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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人物：张灵恩 | 我在非典战场，儿子在新冠前线
原创 胡佳璐 复旦青年
3月13日上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两名新冠肺炎确诊患儿痊愈出院，上海市实现新冠肺炎确诊儿童病例清零。复旦青年采访到了儿科医院教授张灵恩，她在17年前曾参与上海的非典救治工作，如今，她的儿子也奔赴了武汉前线。
对于奔赴前线的儿子，张医生表示：“他们关在里头蛮辛苦的，6个小时才出来休息一趟。他会在微信里给我发几个字说一下他的情况，我只要知道他平安就好。”
复旦青年记者 胡佳璐 整理
张灵恩：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教授。1960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儿科系, 毕业后在儿科医院工作。先后曾担任儿科医院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副院长、内科主任、重症医学科主任等职务。获国务院特殊津贴。荣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上海市抗击非典模范工作者、上海市高尚医德奖、上海白玉兰医学巾帼成就奖。曾任中华急诊医学会儿科学组副组长, 中华儿科学会急诊学组副组长,《中国实用儿科杂志》常务编委, 《小儿急救医学杂志》编委等职务。1977～1979年曾参加中国援外医疗队，赴非洲多哥洛美国家总医院分院工作。多年来从事小儿呼吸科和重症医学科的医疗、科研和教学工作, 专业特长为小儿呼吸系统疾病和儿科危重症抢救。对小儿支气管哮喘、反复呼吸道感染、重症肺炎及儿科各种危重症疾病的急救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曾获得卫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主编和编写专著15本, 撰写论文70余篇。
（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微信公众号）
2020——“感觉疾病放过了儿童”
Q：目前儿科医院收治的小患者有什么特点？
A：这次的儿童患者中要么是病人自己或者家里人有湖北接触史，要么是从湖北那边来的。现在蛮多已经出院了，出院的标准是必须两次核酸检测都呈阴性，其实有的孩子状态已经挺好了，但是核酸检测不呈现阴性，这种也不能出院。
Q：这次诊治新冠儿童患者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A：目前儿童诊治上还没有，现在感觉疾病放过了儿童，最多可能是发烧，但是还没像成人那样呼吸紧迫要上呼吸机。
Q：新冠肺炎中儿童治疗和成人治疗难度上有什么区别？
A：儿童跟成人有一些区别，成人可以听你的话，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儿童他不听你的，他看到你全副武装的他都吓坏了，会哭闹。我们科院的专家组每个星期要开两次会，周二、周五各一次，都是会诊这些小病患，院长跟全院的专家会把这些病人的病史情况都报告给大家，然后就在专家组里头商量一些病情相关的问题。小患者出院之前也要专家组商讨过之后再决定是不是可以出院。
Q：新闻上提到7个月大的新冠小患者出院的时候，他妈妈说医护人员都把孩子给喂胖了。
A：是的，这也反映我们传染病房的医生和护士很辛苦，孩子进来的时候父母都是不能陪同的，都是我们的医护人员来护理，他们付出蛮多努力的。
2003——市长把全市的儿童交给她
Q：当年SARS期间您还去过疫情严重的广州请教过治疗经验？
A：当时我是中华儿科学会急诊组的副组长，去广州开会时学组里有一个成员曾其毅，他是广州市儿童医院的院长，他说他们医院已经收治了一个房间的SARS儿童病患，我说那我跟你去看。然后我在他们医院隔离病房外隔着玻璃看那些儿童SARS患者，我就向他请教，让他给我看看病患的片子，他很好，把患者肺损伤的片子都给我看了。我说你给我拷一份，那时候还没有现在的这种U盘，给我拷的是一个软盘，我就带回来了。回上海后就在北京西路中华医学会大礼堂里给上海儿科的医生们讲了几次。因为当时SARS对大家都是陌生的东西，看片子是很有特征性的，这样对上海小儿急救的医生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让他们做到心中有个底，知道万一碰到了SARS该怎么来认识它。
Q：当时非典的时候，关于您的报道里有一句话，是当时上海市市长对您说的：“全市的儿童都交给你了”，当时您是怎样的心情？
A：SARS的时候因为我们医院是定点医院，我又是市里头专家组的成员，心里是有一点紧张的，主要是怕漏掉。我刚刚把我那本子找出来了，这是非典当时我的日记，从3月18日开始，然后一直到6月20日结束，这上面记了我们每天的工作日程、收治的疑似SARS病人的情况。那时候不像现在可以用电脑，当时就用笔记的。这本SARS时候的工作本子我没丢掉，跟当时的照片一起，都放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
Q：SARS的时候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件吗？
A：有一次整个学校的小孩都发烧了，学校那边把孩子们留在学校里，不敢放回家去，因为万一是SARS的话，那不得了，所以当时卫生局局长就等我们上医大的儿科专家去，让我们去检查这些孩子到底是不是SARS。去了以后，我们看见这些学生在操场里蹦蹦跳跳的，玩得很开心。我们对每个孩子都做了体格检查也采了血，不过血样没办法当场马上做检查，要送回公卫做，但我们感觉这些小孩不太像SARS。
后来弄到夜里十二点多，卫生局需要专家组的意见，到底是不是SARS。当时觉得责任很大，因为你如果判断错误的话，这么多学生都回了家，那整个镇都要传染。后来我们几个专家经过慎重研究，就签了字，把孩子们都放回了家。第2天早晨实验室检测结果出来，果然这些孩子都是副流感，不是SARS，我们大家这才把心放下了。当时我们几个专家还开玩笑说：如果判断错误，真的是SARS的话，我们三个人怕是饭碗不保了。
Q：2003年SARS时期，上海的感染情况如何？
A：SARS的时候上海防护做得挺好，那时候上海虽然SARS病人很少，但是市卫生局局长马上组织了上海市专家组，我是专家组里唯一一个儿科方面的成员，那次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上海没有一个儿童发生SARS，有几个从北京过来的成人病患情况比较严重，但是都没有到要用呼吸机的程度。这次武汉那边有好多成人都出现呼吸窘迫综合征，而且死亡人数也不算少，还有不少医生都感染去世了。
“随时都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Q：您在SARS之前还有过哪些紧急的公共卫生事件防治经历吗？
A：在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医学院四年级同学就跟着五年级的同学下乡，去青浦防治过血吸虫，那时候一整个公卫系的老师都在那边带队。佘山原本有个非常漂亮的天主教堂，青浦的渔民就一批一批开船过来，到教堂那里治疗。我们采样渔民的粪便做孵化，然后检测，如果检测出来是血吸虫阳性的话，就要打锑剂。五年级的医学生在那给渔民打锑剂，我们四年级的给他们洗针筒、做后勤准备。就这样在佘山上好几个月，等到所有生产队名单上血吸虫阳性的人都来打完锑剂我们再离开。
后来我们儿科系的人到过陈云的故乡青浦练塘镇，那个地方没有血吸虫，但是有血丝虫病，这种病会导致人的淋巴管堵塞，人的腿就变得像大象腿。这个血丝虫白天是不出来的，要到半夜里，它才会到人体外周血循环，所以我们都是晚上半夜三更12:00左右才出发去采样。生产队给我们发名单，不能漏掉一个人，我们就一家家去敲门，在他们的耳垂里扎个血、涂个片，放我们箱子里头，第2天早晨再给血片染色。那个时候农村里苍蝇还很多，我们血片不敢放在外头，怕苍蝇来吃血片上的血，我们就拿个帐子支起来，然后躲在帐子里看血片，如果是丝虫阳性的就报告给生产队队长，之后再给他们发药治疗。中午再出发坐生产队的船去下一个生产队，这样我们给4个公社都做完了血丝虫的普查。
我1960年从上医大儿科系毕业到儿科医院工作，那时候正好三年自然灾害很严重，所以上海就从各个医院抽人组成了医疗队，去到山东胜利油田那边救援。参加医疗队的时候我才刚工作2个月，医疗队里儿科医生只有我一个，其他都是成人科的。当时还没有发现胜利油田下面是石油，那地方寸草不生，我印象很深，去到那里看到的遍地全是黄的，没有绿色。我大概在那里待了三个月，除了在济南吃了一顿饭，其余的时候天天就是吃地瓜面烧的糊糊、地瓜干，那地方灾荒很厉害，基本上没有什么可吃的，因为饥饿而死的灾民很多。
Q：您在上世纪70年代还援助过非洲？
A：1978年到1981年差不多两年半时间里，我随援非医疗队去过多哥，那个时候我儿子还很小。当时去了中途是不能回来的，两年半后才能回来。而且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微信，当时都是写好信交给大使馆，大使馆帮我们把信带回去，然后再把国内的信带到非洲给我们，一个月大概通一次信。现在多哥这个国家还是很穷，听说几乎和我们去的那个时候没什么大变化。在那里我主要是看儿科门诊，病房也有，但是真正要住病房的人不多，他们那边最多的就是呼吸道疾病、疟疾、结核病。
Q：从上世纪60年代您参与公共卫生防治到现在差不多60年中，您觉得中国的公共卫生防治体系建设的成果怎么样？
A：现在肯定是比当年完备多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先是大跃进，接下去又是三年自然灾害，公卫体系还不是很完善，但是我觉得上医卫生系的老师做得很好，把我们这些学生都派上用场，去做血吸虫、血丝虫的防治，学院四五年级的学生那个时候已经蛮有独立能力了，可以做这些事情。那个时候毛主席有指示的，就是一定要把血吸虫病治好。
Q：您觉得这次新冠肺炎和2003年的SARS相比，我们的政府、医院，包括整个社会，对于公共卫生事件防治有哪些进步的地方，或者说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A：以前跟现在肯定不能比了。一方面当时老百姓的文化水平以及公共卫生知识的普及肯定不及现在，另一方面当时的卫生条件也不是很好。那个时候你想想看为什么有血吸虫？因为农村里环境条件不是很干净，农村里有的在这边刷马桶，那边同时还在洗菜。现在卫生条件好多了，大家卫生意识强，卫生习惯也养成了。17年之前，上海在SARS防治方面总的来说组织得还是比较好的，卫生局的领导都是亲自带我们做防治工作，给我们在那开会，还是挺辛苦的。
Q：您是什么时候入的党？
A：我是1959年入的党，到今年正好是60年的党龄了。我入党后随时都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基本上派什么任务给我，我都不讲价钱，作为一个党员，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自己也没觉得做这些东西是勉强的。点到我做，那我就去做，我觉得我们很多党员都是这样，像我的老师他们都做的很好，他们是我们的榜样。
医心传承——“我只要知道他平安就好”
Q：您家人也有从医的吗？
A：我父亲也是医生。我父亲是开私人诊所的，各类病症、病人都看，但更偏重于儿科方面，他一直做到挺大的，解放以后就去区卫生所里当所长了。小的时候爷爷奶奶带着我在诊所里，我有时候会看他们怎么去弄药膏，不过也都是小时候的印象了，也不一定。后来上高中以后，比较之下我觉得读医比较好，可能也是受到了爸爸的影响，最后我填了儿科系的志愿。
我儿子是龙华医院的医生，他现在在湖北方舱医院里。
Q：您儿子出发去武汉之前是什么时候跟您说的？
A：他们的医疗队组织得非常匆忙，那天他没跟我说他报名了，就说他们医院要组织医疗队，然后第2天早晨9:00左右就出发了。很匆忙，我也没和他说上什么话，他行李都没有理完，身上穿着毛衣、羊绒衫就走了。到那儿之后，他媳妇再给他打包棉袄，叫龙华医院寄过去的。
Q：除了担心之外，您对于儿子这次去武汉还有什么别的感觉？
A：我觉得他应该去锻炼的，从他毕业到现在也没这种机会出去锻炼过，不像我们以前那会儿，一会儿跑这一会儿跑那医疗救援。
Q：这次疫情爆发正好是过年的时候，原本打算过年这几天怎么过？
A：我们家过年很简单的，往年也是，儿子当医生要值班的，我们就大家在一起吃个年夜饭就好了。今年换了一个地方，到武汉值班去了。
Q：您儿子去了之后有打过电话给您或者是和您视频吗？
A：他可能没时间视频。他去的时候大概培训了一下，然后等方舱医院建好了，他们就进去了。我想他们关在里头蛮辛苦的，6个小时才出来休息一趟。他会在微信里给我发几个字说一下他的情况，我只要知道他平安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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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抗疫人物：张灵恩 | 我在非典战场，儿子在新冠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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