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真正懂得这些，伤痛将不再可怕

突如其来的一场疫情，打乱了所有人2020年的计划，我们被迫留在家里与病毒做长期斗争。每天都能刷到那些令人心烦的消息，彷佛外面整个世界都忧心忡忡。

吃不到心心念念的火锅，喝不到日思夜想的奶茶，有口罩就抢，有酒精必屯……突然哪天嗓子疼有点上火，体温高了0.3°，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要没命了。

最近很火的一本书《病毒来袭：如何应对下一场流行病的暴发》预见性地对病毒进行了精准的描述：“一场能制造灾难的病毒，必须既拥有杀伤力，又具备传播能力。”“鉴于人类与病毒的共存关系，只要有人类存在，病毒末日就永远不会来临。”

这届病毒，太狡猾了！

虽然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但只要充满希望，我们坚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强大。

英国资深心理咨询师史蒂芬·约瑟夫说过：成长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在这个旅途中，懂得孕育希望（Harvesting Hope）人，更容易实现真正的思想、行为和情感状态改变。

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突如其来的不幸时，应该如何应对才能得到成长呢？约瑟夫在《杀不死我的必使我强大》中给出了创伤后成长的方法。

创伤摧毁假设世界

灾难总是突然到来，不可预测。不仅如此，它还与我们的世界观背道而驰。我们在内心深处都默认坏事不会发生在自己头上，所以亲身面对最糟糕的境况时，我们关于世界的假设以及对自己的定位必将受到巨大的冲击。

儿童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曾说，我们从童年时期就开始形成了基础性假设，即“假设世界”（assumptive world），它支撑起了我们的整个概念体系。很多孩子都相信圣诞老人是真实存在的，自己的父母是永远不会被打倒的。

然而，我们在一生中会不断重新审视我们对世界的假设，这种审视通常由小及大，由弱及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它已经悄然发生。虽然我们不再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但我们在各自的文化圈里换成了其他替代物，比如政府、教育和信仰。它们其实和圣诞老人没什么两样，都让我们相信正义、公平、幸运、可控性、可预见性、协调性、仁爱和安全——这些信念都根植于我们的世界观深处。它们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准则，是我们设立生活目标的基础。

根深蒂固的假设，就如同建设房屋的脚手架，构建起我们全部生活的框架。创伤会一举把脚手架拉倒，让我们暴露于残酷的生存真相之前——我们的生命十分脆弱，我们不可能永远活着。我们曾经认为父母是不可战胜的，我们中的一些人却眼睁睁看着父母被疾病或死亡击垮；我们曾经认为世界是公正的，我们中的一些人却屡屡遭遇不公。

正如一位卢旺达大屠杀幸存者所言：“在大屠杀发生之前，我曾经信仰上帝。但在那之后，我再也不相信他了。我认为上帝不过是人类幼稚的幻想。”

我们可以选择怎样的生活

人类是脆弱的生物，死亡总在伺机待发—这是我们出于本能不愿接受的残酷真相。我们在自己心中筑起高墙，把对生命脆弱的恐惧阻挡在外。然而，摧毁的世界总有需要被重建的一天，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固有假设与创伤信息之间的矛盾？

假设在你家桌子上摆着一只珍贵的花瓶，它可能是某位亲朋好友赠送的礼物。然而有一天你不小心把它打落在地。花瓶在地上摔得粉碎，碎成了几千几万片。你跑过去捡起地上的碎片，心里难过极了。

你要怎样才能把花瓶复原？

花瓶已经碎了一地，看来已经没有复原的可能了，但还是有一部分人会试图把它拼回破碎之前的模样。如果他们足够幸运，也许他们真的可以做到，让花瓶看上去跟以前一模一样。

但如果凑近了仔细观察，你就能发现：它现在之所以还能维持原来的形态，全仗胶水和胶带之力。如果你再看得仔细一点，你会发现花瓶上的创痕历历在目。虽然它好像已经恢复原貌，但只要再受到些微震动，花瓶就将再次变成碎片。

这就好比人们在在创伤之后试图维持自己原有假设世界，他们常会变得更加脆弱、更有防御心，也更易受到伤害。他们已经严重受损的假设世界将会一次又一次面临破碎的危险。实际上，创伤经历者把创伤纳入到原先假设世界的过程等同于儿童学习中的“同化”（assimilation）过程。

这个概念由瑞士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她是指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转换，以使它符合现有的认知方式。然而有时，这种转换会使信息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

与“同化”想对应的概念是“顺应”（accommodation），人们也可以根据新信息对现有假设做出修改，即修改旧有假设以适应新的信息。

回到我们的碎花瓶故事：另一些人会捡起碎片，用它们创造出新的东西。他们也会因自己珍爱的花瓶被摔得粉碎而深感悲伤，但是选择接受现实。他们知道，它再也不可能恢复到曾经的模样了。

该拿这些碎片怎么办？或许他们会把这些色彩缤纷的碎片拼成一幅马赛克镶嵌画，以新颖而别有意义的方式来保存他们的记忆，这也就是“顺应”的本质。“同化”并非应对创伤的唯一方式，只有在“顺应”过程中，我们才会发生创伤后心理成长。

真正的治愈来自自己的给予

我们天生就是有能动性且趋向于成长的生物，天生就能调节自己的心理体验，维持自我认知的统一，以现实的眼光看待世界。但是人们也都不愿对自己的精神世界加以斧凿，要抛却过去对自己的看法和对世界的认识，无论对谁来说都是特别痛苦的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试图通过“同化”来保护自己，保护我们的固有世界观。但这样做的结果往往会加重防御心理，让我们更脆弱也更易受到伤害。

创伤幸存者在尝试“同化”信息的时候，也会变得越来越有防御性，看上去也更加脆弱。他们的内心世界如同那个被粘回原样的碎花瓶，涂满胶水、缠满胶带，也更容易碎裂，更容易为新的创伤击垮。

“同化”创伤就好比跟大象拔河，我们永远不可能取得胜利。

创伤向我们的价值体系发起挑战。

它让我们直面生命存在的真相，把我们旧有的价值观击得粉碎。我们越是试图抓住自己的假设世界，就越发无法接受真相。我们必须要“顺应”我们了解的真相，修改我们的假设世界。我们需要明白，坏事确实会发生在好人身上。

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大多数人都将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认知体系，了解到生命的无常、随机和危险。采取“顺应”策略的创伤幸存者在谈及往事时，和采取“同化”策略的人截然不同。他们会强调自己为重新理解创伤经历而做出的努力，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人生。他们不仅会谈到个人转变的积极面，也会谈到消极面。

“顺应”虽然是创伤后成长的必要条件，但如果创伤受害者调节过度，把旧有的假设世界全然抛弃，也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人在受到伤害之后，一定会从经验中学到点什么——比如说，应该避免去某些地方，避免接触某些危险人物。而调节过度的人认为，没有任何地方是安全的，所有人都很危险。从短期来看，这种矫枉过正的努力也许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使人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创伤信息。但从长期来看，它缺乏适应性。

要想渡过创伤，我们需要在同化和顺应之间取得某种适合自己的平衡。

人有心理成长的内在本能。只不过这种内在本能可能屡屡受挫，甚至干脆进入休眠状态。创伤来临之际，正是它发挥效用的时候——改变我们过去的假设世界，释放我们的自然本性，重建新的自我。

我们在经历创伤之后，正需要激发它的力量。我们必须积极承担起重建生活的责任，以此获得创伤后的心理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