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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阴影下,英国小说进入黄金时代?

2020-03-01 09:3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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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鹅兰登 企鹅图书

编译:小季

原文及图片来自企鹅兰登书屋英国官网

从反乌托邦小说到讽刺小说再到国情小说,英国久拖不决的脱欧过程,在许多英国知名作家的作品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也激发了许多文坛新声。英国脱欧,反而带来了小说的黄金时代?

英国终于脱欧了。在公投超过三年半后,英国于1月31日正式离开欧盟。在论辩中倾泻的大量愤怒言论,让这个过程显得更为漫长。你也许会感到好奇:是谁在付出必要的努力,将一代人关于最分裂的政治问题的原始情感转化成文字,帮助我们理解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以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换言之,英国小说是如何回应脱欧的?

小说吸收和反映着当代政治。英国文化及地理上的近邻爱尔兰,曾因经济飞速发展被称为“凯尔特之虎”。然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爱尔兰受到巨大冲击。几年后,剖析危机的小说开始出现。比如,2011年,安妮·恩特(Anne Enright)出版《被遗忘的华尔兹》(The Forgotten Waltz),2012年,克莱尔·基尔罗伊(Claire Kilroy)出版《我知道的恶魔》(The Devil I Know)。这两本迥然相异的书可大致分别归入爱情小说和讽刺小说,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都从外部进行审视,反思危机前爱尔兰的疯狂和粗鄙,把爱尔兰物质主义的流行归咎于统治阶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危机释放的能量将爱尔兰小说推向一个崭新的时期。脱欧会给英国带来同样的影响吗?

The Forgotten Waltz

迄今为止,以英国脱欧为元素的小说的基调既有阴暗,亦有滑稽,大多数介于两者之间,故事背后的动机也各不相同。有的小说由历史性时刻构成,并对这些事件作出回应;有的作品有意识地用国情小说的方法;还有一些试着展望脱欧下一步的发展。所有小说都是用讲故事来表现的。通过聚焦细节,来展现一场政治地震如何动摇个人生活。

Perfidious Albion's dark world view seemed to fit perfectly

《背信弃义》黑暗的世界观恰好契合了英国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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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文学中,既有彻底的反乌托邦作品,将脱欧视为最近席卷英国的更广泛的政治恐怖叙事的标志。萨姆·拜尔斯(Sam Byers)的小说《背信弃义》(Perfidious Albion)就以“英国真的脱欧了”为背景。(脱口而出的这句话及时提醒我们,两年前,我们对英国到底会不会脱欧还很茫然。)

拜尔斯在小说里塑造的世界,是政治犬儒主义和互联网文化令人作呕的真实写照,社交媒体上的“标题党”新闻、代号语言过滤了真相。书中有一个类似英国独立党的极右翼政党,叫“England Always”。拜尔斯表示,这部小说虽然不完全是关于脱欧的,表现的却完全是英国公投所释放的力量,比如“极右翼观点的主流化”。就像其他许多脱欧小说一样,《背信弃义》早在2016年欧盟公投之前就开始了。然而,小说中黑暗的世界观恰好契合了英国的现状,脱欧随之成为小说探讨的焦点。

此外,脱欧还带来一系列试图表现新的政治现状的小说:分裂的国家,多元文化面临的挑战,以及永恒的不确定性。其中最著名的是阿莉·史密斯(Ali Smith)的《秋(Autumn)》(2016),紧随公投之后出版。她借鉴狄更斯的《双城记》,来表现脱欧凸显出的英国社会的“分裂人格”:“举国上下,人们觉得这是个错误;举国上下,人们感到已经迷失;举国上下,人们感到已经赢了。”

Ali Smith

不过,史密斯2019年在《卫报》上清楚道:脱欧本身是一种症状,而不是一种新状态。“脱欧撕裂英国社会?不,脱欧只是让我们看到了那些久已存在的问题。”小说中有这样一幕:有人经过一栋房子,上面漆着“回家”二字,下面有人潦草地回应:“我们已经在家了,谢谢。” 《纽约时报》将《秋》评选入“年度十本好书”,称其为英国危机时刻的画像,令人想起美国在特朗普当选后的“困惑时刻”。

类似的政治现实主义作品还有琳达·格兰特(Linda Grant)的小说A Stranger City(2019)。这本书描写了公投后的伦敦。她在采访中表示:“我关注的不是离开欧盟,而是“家”的概念。”在格兰特的小说中,很多年以来,来自欧洲的移民一直把英国当作自己的家,开始怀疑“这真的是我的家吗?”这本书展现了公投后发生的一些反移民暴力冲突。

Novels, however political, are about people

小说无论如何政治化,根本上都是关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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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特说,她不想将写作的焦点置于人们对脱欧本身的政治争论上,而是将脱欧作为背景,表现这一政治进程对人们或大或小的影响。她也想捕捉一个时代终结时的种种瞬间,现在她现在伦敦可以听到许多欧洲语言,“20年后恐怕就再也听不到了”。

小说无论如何政治化,根本上都是关于人的。尽管英国公投(就像爱尔兰的经济危机)是一次突如其来的震荡,作家们更关注事件背后的前因后果。因为从事件的发展脉络中,可以看出民族的性格。一些小说对脱欧的回应是戏剧性或讽刺性的,这很符合英国的优良传统:通过嘲笑自己来应对危机。

在讽刺小说Middle England 中,乔纳森·科伊(Jonathan Coe)沿用了先前小说The Rotters’ Club和The Closed Circle 中的人物,将他们送进英国的“脱欧绞肉机”中。除脱欧外,这本小说中里还有许多具体的政治事件,包括组建联合政府,伦敦奥运会等等。然而,科恩从中得出的结论,却与阿里·史密斯的抽象推演相同:英国脱欧是一种潜在状况的征兆。一个角色这样说道:“公投根本不是关于欧洲问题的,一些基础和个人层面的变化正在发生。”

Middle England

科伊沿用先前作品中的人物是个天才的决定:抨击政治阶层的小说,往往需要借助读者认识且支持的角色。这一设定的效果很好,科伊的许多读者已经购买了这本书。

然而,好的讽刺小说能让我们在笑的同时陷入沉思,重视书中的主题和人物。阿曼达·克雷格(Amanda Craig)于2017年出版的小说The Lie of the Land,就是这样一部幽默而严肃的作品。小说的背景设定在英国脱欧十年后,受金融危机影响,伦敦北部一对自由派夫妇不得不缩减生活,移居德文郡。(顺便一提,这也表现出一个年代的政治问题,如何左右下一个年代)。与科伊相似,克雷格的作品也表明:如果试图在政治上说服读者,必须具有同理心和包容性。正如她所说的那样:“离开者并不是蒙昧的极端种族主义者。虽然他们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错误的对象,但那些不满与委屈都是真实的。”

与阿莉·史密斯和拜尔斯相似,在克雷格看来,脱欧代表了“国家、城市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的最终后果。内生的冲突意味着“脱欧成了我们二战以来的最佳借口”。克雷格认为,讽刺小说作为对英国退欧的自然回应,能够让得利者感到痛苦,让受害者获得安慰。

Brexit has been irresistible even to perhaps the UK’s most acclaimed literary novelist

就连英国文坛最受赞誉的作家,也难以抗拒书写脱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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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文学中不仅有直接展望未来的反乌托邦小说,也有一些作品通过类比现在和过去的政治现状况来预警,比如梅丽莎·哈里森(Melissa Harrison)在All Among the Barley(2018)中所做的那样。哈里森的小说以1930年代的萨福克郡乡村为背景,其政治运动旨在“维护英格兰土壤的健康和纯净”。在这里,英国脱欧被视为一种怀旧的有害产物,看上去非常接近极右翼。1930年代的运动。All Among the Barley 中的主角对这种乐观的回顾表示怀疑:“将过去理想化只会让现状显得丑恶,让未来更难以实现”。哈里森将她的书描述为“警告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所提供的诱人、危险、简单的答案”。

就连英国文坛最受赞誉的作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也难以抗拒书写脱欧。他的中篇小说《蟑螂》(The Cockroach)用卡夫卡《变形记》式的荒诞来嘲笑英国硬脱欧的路线,轻松的成分大于愤怒。他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说:“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笑,绝望地笑。” “我无法影响事件的进程,但我可以在写作中探讨它,一吐为快。”

Ian McEwan

从恐怖小说、讽刺小说到哀歌,与脱欧相关的小说虽然种类繁多,却明显缺少一种类型。在所有书中,即使有些观照到论辩双方的观点,也都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持留欧态度。还没有支持脱欧的小说,将脱欧视作一个成功,一件值得庆祝的纯粹的好事(如果有,那它们隐藏得很好)。为什么会这样呢?

作家,尤其是那些吸引评论的纯文学小说家,往往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在政治光谱中居于中间偏左的位置,支持留欧。阿曼达·克雷格表示:“我推测大多数小说家和艺术家在政治上都是中间偏左。因为现状往往由右派主导,而我们一直在反对现状。”

拜尔斯则指出,小说本身也是西方文学的一部分。而西方文学“植根于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被视作历史悠久的“文化中心”。对欧洲的根深蒂固的认同,使得小说更倾向于赞同而非敌视欧盟。

如果作家更倾向于左派,那么读者的政治立场又如何呢?读者的购买将决定哪些书籍将获得成功,甚至影响产业链的开端,决定哪些书籍将优先出版?2014年英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左翼政党的支持者比右翼政党的支持者更可能是忠实读者,这或许能说明读者也倾向于留在欧盟。

为什么我们要阅读有关当代政治的小说?梅丽莎·哈里森认为,就像所有艺术一样,小说之于社会的作用,就像梦想之于个人的作用:“来自潜意识的明信片,地震仪上的涂写,提示着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看待自己。”这些作品让我们得以从新的视角,认识这个由于靠太近而看不清的世界。

小说不是新闻报道或时事热点。一部小说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创作,孕育周期通常以年来度量。小说家需要时间,让主题渗透进人物和故事中。我们应该对此感到庆幸,因为这意味着关于脱欧的书籍更可能成为“保持为新闻的新闻”——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对文学的定义。

在文学对21世纪其他重大事件的回应中,我们都能看到这种必要的时滞。在五角大楼遭遇恐怖袭击五年多后,那些产生持久影响的小说才陆续出版,比如克莱尔·梅苏德(Claire Messud)的《皇帝的孩子》,唐·德利洛(Don DeLillo)的《坠落的人》,莫辛·哈米德(Mohsin Hamid)的《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等。

The Reluctant Fundamentalist

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脱欧小说是关于脱欧症状的根本因素——社会分化,城市和国家的矛盾,互相之间的不宽容;和对未来的猜测。现在,英国已经正式脱离欧盟,脱欧从理论变成了事实。随着英国开始与欧盟建立新的关系,脱欧小说将走向何方?

不妨再看看爱尔兰。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多年了,现在的爱尔兰已经少有明确探讨经济萧条及其后果的小说。然而,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大胆而有力的虚构作品,来自埃莉梅尔·麦克布莱德(Eimear McBride),凯文·柯伯特(Gavin Corbett),丽莎·麦金纳尼(Lisa McInerney)和凯文·巴里(Kevin Barry)等作家。这些书的语言和创新形式捉摸不透,将对爱尔兰近代的愤怒转化成活力,震撼着读者。它们具有繁荣时期所没有的能量。

而在英国,随着脱欧成为新常态,在未来五年将由中间偏右的政府领导,我们也许会期望英国小说中有类似的创作涌现。也许它已经开始了,最近出版的许多有趣的书籍,展现着现代英国的不同侧面。例如伊莎贝尔·魏德纳(Isabel Waidner)的《我们是由钻石制成的》(We Are Made of Diamond Stuff),盖伊·瓜纳拉特纳(Guy Gunaratne)的《我们疯狂与愤怒的城市》(In Our Mad and Furious City)和坎迪斯·卡迪·威廉姆斯(Candice Carty-Williams)的《昆妮》(Queenie)。艰苦、逆境和对立,被证明是艺术发展的沃土。借用亨利·德·蒙瑟特兰特(Henry de Montherlant)的名言:“幸福是用白色墨水写在一张白纸上的。”将来的脱欧小说将有怎样的内容和形式,我们现在还不清楚。甚至,我们连它们的作者是谁也不知道。但最终,我们将因这些小说而更加丰富。

原标题:《脱欧阴影下,英国小说进入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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