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桌 | 何伊宁：疫病、安防与战争：热像仪影像及其隐​喻

何伊宁 假杂志

疫病、安防与战争：

热像仪影像及其隐喻

撰文/何伊宁

尽管我们对摄影有着种种怀疑，但它依然是当下捕捉事件、记录现实和见证历史的主要媒介。得益于数字信息技术的普及，新冠病毒爆发期间或许产生了人类历史上有关突发疾病及其干预最详尽的影像资料。从武汉街头空荡的街景到火神山、雷神山繁忙的建造现场、从方舱医院内的日常到全国各地的救援响应，从战疫前线的医务人员的肖像再到那些长时间对准官员的镜头，这些直面疫病、医护困境和各类危机的影像不断推动着舆论走向、在宣传战疫和机制批判层面上起到了广泛的作用，并间接影响着疫情防治的进展。然而，这些铺天盖地的影像却无法回避与媒介生态并存的各种问题：同情疲劳、奇观消费、舆论管控，不一而足。

无论是摄影记者和媒体人，还是疫情的亲历者，我们用各式各样的设备生产出巨海量的、碎片化的数字影像，接着将这些信息被整合成不同的叙事，共同拼凑出有关疫情的视觉表征，最终满足了世界对视觉形式的信息无比贪婪的渴求。如果说我们很难回到传统摄影时代，挑选出一张如美国摄影师尤金·史密斯（William Eugene Smith）记录日本水俣病事件的《智子入浴》，或是越南摄影师黄功吾（Nick Ut）拍摄小女孩潘氏金淑（Phan Thi Kim Phuc）逃离她被摧毁的村庄的照片，用以代表我们在今天所共同经历的危机，那么此次疫情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影像值得关注——它出现在医院、机场和其他公共机构的热像仪屏幕上，以饱和的红、黄、紫色为背景，展现出时而摇曳、时而静止的人的轮廓。

2月18日，浙江省第二医院，滨江园区入口处，拍摄者：Yali

作为公共机构的财产，热像仪影像本质上是一种私人图像，只有在提供证据时展示，尽管在过去数年间，当代艺术展览中包含或基于热像仪生成的影像作品陆续出现，但随着这些影像脱离了艺术语境，频繁出现在我的朋友圈里（有时作为对医院热像仪检测屏幕的拍摄，有时是通过FLIR One手机应用导出的照片），我还是感受到了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压迫。无论是出于我的感官在视觉疲劳之后寻求一种新体验的渴望，还是其生成方式的客观性“抹去”了新闻图像的一致性和虚假透明度，正是我脑海中挥抹不去的热像仪图像思考为什么会对这种被程序“过滤”／蒙上“面纱”的技术图像甚至比一张摄影师镜头下的照片更能够吸引我的注意力，思考它作为成为一种电子信息时代疾病的视觉隐喻。

红外成像是利用能量转换装置，将物体辐射的中波红外线变成可见光，再用模拟（红外线胶卷）或数字（热像仪）成像的方式。在全球智能化专业级红外热像品牌的Fotric网站上，我得到了热像仪的测温原理，即被动接收物体发出的红外辐射来成像与测温，而所有超过绝对零度（-273.15℃）的物体都会发出红外辐射。在实际应用中，Fotric热像仪所提供的一种“Magic Thermal多色动态成像功能”可以大幅增强复杂场景中特定目标的细微温差成像效果，连接报警设备。[1]在热像仪进入到军民用领域之前，军事领域内广泛应用一种红外线胶卷（infrared image）来发现目标、揭露目标伪装，在这种军事模式中，侦察本身既是一种行动，也是进一步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红外影像既是侦察的工具，同样也是行动的内容，在军事侦察领域扮演的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海湾战争是人类第一次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红外热像成像设备的例子。

随着红外影像在军事领域之外应用的可能性，如安防、观测动物和自然环境变化、科研领域等等，热像仪逐渐转为民用。在另一家生产热像仪设备的德国德图（Testo）公司的网站上，罗列了这种仪器的应用范围，包括医药和健康、食品安全、暖通空调及制冷、工业、政府监督机构／研究院所等等。[2]在此次疫情中，我们可以看到武汉及中国各地的医院门口都设置有这样的装置，操作人员通过屏幕上显示的图像色彩和热点追踪显示功能来初步判断发热情况；2019年底英国货车惨案的尸检报告间接证明了蛇头试图通过控制货车内温度以逃避海关热像仪检查的事实；对野生动物纪录片感兴趣的观众也不会对这种影像感到陌生，很多野外生物学家都是通过架设热像仪，以便观察夜间动物的行为和迁徙路线；红外影像近期还被运用在针对西方古典油画的鉴别和检验工作，甚至摇身变成手机里的应用……

热成像影像作为一种权力、监控的逻辑下诞生的图像类型，其应用在短短几十年里从军事侦察、海关安防普及到医疗卫生、设备检查和日常等不同领域，实现了静态到动态、私密到公共的转变。在英国乐施会（Oxfam，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发展和救援组织的联盟）2011年的一个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的公共捐款宣传广告画面中，一位母亲怀抱着婴儿的图像占据了画面的中心内容，通过热像仪图像对比看到母亲面部和身体呈现出可见的橙红色和红色、而婴儿的身体却呈现出近似克莱因蓝的色彩，无论这张图像是否真实，但它都暗示着婴儿的死亡状态。尽管这张画面的隐喻与全球变暖之间的联系并非那么直接，但它的确向观者展示了一种有别于视觉经验之外的图像。

Oxfam，“帮助我们对抗全球变暖的影响”，2011年12月

在新闻摄影领域，爱尔兰摄影艺术家理查德·莫斯（Richard Mosse）在2011年的一个名为“Infra”的系列作品中运用已停产的军用级红外长焦胶片深入刚果丛林，拍摄内战中的叛军，为饱受暴力冲突蹂躏的景色增添了超现实主义的粉色。2017，这位摄影艺术家转而运用军用红外监控摄像机，在欧洲、中东和北非制作了一组名为《来袭》（Incoming）的三频道高清视频，记录了难民进入欧洲的旅程。观众沉浸在d&b音响系统的环绕下，跟随着莫斯的镜头在画面中努力分辨他的拍摄对象，通过读取“热量”这一隐喻和索引，莫斯允许观看者通过身体温暖、体温过低、身体脆弱、暂时性、国家种族主义、生物能量、死亡政治、最近西方国家人权的侵蚀以及欧洲庇护制度的失败来思考难民的现状。[3]

理查德·莫斯，《来袭》 （2014-2017）视频截图，52分10秒，三频道高清视频，7.3环绕声

同样是关于欧洲难民和边境安防的议题，瑞士摄影师克里斯托弗·奥施格（Christoph Oeschger）在他的《他们让我们变成了鬼魂》（They've Made Us Ghosts）项目中将关注的重点放在法国加莱的监视系统、栅栏和警察安全组成的复杂的边境管制制度上，观察了政治权力结构在边境安全系统中的运作方式及其影响。奥施格在拍摄加莱港口风景、难民居住环境的同时，他在自己的照片中穿插了一些技术性的监控镜头，包括热成像相机对夜间景观进行扫描，以及利用微波X射线技术对货车平板进行检测的图像，这些图像现在在边境安全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正如作品的题目，画面中的人们好似变成幽灵般的鬼魂。

克里斯托弗·奥施格，《他们让我们变成了鬼魂》书页，Cpress，2017

在有关热成像影像转化为摄影艺术作品的实践中，仅举上述三例来考察这类图像被使用、编辑和展现的方式。然而不同于其他数字成像技术，热成像影像展现出一系列矛盾与张力。无论是出于疾病监测、安防还是军事的目的，热感成像仪作为一种主要以监控为目的可视化手段，它所生成的图像中缺乏细节，人的面部特征难以区分，这与刑侦学意义上的图像大相径庭；与冰冷的屏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感知物热量的聚集与消融，体现出一种冷与热、技术与人的对抗；当这些去语境化数字信息被转化为悬挂在美术馆墙面上的精美印相，或以饱和的色调出现在艺术家书的页面之时，原先的语境被打断，异化的信息与诡异的美感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2月12日，北京朝阳区某写字楼大堂，三名工作人员和热成像温度检测设备，拍摄者：吴承欢

当我闭上眼，试图在脑海中构建出一张代表新冠病毒疫情的照片时，它可能正是一张来自疫区医院门口热像仪显示屏上的图像。尽管热像仪影像在过去二十年来已经在军事、科研、医疗等专业领域内得到广泛的引用，但它却在此次疫病监测与工业智能、数字影像与人之间扮演了一个中介的作用，一方面作为对人体无害的疫病检验设备，能够为医护人员快速判断疾病和风险提供视觉化的信息；另一方面也正在提醒我们，摄影信任危机正在持续加剧，技术图像以越来越巧妙的方式侵入我们的视觉经验。此外，纵观艺术领域，工业智能可视化应用在拓展数字影像艺术边界的同时，伴随着热像仪手机应用的普及，它也提醒我们警惕官僚主义的图像的流通，并在没有成熟的监管机制的前提下避免对隐私的滥用。

注释：

[1]参考Fotric热像科技中文官网：http://www.fotric.cn/site/newsDetail/433

[2]参考德图中国网站：https://www.testo.com/zh-CN/applications/applications_mainpage

[3]理查德·莫斯的《来袭》曾作为第三届北京国际摄影双年展参展作品，于2018年10月1日－11月4日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出，参考搜狐网，《Incoming！！！来袭！！！| 理查德·莫斯（Richard Mosse ）的摄影观》，2018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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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何伊宁（1986），摄影史学者，策展人。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伦敦传媒学院。2010年开始从事摄影及视觉文化的写作、策展和翻译等工作。

原标题：《方桌／何伊宁：疫病、安防与战争：热像仪影像及其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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