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一书的三个维度

编者按：亲历者的口述历史，固然鲜活，而要成为具有研究价值的文本，还需要通过研究者的努力挖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天带来一篇书评，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探讨优质的口述史、回忆录文本的可能。

文 | 郭旭（贵州商学院经济学院副教授）

2019年6月下旬，在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召开了“首届中国三线建设史研究工作坊”，经上海大学徐有威教授邀约，我得以参会学习。会议期间，获赠张勇教授主编的《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捧读之余，不揣简陋，将阅读所得报告如次。

《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张勇 著，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1931年，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1873-1945）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发表了《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一著名演讲（详见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论历史与政治》，马万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在此，暂且不论卡尔·贝克尔的史学思想和治史理念，仅就他所提出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一命题，就值得史学工作者和一般公众深思。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具体到历史书写，情形却稍有不同。包含甚广的“人民群众”，并不是历史书写的主体。历史书写，往往掌握在少数史学家群体手中，他们书写的历史所体现的多是政权意识。而真正的“人民群众”，反而常常处于“失语”的状态。梁启超有“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梁启超《新史学》）的说法，也可从此意义上去寻得解释。

但在传统中国史学书写中，也有一个优良的传统。正史（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及其他众多史书，都是以纪传体写成。“纪”与“传”，虽有帝王将相家谱之嫌，但毕竟是以“人”为中心的历史书写。在追寻宏大叙事或历史规律性解释的时候，历史的创造者或历史书写者往往隐而不彰，只剩下一些宏大叙事或结构性框架，本应以人为中心的历史成为了没有“人”的历史。

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往往也存在着这样的倾向。诚然，历史的目的，在于求真，在于解释历史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探寻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具体说来，历史关注的是过去如何被现在创造出来，过去的建构又如何用于解释现在。（常建华：《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1期。）但即便是这样的历史追寻，也应该是以人为主体的历史。正如我们若探寻铁矿的历史，并不仅仅是铁矿产生及发展的历史，其重点应该是铁矿与人产生关联后的发展历史。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和书写，更应该以“人”为中心。

就三线建设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而言，目前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以下简称《亲历者》）是众多优秀著作中的一种。从上述意义上言，《亲历者》一书最少有两个特点值得标举出来。其一，与其他研究成果一道，将三线建设的历史书写，重新拉回到了以人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三线建设既是当代中国规模宏大的建设运动，也是涉及到400多万建设者的历史事件，其影响至今尤未稍减。以人为中心的三线建设史书写，可为相关宏大叙事提供更为生动贴切的历史个案，甚至可补宏大叙事或结构性叙事之不足，让干瘪的历史变得生动、活泼起来，或亦更能给人以启发。

其二，《亲历者》一书，实践了卡尔·贝克尔提出的“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一观点，让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和创造者，参与到历史书写中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人民群众却不是历史书写的主体，这一悖论在历史书写中并不乏见。在《亲历者》一书中，一位位参与三线建设的亲历者，将其故事娓娓道来。以往处于“失语”状态、仅仅作为数字而存在的活生生的个体，得以将其参与创造历史的过程书写出来，实现了历史创造主体和历史书写主体的同一，为史学书写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范本。

举例来说，在《亲历者》“口述篇”中讲述自己故事的，有从事重庆三线建设调整领导工作者（陈宏逵），有从三线职工到大学教授者（李治贤），有从下乡知青而为三线普通职工者（杨廷发），不一而足。尤其是三线厂矿的普通职工，若非有着《亲历者》编撰和出版这样的机缘，他们的故事或许不会被讲述（哪怕是自己讲述），或许很难为更多的人所知晓。从这个意义上说，《亲历者》让部分三线建设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有意识的参与到历史讲述和历史书写中来，真正成为了自己所创造的历史的主角。

微观三线建设史

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史学家卡洛·金兹伯格、乔万尼列等提出了“微观史学”这一概念。微观史学“指的是一种着重研究历史过程中的微小群体和个人及其思想、意识、文化、习俗等内容，并以此为基础来阐释个人或群体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历史研究理论和方式。”（王传兵：《微观史学对历史研究的利与弊》，《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8期。）“微观史学”注重研究历史的局部，强调历史研究具体个案，反对进行庞大的宏观研究模式，同时注重著述的叙述性和可读性，往往选择有趣的个案为研究对象。“微观史学”流风所及，产生了大量可读性强、予人以极大启发的作品，如《乳酪与蛆虫》《夜间的战斗》《马丁盖尔归来》《屠猫记》《蒙塔尤》等。

微观史学对当前中国史学研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王笛教授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微观史研究所面临的，首当其冲是材料获得的偶然性。前举微观史学名著，在选材上均受到现有史料的限制。王笛教授在撰写《袍哥》时，也主要依据当年的一篇学生论文。当然，微观史学也面临着激烈的争论，过于注重细节，关注特殊的狭小地域，研究小范围的历史或是普通人的生活，有论者担心会见树木不见森林，从而加剧史学研究的“碎片化”趋向。但若将观照的视角转移，则会发现微观史的迷人之处亦正在于此。

在三线建设史研究领域，一些较为宏观的问题，已经没有太大的争论，或很难再取得更大进展。三线建设这一历史事件的特殊性，导致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档案材料获取和利用的困难。“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一战略口号，将“备战”放在首位，三线建设的开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三线厂矿企业，多带有军工性质，安全保密为第一要务。在学者研究的过程中，普遍感受到资料获取的困难，研究尺度也较难把握，甚至有因调研受三线单位性质所限难以开展而取消相关课题项目者。

吴忠仕驾驶汽车运输物资

面对此种情形，微观史学相关研究思路和方法，能为三线建设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这在《亲历者》一书中也可以见到。“从军代表、三线职工到大学教授”（李治贤口述）、“三线企业的厂办教育”（王世铭口述）、“与车相伴的三线人”（吴忠仕口述）等篇，都可说是微观三线建设史。《亲历者》一书中的每一篇口述和回忆，都是一篇意蕴深长的微观史学作品。通过口述所展现出来的，是关于三线建设的一些难得面相，展现的是三线建设大背景下个体参与、体悟、认知、感受到的宏大历史。同时，《亲历者》一书中的口述与回忆，为研究者开展三线建设史研究乃至微观社会文化史研究，提供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

兹举一例。在吴忠仕口述“与车相伴的三线人”一篇中，有这样的一段：“我们这一代人建设攀枝花，那是吃不尽的苦。那个时候什么都要供应，生活物资主要靠汽车运。穿衣服还要布票，但是我们要发工作服，够穿。也吃得饱，关键是营养问题。一个月两斤肉、半斤油，两斤肉都是冻肉、腊肉。蔬菜就需要我们来拉了，那个时候又没有冻库，也没有冰箱，拉了马上就分到连队。我们就运些好存放的东西，土豆、南瓜、海带、涪陵榨菜等。一个礼拜还是能吃一次（鲜）肉，是外面拉过来的。每个礼拜包一次饺子，包饺子之前要到附近山上，跟农民先买一只羊，杀了剁成小馅，然后分到各个班去，自己包。一个班十来个人，就擀面包饺子，改善生活。比起地方的话，部队还是要吃得好一些，特别是我们汽车兵，还是要占点优势。”（第80页）

叙述虽然简短，从“微观史学”的角度言，却蕴含了较多有价值的信息。其一，可以了解攀枝花三建设生活物资供应和来源。通过此段叙述，我们可知生活物资供应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是汽车；供应地来源不是攀枝花本地，而是需要从外面运入。其二，可以了解到三线人的饮食生活状况。或许是因为关注三线饮食的缘故，笔者所摘取的这一段确实是关于饮食生活的。但在三线人的多数口述和回忆中，工作和生活是最主要的话题，而饮食生活可说是各种日常生活的核心，自不待言。其三，可以了解到三线人的生活应对策略。生活物资需要供应，又没有相应的保藏条件和措施，便只好运入一些容易存放的东西，“拉了马上就分到连队”，或在当地购买一些作为补充。这些，都是三线人在当时情形下面对艰难生活所做出的应对策略。其四，是比较的视角。如果不照镜子，会觉得三线建设生活“那是吃不尽的苦”。但若将他们与当地相较，很容易比较出结论，正如王所言：“比起地方的话，部队还是要吃得好一些”。而且，作为汽车兵的他们，因为承担着运输供应物资的重任，能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又是三线人中“占点优势”的。

《亲历者》的微观三线建设史书写，深入到三线建设史研究的细部和深部。同时，也为三线建设史研究的推进，尤其是微观三线建设史研究乃至社会文化史的推进，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随着时间的推移，三线建设亲历者逐渐老去或者逝去，一些属于历史当事人、历史亲历者和历史创造者个人经历和感知的历史，也将逐渐不为我们所知。《亲历者》做出的努力，是成功的，是值得赞赏和敬佩的。

三线建设史书写的多重文本

《亲历者》一书，分为“口述篇”、“回忆篇”和“调研篇”。这样的分类，实质上揭示了本书是内容较为多元的“多重文本”。这其中，既有三线建设亲历者的忆述，也有采访者和调研者的调研心得和体会，也有研究者对三线建设者的相关研究论文，多层次交互体现三线建设及其亲历者的方方面面。

访谈一位由上海迁入并留在重庆生活的三线建设者

“口述篇”所收录的10篇文章，确如编者所言“尽可能地保持了三线建设亲历者讲述时的原汁原味，更为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的生命历程和生活轨迹”。（张勇：《<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前言》，第2页）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通过采访，将采访记录整理后写成口述史作品。与定宜庄研究员经典口述史作品《老北京人的口述历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等通篇采用对话体略有不同。《亲历者》一书“口述篇”中，除“在劳改企业恪尽职守的一对伉俪”（苏凡、陈精智口述）一篇采用对话体外，均是经过采写者“创作”的作品。从本质上讲，口述史所具体呈现的形态本身并无高下之分。采用较为多元的书写形式和书写体裁，会使历史书写变得更为生动和灵活。

采用对话体的形式，能够较为真实的还原采访者的提问技巧，能够给读者展示口述者讲述故事的能力和对相关问题的记忆、理解程度。而经过对采访者口述进行整理和书写的作品，一般情形下也能较为客观的传达讲述者表达的意思。从阅读的体验来讲，二者却各有高下。对话体读来有现场感，甚至能透过纸面上的文字感受到对话时的气氛。但其缺点却在于，将一个完整的故事，割裂为一段段甚至是一句句的对话，故事完整性和流畅性不免受到损害。而采写创作出的口述史作品，经由采写者的“创作”（或可言“再创作”），能够确保故事的完整性和流畅性。但对话体所能展现出采访时的现场感，却不免缺如。在《亲历者》一书中，主编者兼用对话体和叙述体两种呈现方式，恐亦有此考虑吧。

如果说“口述篇”有着采写者和对话者“创作”与加工的成分在的话，那么回忆篇则是当事人和亲历者自己对其三线建设经历的回顾。通常情况下，回忆也会经过当事人的再加工。就《亲历者》一书而言，“回忆篇”收录的11篇文章，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三线建设亲历者在那一段激动人心的岁月里的经历及其后的感悟。如果以多元史料进行对堪，可能也会发现亲历者的回忆与史实或有些微出入。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言，当事人的回忆显得尤其重要。即便回忆者所看到或经历的仅仅是重大历史事件的一小部分，且常常掺杂了个人的感情甚或是经过记忆的加工，并不如研究者那般站在“后见之明”的角度从而拥有多元的眼光。但若转换视角，就算是经过当事人“记忆加工”后讲述出来的故事，起码也道出了亲历者对那段经历的回顾、感受和想法，一样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构成《亲历者》一书三线建设史书写多重文本的，还有“调研篇”。在“调研篇”总名下，其实包含了两个部分的内容。“调研篇”前6篇文章，“是研究者赴三线企业实地考察、到‘三线人’群体中采访调查时的见闻、感悟与思考。”（张勇：《<多维视野中的三线建设亲历者>前言》，第2页）其实还不止于此，“调研篇”更是对调研过程的记录，也是研究结论形成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调研篇”的第一篇文章，肖彦老师的“我把青春奉献给了你——三线企业（漫画版）”。该文以漫画的形式，将调研的过程及其中收获与感悟，以生动活泼的形式表达出来。既有艺术气息，又有现场感，让人过目难忘。“调研篇”的一些文章，本身就是具有问题意识的好作品。如张勇教授的“山沟中的‘小社会’——重庆双溪机械厂考察记”一文，便极具问题意识。对重庆双溪机械这一“小社会”的观察和总结，就十分精当。既采用了“他者”的眼光，也采访了留守的老师傅，又有自己的思考。当然，这得益于现场采访的顺利进行，更得益于作者长期在三线建设研究领域的耕耘。与该文相类，其他几篇调研记录，都是值得认真一读，都是言之有物的好作品。

《亲历者》一书“调研篇”还收录了5篇学术论文。这几篇研究论文，主要聚焦于三线建设中青年职工的婚姻生活、三线建设初期的工厂筹建、三线建设中的工农关系审视、三线建设者的饮食生活、公众与三线建设历史书写等不同主题。如果说“口述篇”和“回忆篇”提供了从社会史视角对三线建设进行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的话，“调研篇”中的这5篇论文从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史料利用和分析的典型个案。如果参互阅读，可以发现，5篇论文中的观点，并不是凭空构建，而是其来有自的；同时，还可以发现，《亲历者》前2篇中的口述与回忆，能够为后面5篇论文的观点提供某种程度的支撑。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亲历者》一书，是主编者张勇教授所标举的公众参与三线建设历史书写的有益尝试，是一个关于三线建设书写的多重文本。在这个文本中，既有对话体的口述史和叙述体的口述史，也有三线建设亲历者的回忆录，更有调研者调研过程的详尽记录与思考，还有研究者针对某些具体问题的专题研究论文。形式和体裁多样，跨越了学科和专业的壁垒，采用多元的书写形式，确保了《亲历者》这一三线建设历史书写多重文本的开放性，从而带来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作者感谢上海大学历史系徐有威教授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