错，是迄今为止关于327事件最接近历史真相的纪实之作。

冥冥中有一种根本不可理喻的外在力量，让你对它产生一 种恐惧、一种惧怕感。突然觉得自己控制不住，无能为力。

2月23日，下午4:30，当尉文渊得知，巨量抛单是从万国证券的三个席位分多次抛出、对倒的，他马上打电话给万国证券的总裁管金生。

“管总不在。”管金生的秘书回答。

“叫他马上给我电话。”尉文渊一听秘书的回答立刻火冒三丈。

电话通了。

“你在哪儿?”

“在外面。”

“今天场内发生的事你知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知道。公司几个年轻人，很义愤，说多方利用内幕消息……”管金生在电话那头说。

“你马上过来！”

待管金生过来说明情况时，尉文渊考虑再三，打了一个电话给证监会分管副主席李剑阁，在电话中尉文渊汇报了收盘前出现的情况，听了情况汇报后，李剑阁让上海证交所自己处理当天的突发事件。

多年后尉文渊对笔者解释他打这个电话的出发点：“我只是觉得好像事比较大，要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一下。我打这个电话也算是一个姿态。因为我这个人平时主意比较大，再加上英雄主义情结，老子做事老子当。当时干的时候你自作主张，谁都干预不了你，现在你出问题就推给别人？我想还是自己挑起来，只有我自己处理，没有理由推给别人、也推不出去。”

到这个时候，尉文渊还是没有意识到，管金生的这个举动将掀翻整个国债期货市场的牌桌，它砸碎的将是很多人的饭碗，而这将近8分钟将是一个改变历史和很多人命运的大事。

多年后他告诉笔者：“一开始我也没有把它当作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情况就查、就处理呗，就好像只是交易所平常天天发生的一件日常事务。后来不知怎么就变成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的一个什么大事件了。我也挺纳闷的，不就是一个公司违规嘛，还能是一个什么事？”

这是他在这一天里第三次错过了对市场动向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的充分估计。这种错估，最终造就了他此后在上海证交所职业生涯的结局。

下午5:00左右，管金生匆匆来到交易所，在走廊里见到海通证券的汤仁荣从尉文渊办公室出来，管金生没有心情和他寒暄，点了个头就算打过招呼了。

走进尉文渊办公室，两个都是个性极强的人心情又都不怎么好，见面必然是“真正的争吵”。

从尉文渊的角度来说，中午和管金生见面已经谈好了，管金生也当面答应了去筹措保证金，应对万国证券在表面上并不算多的超仓。他没想到的是在下午他正接待证监会期货部正副主任的场面上，管金生居然会出尔反尔，从背后给整个市场来这么一手……

而从管金生的角度来说，中午求见时提出几个要求都没有被答应，尽管当时在万般无奈中强忍下高傲的心性，稍稍理智地接受了尉文渊“亏损已是定局，只能以后再找机会”的建议，但从内心来说，这口气不是管金生所能咽下的。在手下群情激奋、义愤填膺的热血激发下，不服输的管金生认定，万国的被动局面绝不是万国自己原因造成的，交易所此举有亏于即将面临巨额亏损的万国证券……

在这种火星撞地球的碰撞中，管金生和尉文渊就最后8分钟交易“算”与“不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尉文渊认为，违规交易的结果是有问题的，而管金生坚持要算这笔交易。

事后，尉文渊曾与记者谈到那天和管金生的两次见面：

“那天上午见面你们没有争吵？”

“没有，我们谈话内容限于业务范围内，真正的争吵是晚上才发生的。”

“尉总，管金生那天晚上头脑清醒吗？”

“不清醒，他在那之前一年就没清醒过。”

从尉文渊的语气中，仍可以感受到那天晚上他和管金生争执的激烈程度。

“那天晚上管金生究竟不清醒到何种程度呢？”

“我至今还记得他对我说：改革开放已经十几年了，人们会对我们怎么样？明显他对中国国情判断有误。”[5]

18年后，管金生面对笔者的提问，第一次开口谈及当时的情形：

我就没有想到尉文渊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取消那几笔交易。因为你要取消，早上开盘5分钟的交易行情异常波动你就应该取消，甚至全天都应该取消，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个事情，首先有人违规，大家都有超额开仓。既然我求你停市，你不管；你不管的话，那么我跟他讲，我这个叫“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我当时就是这个说法，是从毛泽东那里学来的。因为你不管、你不作为，你不作为引出来我后面的动作。

那么为什么尉文渊要取消最后8分钟的交易结果？这难道真的像将近20年来，管金生和万国证券的上上下下耿耿于怀的那样，是交易所存心和万国证券过不去吗？

上海证交所的国债期货交易规则中保证金控制和持仓限额是两大主要机制，但是，和北商所“逐笔盯市”有所不同的是，上海证交所的保证金只是“逐日盯市”，所以无法实时控制每笔交易的保证金是否足够；此外，为规避交易所的限制，市场无论做多或做空，到处外借席位开仓已成风气；还有，上海证交所的国债期货交易没有像北商所那样设立涨跌停板制度。这都是万国证券最后8分钟交易能够出现并存在于上海证交所的交易系统中的客观原因，这也是尉文渊和上海证交所在事后受到“监管不严”诟病和指责的软肋。

多年后，尉文渊说起这一点，言语中仍旧是充满遗憾：“交易所是有心回天，无力杀敌。技术系统跟不上去，没有技术手段控制，你光搞规则是没有用的。说白了你那些个规则只能防君子，防不了小人。”

尽管如此，保证金控制和持仓限额这两条规则，仍是明文公布并得到市场各方认可的、维持上海国债期货市场运转的基本法则。反观万国证券最后8分钟分23笔打入的2070万口空单，如果真要算的话，它们既没有足够保证金、也远远超出了持仓额度的限制；而这些空单中有1044万口成交，其中还存在明显的联手对倒行为，更是有人为严重扭曲当日结算价格的故意。

对于这一点，其实管金生十分清楚，而且在事发当时自己都直言不讳地坦然承认。当年在事发后不久，管金生托人转交北京最高层的一份申诉材料中，一开头就这么写道：“2月23日，上海证交所国债期货327合约在交易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违规操作事件，经查，竟是声名卓著的万国证券公司之所为！一时间，众舆大哗，万国成为众矢之的。无疑万国违反交易规则的责任无可逃避。但是……”这就是说，事发当时，万国证券和管金生完全清楚自己是“严重的违规操作”，因此“违反交易规则的责任无可逃避”。[6]

对于这一点，万国证券公司在当年也认识得非常清楚。事后对违规行为的自查和处理过程中，万国证券公司经董事会讨论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企业职工奖励条例》和《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于1995年四五月间作出了开除原总裁管金生公职，对原交易总部涉及327事件的直接责任者何忠卿、吴德力作了除名处分，对廖春晖作了开除留司察看的处分。

在万国证券公司的相关文件中，对最后8分钟的行为做出了这样的定性和责任认定：

在明知严重违反交易规则的情况下，为扭转公司巨额亏损，作出了大量抛空单打压价格的错误决策。自16点22分12秒开始，在不到8分钟的时间内，通过该公司C55和P89两个席位连续23笔（每笔90万口）抛空单2070万口，成交1044.92万口 同时公司下属黄浦营业部C73席位接盘作多，虚买虚卖315.89万口。将327品种价格从151.3元强行打压到147.5元。上述严重扭曲价格、操纵市场行为，造成了市场的极大混乱，在国内外造成很坏影响。上述行为严重违反《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七条和第八条第3款第5款的规定。[7]

管金生同志身为万国证券公司总裁，明知打压价格是严重操纵市场的违规行为，但为了摆脱巨额亏损，作出了打压价格的错误决策，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公司管理混乱，没有固定的办公会议制度，对部门的业务授权不明确，部门之间职责不清，缺乏相互制约。对公司原交易总部总经理何忠卿等人违规联手操作，擅自超限持仓未及时发现，造成公司十几亿元巨额损失。对此负有重要领导责任。

所以，从交易所的角度来看，第一时间认定违规这一点迄今应无任何争议，违规交易造成的利益格局改变是不能认可的，否则变成了鼓励违规。

英国《金融时报》曾这样形容2月23日所发生的一切：“这是中国大陆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晚上10点钟，经过反复讨论、争吵、分析……“取消最后7分47秒的交易”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已经写好交到尉文渊手里。

尉文渊看着这一页纸的公告，陷入了沉思……

尉文渊要求手下暂时别将公告发出，他一个人呆在第一交易大厅里默默地坐了一个小时。多年后，尉文渊曾对笔者说起他在证券交易所工作时，有过的两次完全颠覆他倔强性格的内心挣扎：

在筹建的五个月里，应对着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工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当时给我的感觉，一开始还雄心勃勃，就想快点把它搞好。搞搞搞，后来感觉太难了，时间来不及了，慢慢就有一点听天由命。这种感觉不能跟别人说，当时我只能听天由命。

有一次开会，正在商量工作，我坐那儿突然就流眼泪，当着大家的面就哭了。当时就觉得很绝望，一直到开业的时候，很多工作都落实不了，觉得自己很渺小、很无能。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第二次是327事件发生时，那一次不是哭。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着，突然觉得很渺小，觉得完全失控，没有能力驾驭。冥冥中，有一种根本不可理喻的外在力量，让你对它产生一种恐惧、一种惧怕感。突然觉得自己控制不住、无能为力。

万国证券公司的蓄意违规，使得上海证交所面临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承认这部分成交，则大多数做“多”的投资者由盈转亏，将引发社会问题；如不承认，则会影响在这部分成交中受益的客户利益（因为除了万国黄浦C73席位对倒接盘的315万口外，还有将近730万口跟风成交盘）。

“平衡来、平衡去，两害相权取其轻。”尉文渊最后在当晚11点，对外发出了决定取消2月23日16时22分13秒之后所有交易的公告。

各会员公司：

今日国债期货“327”品种在下午16:22分出现异常交易情况。经查，系某会员公司为影响当日结算价格而严重蓄意违规。根据本所交易规则及国债交易的相关规定，本所决定：

一、今日下午16:22分13秒以后“327”品种的所有成交无效，该部分成交不纳入计算当日结算价、成交量和持仓量的范围之内。

二、今日“327”的收盘价为违规交易前的最后一笔成交价151.30元。

三、对违规的会员公司，本所将在进一步查清有关情况后，会同有关管理部门进行严肃处理。

四、今日国债期货交易的清算，按调整后的数据办理。

五、明日国债期货交易本所有采取相应措施。

上海证券交易所

1995年2月23日

经过这样调整，当日国债成交额为5400亿元，当日327合约的收盘价为违规前最后成交的一笔交易价格151.30元，结算价为150.58元，当日收市后327的持仓量为442万口。

为进一步摸清情况，研究处理办法，稳定市场情绪，上海证交所宣布24日上午国债期货交易暂停半天，并视周边市场情况，如有必要，全天停止交易。2月27日开始组织协议平仓。

而当天，连续经历冰火两重天——从天上到地狱后又回到人间——的市场参与者不在少数。有许多人，在最后8分钟之前，已经赚得盆满钵满。当时就有这样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某北方机构客户代表上午打电话回北京，要求总部再想办法筹资，趁行情如火如荼再做1000万进去，但过了一小时后，该客户电话再次打回北京总部，告诉那边说：你那1000万不用筹了，我这边刚才已经赚出来了！可在万国证券的巨额空单打进去之后，所有多仓都被打爆，从赚钱变为亏损。从收市到晚上交易所宣布取消最后8分钟交易这五六个小时里，有多少做多的人被万国证券从天上打入地狱？那天晚上在饭桌上借酒消愁的都是先赢后输的多头，没有坚强的神经，中途自杀冤死的可能不会是少数。直到晚上交易所宣布最后8分钟交易取消，这些跌落地狱的多头，才重新从地狱回到人间。而有许多人在得知这个消息、得知自己又赢钱了时还深溺在沉醉之中，胡乱挥舞着手对告诉他好消息的人吼着：别他妈乱说，瞎安慰我……

所以在通过公告宣布违规成交无效、明确将对违规者严肃处理，先稳住大部分投资者之后，上海证交所同时对因为宣布违规成交无效而收益受到影响的二十几家券商，连夜召集会议说明情况。向大家明确，如客户投资者有意见，可以向交易所反映，由交易所协调处理。同时，对撤销成交而损及的未违规客户的利益，进行详细登记，留待日后协商解决。

但是，尉文渊和上海证交所当天需要考虑的最大问题，是不能由此引发社会不稳，出现类似810事件的社会危机，影响市场改革的进程。仅就眼前而言，对于尉文渊和上海证交所来说，则是如何避免引发的市场系统性风险，保证这个市场的存在。

说一句大白话就是，和314事件同样，尉文渊在这天晚上需要考虑的是如何维护市场游戏的存在和继续，免得大家都没处继续玩。

和万国证券在下午收市前的决策讨论中，非理智地破罐子破摔，自认受了天大的委屈而执着地一心要掀翻牌桌的情绪化心态相比，上海证交所的思考方向是完全不同的。

救市场！救万国？

尽管上海证交所已经认定万国证券最后8分钟的行为是“严重蓄意违规行为”，尽管尉文渊在收市后召见管金生时已经下决心取消最后8分钟交易，但是上海证交所对后续可能出现市场系统性风险的担心不无道理：

交易数据表明，至23日收市，持有327合约的各类投资者仅为2700多人，涉及的人数虽不多，但327的持仓量却高达1486万口（含万国证券违规成交的部分）。据上海证交所在事发当时的粗略估算， 万国证券持有的327空仓含违规成交的部分有近1000万口[8]，按当日结算价150.58元计算，万国证券仅当日亏损就达数十亿元；如果传闻中的贴息属实的话，327的价格完全有可能比23日再上涨2元以上，那么空方的亏损总额将高达上百亿元。由于空仓绝大部分为万国证券所有，公司因此将濒临破产的绝境[9]。这将使整个市场面临严峻的局面。

从上海证交所角度，非常明白万国证券公司作为一家证券经营机构，在万国证券登记从事各类证券买卖的大、中、小散户有40余万人，公司倒闭，将使这些投资人存放的30多亿元证券交易保证金损失殆尽，其性质和银行倒闭一样。消息传出，极有可能引发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数十万投资人的挤兑风潮，甚至波及其他做空的证券公司，出现“多米诺骨牌”现象。同时如果万国证券失去支付能力，巨额拖欠将使证券市场的清算系统无法运转，冲击整个证券市场。显然，问题已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公司经营亏损，可能因此影响社会稳定。

这件事的现状和后果其实在当晚，不仅惊动了上海市政府的相关部门，还直接惊动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甚至惊动了中央。

上海证交所副总经理刘波，当天下午从北京回上海。当晚就赶到市政府，向领导讲解国债期货交易、加息的市场意义、国债期货市场的由来和存在的问题、当天所发生的情况和万国证券的行为将给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接下来又马上赶到北京向相关领导汇报，并寄希望中央能顾及市场的影响，改变或部分改变贴息的决策。

所以，在当晚接下来的时间，上海证交所连夜召集万国证券公司领导和当事人会议，上海市政府也连续召集会议了解情况、寻找对策，准备应付接下来几天可能出现的挤兑情况。

在327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2月24日周五，上午国债期货市场停市，下午恢复交易。下午还没有收市时，万国证券在上海市的各个营业网点就陆陆续续出现了排队提取客户保证金的现象，有的营业部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挤兑。这震动了上海市委市府的主要领导，因为这是上海改革开放以来、甚至是上世纪50年代以后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据滕伟多年后接受笔者访谈时回忆，2月24日晚上，他陪同管金生随上海市证管办领导去市政府，尽管那天白天刚刚在市人代会上当选的常务副市长当面没有一句责难，但是在一起听取情况汇报和研究对策时，对形势和后果还是表现出了足够的关心。当时滕伟仗着自己年轻，斗胆代管金生向市领导表示：“这个事确实万国证券有过错，但如果市政府不出面协调解决的话，万国证券倒闭，可能会引发证券市场连锁的挤兑风险。”听了这话，市领导半开玩笑地对滕伟说：“小伙子，这么说市政府还非得救你们不可喽？”

开玩笑归开玩笑，结果却是由市政府出面协调，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由上海证交所和一些金融机构，以国债回购和银行融资的形式，融给万国证券15亿元资金，加强其柜台的现金支付和周转能力，稳定万国证券客户的心态；万国证券也准备了10亿元左右资金和8亿元国库券。

据时任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申银证券董事长的沈若雷在接受笔者访谈时回忆：

在2月25日周六的晚上，市政府紧急召集了一个专门的会议，研究如何应对万国证券因“327事件”而出现的挤兑问题。

那天的会议是市长徐匡迪亲自召集的，参加会议的有市委分管政法的副书记王力平、分管副市长华建敏、市计委主任韩正、市证管办主任杨祥海、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林毓琍、市计委的副主任程静萍等。这次会议请了两位商业银行的行长，一位是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沈若雷，一位是浦发银行行长裴静之。

在会上，徐匡迪市长首先讲话，他的第一句话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管金生闯了这么大的祸，咎由自取。但是我们应把万国证券和管金生区别开来。管金生将由他自己来负责自己的行为；但万国证券是上海市一家大证券公司，它的背后有几十万股民，我们要对股民负责。昨天下午在万国证券部分营业部已经出现了挤兑的现象，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如果解决得不好，不是万国证券一家的事，风险会波及整个上海的证券界，挤兑也可能蔓延到其他金融机构、包括银行。所以我们来研究怎么解决已经出现的挤兑事件，怎么解决万国证券引发的327国债期货善后问题。

当时在会上就根据这个精神做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讨论中大家都认为，要解决挤兑的问题，就得有银行站出来支持万国证券，让提款的股民能够提出款来。一旦提不出款，会造成重大的后果会影响到上海市改革开放的成果，也会影响到上海乃至全国社会的稳定。

沈若雷对笔者说：在这时，我就感到我们这两位商业银行的参会代表，肯定是解决这个问题要承担主要责任的两个对象。在会上浦发银行表示，工商银行是证券业的资金清算行，而他们不是。

在这种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我就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浦发银行说的对，工商银行是整个证券资金的清算行，各个证券公司的资金都存在工商银行，每天在工商银行进行流转，现在它们的支付环节出现了问题，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义不容辞，应该帮助万国证券度过这个难关。但是工商银行要出手支持，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要理解和同意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市政府也要有一定的支持；第三，要出手支持那就意味着要放贷款给万国证券公司，但是银行的贷款是要有抵押的，银行不可能发放没有抵押的贷款。只有在有了抵押品的情况下，工商银行才能够发放这个10亿的贷款。如果这三个前提都解决了，我保证礼拜一上午把这10个亿送到万国各个门市部柜台上去。只要有股民来提款，都可以提走，这样就会避免进一步的挤兑。

因为在当时会议讨论中大家都认为，要解决万国证券的问题，需要将近10个亿。沈若雷就表示：10个亿工商银行可以拿出来，贷款给万国证券来解决挤兑问题。但是，万国证券必须要把他最好的资产房产、有价值的股票抵押给工商银行，这是贷款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还是要坚持的。

在会上，市领导和人民银行代表对工商银行提出的三个前提条件最后都表示同意。由于万国证券当时没有人来参加会议，于是就责成证管办主任杨祥海向万国证券转告这些意见。

第二天，2月26日周日，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的计划处长刘向东前往万国证券公司，办理具体的贷款手续。一整天，工商银行和万国证券的财务人员查看了万国证券所有的账款、库存现金，查看了所有自营的债券、股票，并查核了所有的资产（包括大楼和在外地的有些房产等等），最后总共拿出20个亿的抵押品，几乎把万国证券绝大部分的优质资产都拿出来了。

直到星期天晚上，他们才把这些账全部查清处理好，起草完贷款合同，当最后将所有的贷款手续文件交到管金生手里时，管金生转身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面，坐在办公桌前，一个人默默地想了有两三个小时，难以签下这个字。据刘向东事后跟沈若雷说，当时管金生的心情是很沉重的，那支笔提起又放下，那个字签下去的分量他掂得动。由于需要在第二天周一开市前安排好资金头寸，刘向东就一直在办公室外默默地等着……

最后，刘向东不得不提醒管金生：过了午夜再不签字，工商银行就没法保证在第二天（周一）开市前把头寸拨付到万国证券各营业部。一直犹豫到半夜12点，管金生最终还是在贷款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就在这一瞬间，万国证券的办公大楼整个灯火突然全部熄灭了……

事后才知道，这是坐落在瑞金一路新锦江大酒店边上的万国证券办公大楼整个电源总开关爆掉了。

也许冥冥中有感应，作为当时市场上最著名的证券公司，遇到这么大的灭顶之灾；作为创建这个公司的总经理，一生不服气的管金生不得不把整个公司的优质资产都抵押出去，不愉快的气场可以想象。在签下字的一刹那，整个大楼的电灯一下就全灭了，可能是纯属巧合，但这背后的种种实在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第二天星期一，工商银行一清早就先把10亿元贷款中的一半——5亿元现金按照网点大小不同在开市之前分送到了万国所有的营业部。

有万国证券的老同事曾向笔者描绘过那天早上的一个奇特景象：开市之前，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边著名的万国证券黄浦区营业部，拉开卷帘门，股民们进入交易大厅时发现，在柜台里的空地上堆着一长溜、将近一公尺高、一捆捆整整齐齐的人民币。

这一天来提取保证金的股民发现非常顺利，你要提10万、100万都没问题，这样就没有再出现排队提款，没有排队也就不存在挤兑了。

就这样，经过上海市政府的协调和上海证交所采取的周密安排，工商银行只用了5亿元的现金头寸，就使得针对万国证券公司已经发生的挤兑现象，在接下来的几天并没有出现爆发性的蔓延，避免了可能对整个证券市场运转系统、甚而至于对社会稳定产生致命冲击的状况发生。[10]

2月23日这一天，尉文渊一分钟都没有停歇；而紧接着的几天里，上海证交所和上海市政府只做了一件事：救市场，却因此而顺带做了另一件事：救万国……

2月23日的晚上，在尉文渊脑海里，在上海证交所几小时的讨论中，在市政府连夜连续听取各方面情况汇报、研究对策的过程中，充斥着对万国证券的违规行为可能带来的市场后果冷静清醒的分析和考虑，表现出一个市场组织者对市场负责的担当；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出手挽救万国证券的理智。

2013年春节，笔者在访谈管金生时问他：管总，你当时有没有设想过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如果当时你理智地承认失败、接受失败，哪怕这有些屈辱的结果使得万国证券因巨额亏损而可能面临破产，但如果没有最后这摆明了是违规的、只是逞一时痛快的绝地反击，国债期货市场是否有可能就得以保存下来了，万国证券这个平台是否也有可能就此保存下来？市政府和交易所考虑到万国证券当时在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你的理智和忍让而可能在事后出手相救？

管金生当时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想过，这个不符合我的个性，我根本不会这样想问题的。

 注释

[1]前文未提及的谢荣兴时任万国证券公司上海黄浦区营业部总经理，尉文渊时任上海证交所总经理，王培君时任万国证券副总裁，李振法时任万国证券办公室主任，钟宁时任中经开上海业务部副总经理，汤仁荣时任海通证券公司总裁，王书琴时任万国证券基金部驻北京交易员，胡晓辉为327事件亲历者、期货操盘手。

[2]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期货合约的单位在日常表述中用“口”，一口等于一张合约；而在诸如北京商品交易所等其他市场，常常用“手”，一手等于一张合约。目前中国金融期货交 易所，新设立的国债期货交易单位，也用的是“手”。

[3] 在市场数据的统计中，金融期货持仓是以单边计算的，除了明确标注之外，一般如果看到媒体公布的某合约持仓额是1400万口，那就意味空方和多方均持有1400万口。

[4] 王强是万国证券公司创立初期最早进入万国证券的四个年轻人之一，1990年筹建上海证交所时曾从申银、万国、海通等证券公司抽调业务骨干参与筹建工作。在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交所开业后，王强和部分参与上海证交所筹建工作的各证券公司抽调人员被上海证交所留用，成为上海证交所发展初期的骨干成员。

[5] 张志雄：《探望狱中管金生》，《价值》杂志2002年第11期。

[6] 详见上海著名作家俞天白所著的《海派金融》一书（文汇出版社2009年8月版第251—252页）和连载于《沪港经济》杂志的《大上海金融界风云人物》之十九《327品种，万国的滑铁卢》（2011年第5期）。据俞天白在文中的记述，此事的经过是这样的：“（在327事件发生）一个多星期以后的凌晨2点，突然一阵电话铃声，打破了我的酣梦。是我的一位朋友，后来也成了管金生的密友打来的！他说，管总自己写了一份材料，希望你以长期关注上海金融的作家的身份，向中央领导反映一下。他说，管总已经把整个事件的过程写出来了。你只要附一封信转一下就可以了，我说，我和中央领导没有联系呀。他说信件有人转的。我爽然说，好吧。后来得知，要我转递的这份题为《风起于青萍之末，327合约，风波透视》的7000余字的材料，是管金生的秘书起草，经他本人修改、压缩的，详细地写出了，327国债事件，始末。”多年后俞天白在接受笔者询问时这样说：327事件发生后不久，一天半夜管金生来找我求助，给了我这份材料，要我以反映上海金融改革的作家名义附信转给朱镕基。一式两份，一份寄北京，一份留我处作底，我至今保存着。2008年写《海派金融》一书时，我全文抄录，打算帮管金生讨个公道。谁知这本书要送市里审查，写管金生这部分删改甚多，此文也全删了。后来在《沪港经济》杂志的《大上海金融界风云人物》专栏中转载了书中部分内容。对于这份材料的主要内容，俞天白在文中这样表述：无非是揭露被他称为“北京的公司”如何利用特殊权力，利用内部信息，与一些媒体及市场“名嘴”串通，在“327品种”(92年国债）贴息率上，操纵市场，获取暴利，使万国证券公司成了最大的受害者的种种事实。接着俞天白就此评论：事实是否完全真实，我无权评论，但全文倾注了他一贯与命运抗争的发“耿”的人格特征。他之所以始终像孤儿那般，除了当时条块分割的金融封闭体系中的专业银行，就是“与经济利益相联系”的“行政权力”，是这一切，造成了“法制不健全、管理不严格、动作不规范的积弊”，从而严重地“破坏市场经济基本准则”。文中透露，他之所以敢冒着引发中国金融风暴的惊天危险疯狂对抗，就是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将这些弊端大白于天下。——据笔者的考证，20多年来围绕327事件流传甚广的阴谋论推演、针对管金生与万国证券砸盘行为的合理化洗白，以及长期以来有关万国证券命运的悲情演绎，这份材料应该是最初的发端。

[7] 《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经由国务院证券管理委员会1993年8月15日颁布、国务院1993年9月2日批准实施。其中第七条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获取利益或者减少损失为目的，利用其资金、信息等优势或者滥用职权操纵市场，影响证券市场价格，制造证券市场假象，诱导或者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决定，扰乱证券市场程序。第八条规定：前条所称操纵市场行为包括：（一）通过合谋或    者集中资金操纵证券市场价格；（二）以散布谣言等手段影响证券发行、交易；（三）为制造证券的虚假价格，与他人串通，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虚买虚卖；（四）出售或者要约出售其并不持有的证券，扰乱证券市场秩序；（五）以抬高或者压低证券交易价格为目的，连续交易某种证券；（六）利用职务便利，人为地压低或者抬高证 券价格；（七）其他操纵市场的行为。

[8] 按照万国证券事后上报国务院联合调查组的《关于我司交易总部327国债期货交易及 2.23违规行为的专项调查》中所述：”截止2月23日，327合约总持空仓193万口，其中：交易总部席位及上海外借席位持仓量128万口，与辽国发合仓部分北京持仓量29万口，上海35万口。“这个193万口应该是剔除了违规成交部分的持仓量。但这个总数和后面的128、29、35之和之间，存在1万口的计算误差。而最后8分钟违规成交的空仓1044万口，如果对冲掉万国对倒做多的成交仓位315万口，最后8分钟违规空仓总量是729万口。两者相加为922万口。

[9] 根据上海证交所1995年4月份掌握的数据分析，万国证券公司在327品种上的损失，初步估计总额为8亿元左右。其中上海市场约5亿元，因在北京商品交易所也持有巨额仓量，损失约3亿元。而据万国证券公司二届四次董事会上总裁报告1995年工作时所提供的数据，万国证券在国债期货327合约交易中发生的总亏损最后确定为14.24亿元，而公司1994年的净利润只有5.5亿元、1994年末公司净资产为18.78亿元。

[10] 对此事，时任申银证券公司总裁阚治东有过这样一段回忆：上海市政府为挽救万国证券公司，请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沈若雷行长给予万国证券公司临时贷款6亿元。沈行长当时兼着申银证券公司的董事长，他知道万国证券始终把申银证券视为主要竞争对 手，因而把握不准这笔款项该不该贷。他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该贷，因为万国    证券信用危机的影响面不仅仅是万国证券，而是整个证券行业，一旦万国证券出现挤兑 风潮，申银证券必然会受到影响。（阚治东：《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版，第141页。）但是，据时任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申银证券公司董事长沈若雷接受笔者访谈时表示：＂不存在申银证券董事长为救万国征求总裁的意见的情 况，没有这个事。这个时候不是申银证券来救万国证券，只有上海最大的商业银行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来救万国证券的问题。"

摘自《无常的博弈：327国债期货事件始末》

陆一 著

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