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抚平抗疫医护心理创伤？专家：多数可自愈，少数需干预

“一个疑似新冠肺炎病人，生命体征都挺好，她非要住院，医院没有床位，按照规定，这类病人要回家隔离治疗，病人很生气，差点把唾沫喷到我脸上。”

这是在今年1月底的某天，中南医院在发热门诊的护士牛莉拨通医院心理咨询师肖劲松预留的电话，委屈哭诉。

武汉市某三甲医院抗疫一线医生张晓晴，这段时间总怀疑自己被感染了，虽然她没有出现症状，专业知识和检查结果也都告诉她没被感染，但她深受这种自我矛盾、恐惧心理的折磨。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医生吴亮在抗疫中感染病倒。住院期间，他一度因病情危重昏迷，进行气管插管才抢救过来，“差点要上ECMO（人工肺）”。现在回想，吴亮仍心有余悸。

“让人崩溃的往往不是工作带来的劳累，而是我作为医护人员面对病人束手无策。”让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刘毅和廖莹岚感到无力的是，有时病人病情严重，奄奄一息，他们也无法给出一口氧气、一个床位。

护士陈洁茹也遇到过同类情况。武汉协和医院肿瘤医院的隔离病房里，曾有一位病人呼吸困难，陈洁茹寻了半天寻不到一点救命的氧气，眼看着病人离世。

抗疫近两个月，恐惧、紧张、委屈、无力等各种复杂情绪纠缠着一些一线医护人员，让他们无法安心入眠。

心理咨询师肖劲松认为，到疫情结束时，医护人员的心理问题将逐渐凸显，有的医护，需要专业的帮助。

担心和焦虑：“我是不是感染了？”

没有咳嗽、发烧、乏力、腹泻等各类症状，张晓晴还是觉得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是不是感染了？”这句话在过去的一个半月里，张晓晴问了自己无数次。

她是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早在1月份就接触过新冠肺炎病人，医院成定点医院后，她又被派往一线支援。

每天进出隔离病房，身处新冠病毒污染的环境中，张晓晴每次穿防护服都格外小心。即便如此，她仍然担心自己被感染，甚至认为自己已经被感染了。

2月起，武汉市相继有医护人员染病离世。2月1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2月11日24时，全国共报告医务人员确诊感染1716名，其中有6人不幸辞世。湖北省报告了1502例医务人员确诊病例，武汉市报告了1102例医务人员确诊病例，占湖北省医务人员确诊病例的73.4%。

这让张晓晴更忧心。她做了核酸检测，都是阴性，CT检查也显示肺部没被感染。

这些客观事实依然无法打消张晓晴的顾虑，她陷入自我矛盾的状态：作为专业的医学人士，她相信检查结果，自己没被感染，不必担心，但她总过不了心里这一关，仍然怀疑自己身体“不舒服”。

为了让自己放心，她服用中药西药，以期达到预防的效果。

与张晓晴的担心略有不同，武汉市中心医院张城眼看着身边的同事病倒，内心预估了很多次“什么时候轮到自己？”“这就像是菜市场里关在笼子里的鸡，不知道什么时候菜刀就落在自己脖子上。”张城说。

广东省人民医院、支援武汉心理医生尹平3月初得知张晓晴的心理状况，与她进行了深入交谈，“这种纠结让她无法放松下来，导致白天工作紧张又辛苦，晚上又陷入担心焦急的情绪中。”

尹平分析，身处一线的医护人员有担心恐慌的心理，是正常的，适度担心能加强他们的自我防护意识。但很显然，张晓晴有点过于担心。身体和精神长期处于紧绷状态，这在心理学上叫做“心理应激状态”，人在这种情况下，十分消耗身体的能量，导致免疫力下降，反而会增加感染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尹平建议，张晓晴首先应该清晰认识自身的焦虑情绪，并积极地面对它。她可以在工作之余多做些让自己开心或放松的事情，以分散注意力，同时加强身体锻炼，来帮助自我调节，让“硬梆梆”的身体放松下来。如果效果仍然不好，可以辅助一些调节情绪和改善睡眠的药物支持，让自己睡得好一些，慢慢改善这种过于紧张的心理状态。

不被理解的委屈：“我做错了什么？”

中南医院在抗疫初期就开始关注一线医护人员心理和情绪问题。

早在1月23日，该医院和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联合开设了24小时热线，为本院医护人员提供心理咨询。

有时，心理咨询师肖劲松一天接到四五位医护人员打来的电话。

中南医院护士牛莉在抗疫初期就在发热门诊工作，病人如潮，床位有限，就连留观室也基本满员，超负荷的工作让她濒临崩溃，再遇到“不讲理”的病人，崩溃的情绪一触即发。

有一天，一位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来发热门诊看病，她各方面生命体征都挺好。医院已经没有床位，按照规定，牛莉告知她可以回家隔离治疗。但这位患者坚持要住院，并将无法住院的情绪发泄到牛莉身上，双方起了争执，“（病人的）唾沫差点喷到她身上”。

彼时，发热门诊的防护级别还达不到三级标准，穿着二级防护的牛莉除了担心被感染，更觉得委屈。“我做错了什么？”牛莉拨通肖劲松预留的心理咨询电话，向他哭诉。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武汉市江汉区某三甲医院的发热门诊护士肖凌身上。

有一次，120救护车送来一名40多岁疑似感染新冠肺炎的男病人，血氧饱和度只有70%多，病情严重。

那时，肖凌所在医院的留观室、病房全部处于超饱和状态，实在无法多收治新病人。得知无法住院，家属和120救护车跟车医护人员都无法接受，“你们是定点医院，送来的病人又不收。”

随后，120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抬起病人的被褥毯子，把病人放在门诊大厅地板上。双方当即起了争执，围观的病人越来越多，“凭什么来指责我，这也不是我说了算。医院已经超饱和了，确实收不进来。”肖凌十分委屈。

更焦虑的是面对病人时的无力感

“让人崩溃的往往不是工作带来的劳累，而是我作为医护人员面对病人束手无策。”

抗疫中，让武汉市中心医院刘毅和廖莹岚更焦虑的不仅仅是担心恐惧，更多的是面对病人时的无力感。

刘毅和廖莹岚是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在1月底派往发热门诊支援的医生和护士。

每天坐诊结束，走在空荡荡的武汉街头，无助无力的情绪就会向刘毅涌来。

那时医院病房已经处于超饱和状态，除非有人离世或出院，才能腾出一张床位。许多病人，病情很重，只能收在输液室和留观室。

一次，一位50多岁的男子送七旬老父亲来看病，老人感染新冠肺炎，病情已经很重，说不出话了。检查发现，老人血氧饱和度只有80%多，CT片子显示其肺部病变范围很大。多方联系仍没有床位，刘毅只能搬来板凳，让老人在门诊大厅一个角落里先输液，待输液室有空位后再转进去。后来，医护人员找来一张转运患者的床，让老人先躺着。

第二天上班，刘毅特意询问同事这位老人的状况，老人凌晨就在输液室离世了。

回想这一切，刘毅倍感无力。他很清楚，这些病人特别需要一张床位，但他给不了。

2月初的一天傍晚，一位31岁的男子推着救护担架车冲进发热门诊，哭喊着“医生快来救救我妈，我妈快不行了”。担架车上，老太太安静地平躺着，没有任何动静。上了仪器发现，老人已经没有呼吸和心跳了。

连抢救都没抢救，病人就离世了。这让廖莹岚很无力，那天下班后，她一个人在更衣室哭了很久。

广东省人民医院、支援武汉心理医生李雪丽曾参与过一场武汉协和医院肿瘤医院为医护人员开展的团体心理咨询活动。

活动现场，正当其他医护人员说自己的伤心事时，护士陈洁茹哭了起来。在李雪丽的疏导询问下，陈洁茹说出了深藏心底的悲伤。

原来，陈洁茹曾护理过一位五旬病人，病人住进来时，呼吸困难，急需氧气，但“氧气不够用，她怎么找也找不到（氧气）”，陈洁茹实在无助，眼睁睁看着病人离世。

另有一位来咨询的护士刘舒敏让李雪丽印象深刻。刘舒敏护理过的一位女性患者因老公染新冠肺炎去世，每天伤心。看着这位女患者独自黯然神伤，刘舒敏总想做点什么。但当她走过去试图和患者聊聊天，患者似乎不愿意向其敞开心扉，她只能看着患者难过，什么忙也帮不上。

这让刘舒敏感到很无力。

在李雪丽看来，说出来、哭出来，对于医护人员来说，都是一种放松解压的方式，这不代表他们脆弱，而是在战斗状态中的一种情绪调解。多数医护人员自己能意识到内心负面情绪，并能做正确的宣泄。

有人写下遗书，有人康复后仍心有余悸

柳雯是武汉市江汉区某三甲医院内科医生。她于1月上旬被派往隔离病房支援，没多久就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住院治疗。

因对疾病未知，以及没有特效药治疗，住院期间，病床上的柳雯望着天花板，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恐惧。她回想，孩子已经两岁多，自己还没有好好陪过他，也少给孩子买衣服玩具，阴雨连绵的深夜，柳雯悄悄写下了遗书。

柳雯在抗疫一线的丈夫看着不断攀升的确诊数字，每天目睹隔离病房有病人离世，很担心妻子的病情，夜深人静时，常掩面痛哭。好在，柳雯后来康复出院了。

刘毅在支援发热门诊一个星期后感染的。医院没有床位，判断自己属于轻症后，刘毅自行居家隔离治疗。但这期间，他的病情一度加重，需要吸氧，无奈只能回到医院治疗。

病情加重在刘毅的意料之中，他倒没那么恐慌，反而是同在一线的妻子，因担心他的身体，陷入深深的焦虑，“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可怎么办啊？”

中南医院医生吴亮在抗疫中感染病倒。住院期间，他一度危重昏迷，进行气管插管才抢救过来，“差点要上ECMO（人工肺）”。

康复出院后，吴亮出现“疫情后的创伤状态”，他仍心有余悸、焦虑后怕，情绪波动大，而且时常纠结自己是在哪个环节感染的。

肖劲松介绍，按常理来说，康复了应该开心，但也确实有人病愈后出现“心有余悸”状态。有医护人员感染后，担心感染给家人，也有医护人员的家人感染甚至已经离世，这都给他们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

心理专家：多数医护可自我调解，少数需心理干预

肖劲松表示，医护人员承受着抗疫的重大责任，面对大量患者，不仅要高负荷工作，还面临被感染的风险，容易出现恐慌、焦躁、抑郁等负面情绪。

他分析，在上一线之前，大多数医护人员都害怕、恐惧这一未知的病毒，但他们又不得不支援一线，所以很多医护人员潜意识里把自己变成“勇士”，主动报名去一线，以此战胜恐惧心理。这在心理学上叫做“升华法”，是一种积极对抗负面情绪的方法。

肖劲松认为，看到病人的痛苦、无助、可怜，共情心理让医护人员陷入病人的痛苦中。医疗条件有限、无法成功救治病人，又会让医护人员产生无力无助、内疚自责等心理创伤，这都是正常现象。

实际上，自中南医院开通针对医护人员的心理咨询热线，肖劲松接到的医护人员求助的电话并不多，尹平和李雪丽也反映，来到武汉已有三个星期，来求助的医护人员只有寥寥几位，“在这方面，他们普遍比较含蓄。”

尹平认为，这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目前抗疫尚未结束，很多医护人员仍处于“战斗”的紧张状态，还没有完全松劲，不能松懈，心理方面的问题被压抑住，表现不明显；另一方面，医护人员这个职业有救死扶伤的使命感和崇高感，这让医护人员群体轻易不寻求帮助，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帮助。在他们看来，如果承认自己存在心理问题，好像就承认自己无法承担抗疫这样有挑战性的工作一样。

与尹平一样，肖劲松也坦言，医护人员被公众歌颂为“英雄”，他们多数不太愿意流露出自己脆弱、需要帮助的一面。

肖劲松透露，待到抗疫结束时，医护人员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问题将逐渐凸显。

尹平表示，绝大多数的医护人员可通过自我调解的方法自行恢复，只有少数人，可能有性格或基础性心理问题的存在，需要专业人士进行心理干预。对于前者，专业人士的心理干预，可以帮助其恢复得更好更快，对于后者，专业人士的帮助或能使他们走出心里阴霾。

肖劲松介绍，中南医院心理咨询团队已制定疫情结束后的心理辅助计划。届时，该团队将以团体咨询的形式，逐一对各科室的医护人员展开心理咨询，为医护人员提供一个宣泄情绪的契机，让他们收拾心情，重整旗鼓。

（文中牛莉、张晓晴、吴亮、张城、肖凌、刘毅、陈洁茹、刘舒敏、柳雯均为化名）

（实习生 李娴 赵雨萌 闫彩琪 孟津津 张浩容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