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奥运会：日本“帝国迷梦”的破碎

2013年，第125次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通过东京为2020年的第32届夏季奥运会举办城市，这是东京第三次获得此项殊荣。奥运会一直是链接日本与世界的纽带，也是日本向世界呈现国家复兴的重要舞台。1964年，人们看到了从战争的疮痍中重新崛起的日本；1940年与2020年奥运会也肩负着展示日本在天灾之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和2011年的3.11地震/海啸/核事故）新生光景的重托。可以说，塑造日本积极国际形象的目的始终影响着历届东京奥运的申办与筹备。本文所聚焦的1940年奥运会还有更为复杂的历史背景与使命：其催生于国家意识形态与体育开始紧密结合的历史背景，它的申办与取消见证了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逐渐迈入外交泥潭与战争深渊的历程。

为国争光：日本体育作为国家形象的展板

将体育与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既不是日本人的发明，也不是现代奥运会的首创，而是扎根于古代奥运会历史之中的——古希腊人便将奥运参赛者视为城邦的荣耀。日本和现代奥运会的联系也与其国家实力提升有关，在日俄战争（于1905年结束）之后不久，作为战胜国的日本便收到了1906年雅典奥运会的邀请函，这很难说只是一个巧合。这场战争是西方列强在工业革命之后第一次输给“有色人种”，其影响格外深远。遗憾的是，由于经费不足，日本最终未能派出代表团参加雅典奥运会。

1909年，现代奥运会创始人、时任国际奥组委主席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Pierre De Coubertin）在法国驻日大使的帮助下邀请了嘉纳治五郎加入国际奥委会，他由此成为亚洲第一位奥委会成员。嘉纳是出色的教育家及武道家，他不仅是柔道的创始人（基于柔术），还创办了培养留学生的弘文学院（其中最著名的学生就是鲁迅），同时也是文部省的官员。他的多重身份帮助其培养了可以称得上仍身处于襁褓之中的日本竞技体育，就连竞技（競技）一词也是在明治时代才被发明，而运动爱好者也多是名牌大学出身，和广大普通民众身处于不同的世界之中。1911年嘉纳组织成立的大日本体育协会，其成员也多数上述一类人。次年，两名田径选手——金栗四三与三岛弥彦自费前往斯德哥尔摩，日本人第一次出现在了奥运会的舞台之上。尽管两人都没能取得优异的成绩，但嘉纳治五郎仍然备受震撼，他之后表示：

尽管我已经在这次奥运会之前对西方文化有了很多观察，但我不曾认真研究过西方的体育事业。从我的观察看，这些国际赛事将以竞技体育的形式培养日本青年的人格。不仅如此，我坚信将日本青年展现给西方最好的方式便是通过国际比赛。

由此可见，向西方展示实力便是日本开展竞技体育的原动力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明治初期的“鹿鸣馆外交”时代以通过展示西化程度来争取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策略相吻合。日本体育的迅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公立教育体系的建立，在20世纪20年代末，由中央政府管理的体育教育已经在日本全国普及，到了国家总动员法实施的战争年代，体育协会也成为了官方的国家机构。

另一方面，随着20世纪初日本通过武力扩张发展的方针受到了西方列强的打压，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声浪高涨。竞技体育作为一种展示国家实力的方式越发得到了重视，特别是在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日本代表团的水平之强以及其肩负的民族主义情绪都达到了一个顶峰。1932年正时值日本扶持溥仪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被国际社会声讨，同时在美亚裔受到普遍歧视的时期，奥运会是日本重振国际声望不可多得的机会。因此，日本奥运代表团成员在出发前往洛杉矶之前不仅参观了明治神宫，甚至还受到昭和天皇的接见。运动员肩负的帝国荣耀之重可见一斑，还有报纸把赴美代表团鼓吹成“仿佛像是抱着必死决心的士兵”。重压之下，日本代表团也确实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取得了18枚奖牌（7枚金牌），位列奖牌榜第五，其中游泳项目更是取得5枚金牌，日本确立起了体育强国的地位。

国家博弈：东京取得主办权之路

四年一度的奥运会于1936年来到了柏林，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本应该在这座城市举办的1916年奥运会最终被迫取消。希特勒上台之后，自然不能放弃利用这一机会向世界展现德国的强大。不仅柏林宏伟庄严的体育场震惊了世界，赛会期间持续燃烧的圣火及其传递仪式也是首次出现，奥运会被包装成了神圣的仪式。每个人都知道，是纳粹党的掌权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借助奥运会这一举世瞩目的机会，德国展示出了从一战后《凡尔赛条约》规定的一系列制裁的萧条景象中重新振兴的速度，这届史无前例的盛会自然成了为纳粹理论正确性以及法西斯意识形态代言的名片。奥运会带来的空前影响力正是准备申办1940年奥运会的日本所乐意见到的，因为它也有需要传递给国际社会的重要信息。

1940年对于日本来说，是一个被强行赋予了重要意义的年份。根据日本最早的正史——公元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记载，日本的第一位“大王”（即后来的“天皇”）神武天皇是天照大神之子，于公元前660年建立了大和国，这被认为是天皇“万世一系”的开端。从史实角度，这个传说的真伪因为年代过于久远，难以考证，但却被当成无可争议的事实写入了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明确了天皇的神性以及日本作为神国的特殊“国体”，以及大和民族的同质性（强行忽略了被殖民的北海道、冲绳，以及后来的朝鲜半岛民众；身份认同在当今的日本也仍然存在遗留问题）。

因此，1940年恰逢日本“建国”2600周年，通过把传说当作历史进行追溯与纪念，本来是牵强附会的国家意识形态基础便能得以稳固。当然彼时申办奥运会的日本体育与政界人士未必有此意识，他们成长于把上述理论作为常识灌输的教育体系之中，或多或少会真心认同“国体论”的说法。对于他们来说，成功举办1940年奥运会意味着东京可以展示其经历了1923年关东大地震造成的严重破坏后，再度成为世界大都市的姿态。东京的城市形象势必与日本的国家形象挂钩，奥运会对于日本是将“真正的”（即官方认同并灌输给国民的）国家形象展示给西方的契机，借此改善1933年退出国联给日本在国际社会上带来的负面形象。

基于上述因素，以及“展示日本世界级的体育水平，激励国民体育事业”的理由，1931年6月28日，东京市议会通过了关于申办奥运会的决议。原本认为申奥时机尚未成熟的嘉纳治五郎和时任大日本体育协会主席岸清一不得不做出了妥协，开始筹办申奥事宜，并于1932年正式提交了申请。在所有其他申办城市中，最有竞争力的是意大利首都罗马，此时正值墨索里尼执政时期，意大利准备采取与纳粹德国相似的方式，通过承办一届宏大的奥运会为自己的政权背书。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他们清楚东京和罗马相比并无胜算，毕竟奥运会还从未在欧美以外的国家举办过，让自恃上等人的白人舟车劳顿来到远东的日本实在不甚现实。加上日本在西方人的印象中仍然落后，其能够接待大量外国游客的能力也不足，否则日本体协也不至于在一开始提出反对意见。

因此，嘉纳治五郎在1933年11月提出了一个有些异想天开的方案——他希望同墨索里尼交涉让罗马退出申办，将奥运会让给日本。在两位国际奥委会成员——副岛道正伯爵和日本驻意大使杉村阳太郎（此君曾任国联事务次长直至日本退出）的交涉下，墨索里尼同意了。似乎是作为交换，第二次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于1935年爆发时，日本公开表示了对意大利的支持。但是，日意两国的交涉破坏了国际奥委会的“体育与政治无关”这一本就难以成立的信条，这引发了国际奥组委极大的不满，时任奥委会主席亨利·德·巴耶-拉图尔（Henri de Baillet-Latour）公开批判了这种政治交涉，1935年的奥斯陆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也没能就主办城市达成一致。但是，国际奥委会实际上本身就具有一定政治性质，在世界格局风云变幻的20世纪，随着世界各国在列强的干预下分裂、独立、瓦解与消失，奥委会不得不面临是否承认诸如伪满洲国为正式成员这类本来就带有政治性质的问题。另外，奥运会的举办离不开城市甚至国家政府的支持，还有邀请主办国国家元首致开幕词的仪式，都让国家意志与形象得到了高度表现。

企图利用奥运会合理化自身的意识形态固然是日后成为轴心三国的德意日开的一个坏头，但实际上奥运会强化并鼓励了以国家作为文化边界的概念，这正好被政府所利用了。在“体育无国界”的同时，奥运会鼓励了国家文化和民俗的推广与传播，运动员代表国家、颁奖仪式上的国歌与国旗被民族主义所利用，成了法西斯国家的宣传工具。当朝鲜马拉松运动员孙基祯代表日本在柏林奥运会上夺得金牌时，只能用赛会赠送的月桂树枝遮挡比赛服上的日之丸图案，这何尝不是日本对朝侵略殖民的胜利？一旦在奥运会得到了承认，既成事实和官方叙事自然会更容易被外界接受。此外，作为远东异国的日本在西方眼中仍然富有神秘色彩也是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嘉纳治五郎等人在同其他国际奥委会成员交涉的过程中一再强调，如果日本能举办奥运会，将更好地证明奥运精神的普世价值，其世界性不言而喻。这一策略最终打动了拉图尔主席。

在日本负担全额费用的提议下，拉图尔于1936年以私人名义访问了日本，还在此之后又特意到访另一申办城市——芬兰的赫尔辛基，以显示其中立性。但事实上自访日以后他便成了日本申奥的坚定支持者。但在罗马退出竞争后，伦敦又在最后关头提交了申请，杉村阳太郎又出面同英国政府、伦敦市长以及国际奥委会的英国代表交涉，最终英方因为不愿使日英外交关系复杂化而同意退出。拉图尔对这一系列的幕后交涉当然知情，却没有像前一年一样对此发表意见，甚至私下对杉村表示自己乐意见到日本成功申办。最终在1936年7月29日——柏林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东京以37:24的票数胜过赫尔辛基，取得了194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

战争深渊：被扼杀的奥运会

取得主办权之后，由谁负责统筹各项事务、规划场馆等事宜成为了新的问题。随着1930年代维持派系平衡的元老只剩下西园寺公望一人，脆弱的政党政治也因为军队的政治影响力越发不受控制走进了死胡同。1931年政变未遂的三月事件、1932年一系列针对财政界甚至政府高层的暗杀等都显示出右翼对国家受到议会摆布的强烈不满，1936年2月26日爆发的“二·二六事件”这一大规模军事政变在平息后，军队反而获得了更大的权力，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战争持续以及国家总动员法的实施，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向军方倾斜，以满足其在中国战场上的持续投入。此外，在国民意识形态上强化控制也是一大重要目标，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了奥运会的筹办工作。从一开始，东京奥运会的规模就不可能与柏林相比。政友会议员河野一郎早在1937年3月就在国会提出应该返还奥运主办权。

更糟的是，东京奥组委远说不上团结。其人员除了日本的国际奥委会成员、东京政府官员、大日本体育协会成员之外，还有陆军省和文部省长官，组委会会长由德川家达担任。体育界人士能发出的声浪逐渐减小，就连嘉纳治五郎都公开呼吁日本政府应该全权负责奥运会筹办，而不是由体育协会这种民间组织出面。他在1936年11月14日与文部大臣平生釟三郎会面时表示：“因为东京奥运会不仅仅和体育相关，而是向世界展示日本的精神、文化和工业发展，并加深互信和互相尊重的机会……这需要更全面、能统领全国的机构，一个囊括了各类能构想日本与世界未来关系的权威者的机构。”嘉纳的说法代表了希望通过奥运会使国际社会接受其合理化军国主义扩张，并借助国际社会的关注将国民通过庆祝纪元（建国）2600年这一目标团结于国家精神之下。他甚至希望奥组委在必要时能对抗国际奥委会的意见，以及他后来发表的“奥运会的体育项目只是次要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现我国的文化发展”的言论甚至被登报，传到了拉图尔手上，引起后者极大的不满。各方的分歧之大导致到了1938年，奥组委甚至还没能确定奥运会的主体育场该在哪里，杉村阳太郎力推的改造明治神宫外苑体育场的提案因为可能侵扰明治神宫安宁，受到了内务省神社局的强烈反对。

战争走向焦灼，日本奥组委又迟迟不能达成一致，国际奥委会自然有充分的理由开始考虑日本是否真的有能力承办奥运会。尽管嘉纳治五郎在1938年的开罗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说服了其他成员（他在返程时染上肺炎病逝于途中），会长拉图尔却还是暗中联络了芬兰政府，以确保一旦东京难以兑现承诺，赫尔辛基能够递补。同年6月，由于受到军部的持续压力，时任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麿不得不在内阁会议中决定限制战争以外的物资，并最终于7月14日由厚生大臣木户幸一通知东京奥组委向国际奥委会返还主办权。接到通知后，赫尔辛基成为主办城市，但由于1939年战争在欧洲爆发，本届奥运会最终也没能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取消不是来自于国际奥委会的压力，而是走向军国主义的末路让日本政府无法回头，最终主动抛弃了曾经被寄予厚望的奥运会。

奥运会却没有悄无声息地离去，在一定程度上，它仍然出现在了1940年的一系列纪元2600年庆祝活动之中。体育在日本政府的摆弄下仍然扮演着粉饰太平、渲染国际舆论的作用。该年名为“东亚竞技大会”的运动会召开，参赛国只有日本、伪满洲国、汪精卫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日本在华北建立的傀儡政权）、菲律宾自由邦以及夏威夷领地。同年11月，圣火传递仪式也以军国主义的姿态复活：具有国家神道风格的“御神火”从橿原神宫——传说中神武天皇的宫殿所在处出发，最终传递至明治神宫。

1964年10月10日下午，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艾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在讲话的最后，几乎一字一顿地用生硬的日语邀请昭和天皇宣布第18届现代奥运会的开幕。年迈的天皇盯着手中的字条，念完了开幕词。他的声音不仅通过麦克风传递到会场的观众耳中，也被录像机记录了下来。这对于1940年东京奥运会的筹办团队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彼时天皇还是国民意识中是遥不可及的神明，通过无线电波传递神的声音是大不敬的行为，而那样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一名身着白衣的少年高举着火炬，在万众瞩目中跑向主火炬台，他名叫坂井义则，来自广岛，出生于1945年8月6日。那是美军向广岛投下原子弹的日子。在爽朗一笑后，他点燃了主火炬。作为最后一棒火炬手，坂井是日本在1964年向世界传达出的信息——日本从战争的满目疮痍中重新走向了繁荣。

毁灭与重生的故事还在上演。经历了2011年3.11大地震后，“复兴”再次成为日本政府的重要课题，东京申奥的提案仅半年左右就取得了东京都议会通过，并在日本各界支持下于2013年取得了2020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对于2012年底上台的安倍晋三，奥运会显然是其复兴日本的最理想的汇报演出。只是天未必总随人愿，近日以来COVID-19新型肺炎已经开始在日本有扩散的迹象，日本政府对疫情的应对将直接影响奥运会能否成功举办，也势必会左右日本政府的国际形象与国内声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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