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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土路2567号往事

2020-03-16 20:31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叶永烈上海老底子

2005年6月24日，叶永烈在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门口留影

如果有谁问：“《上海滩》杂志编辑部现在哪里?”我会随即回答：“斜土路2567号。”为什么我对这个地址如此熟悉?那是因为我曾经是那里的“老土地”（沪语，意为老居民或老员工），在那儿整整度过了18个春秋。

第一个工作竟是“审查影片”

时光倒流。我第一次来到斜土路2567号，是在1963年初秋。那时候的斜土路，不是现在的柏油马路，而是用花岗石块铺成的高高低低的弹硌路，人称“又斜又土”——虽说斜土路本义是因斜桥至土山湾而得名。斜土路很长，也颇荒僻，马路两边大都是用涂了沥青的黑色竹篱笆围起来的工厂，不见百货商场，也没有像样的高楼。走过一家烟囱冒出怪味气体、以生产“飞机牌”染料著称的上海华元染料厂，便见到蓝底白字的“斜土路2567”门牌。大门口，挂着一个白底黑字木牌，自上而下写着“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简称“上海科影厂”或者“科影厂”。

当年，我23岁，刚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这家电影厂担任编导。如今《上海滩》杂志编辑部所在的漂亮高楼是新建的。那时候，走进大门，右边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楼下分别是传达室、医务室、阅览室，楼上则是不断飘出琴声的音乐组；左边则是一幢砖木结构三层楼房，青砖砌成的外墙上嵌着一扇扇漆成咖啡色的木窗。这幢三层楼房是办公楼，底楼是财务科。沿着红漆木楼梯上了二楼，则是厂长室与生产调度科。再上一层楼，是编辑室以及翻译片室。办公楼坐北朝南，我的办公桌就在编辑室靠窗的地方，洒满阳光。

来到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之后，第一年为见习期。厂领导分配我做的第一个工作是“审查影片”。

所谓“审查影片”，就是把厂里历年来摄制的所有影片全部审看一遍。这样，使我有机会全面了解上海科影厂十多年来拍摄的影片。如今回想起来，这第一课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合适的。

“审查”什么呢？遵照“上面”的指示，主要就是审查涉及苏联的内容。当时，中苏关系恶化，必须删去电影中“过时”的画面和解说词。比如，画面背景上有一幅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握手的照片，这个镜头就得删去；解说词中有一句“在苏联的无私帮助下”，也必须删去。凡是歌颂苏联成就的影片，要划入“停止发行”的范围……

每天一上班，我就推着一辆小车，横穿斜土路，到南部片库──电影拷贝的仓库，领取一大堆装在圆形铁盒里的电影拷贝。上海科影厂分南北两部。北部是斜土路2567号，南部是斜土路2570号，南北两部的大门隔着弹硌路相对而立。南部的面积比北部更大。

片库是一幢钢筋水泥建筑物。当年，空调是稀罕物，片库里却安装了大型空调，因为电影拷贝必须保存在恒温恒湿的环境之中。片库后面是动物园，拍摄科教片需要用的动物，就养在这动物园里。片库旁边是两层楼的单身职工宿舍，新来乍到的我，就住在楼上的一间宿舍里。

我推着装满圆形铁盒（电影拷贝）的小车，再度横穿斜土路，来到北部，来到办公大楼北面的一幢两层楼房。那里楼下是标准放映室，即第二放映室。楼上是第三放映室和幻灯片组。

在电影厂里，有着大大小小的放映室。南部的大放映室像礼堂，可以容纳全厂职工一起看电影。全厂大会也都是在那里召开。另外，作为电影厂的“福利”——免费招待职工家属观赏新拍摄的故事片，也在大放映室。

北部的第二放映室，可以坐二十来人。那里的放映影片的声光条件最好，通常是摄制组观看拍摄的样片以及厂艺术委员会审查新近完成的影片的地方。

第三放映室是最小的一个放映室，只能坐几个人，银幕只有现在的60英寸电视机那么大，而且画面发黄。那里通常是解说员在导演指导下，排练影片解说的地方。厂里有男女解说员各一人。在给影片配解说词时，哪一句话配在哪个画面上，必须很准确，讲早了不行，讲晚了也不行，所以要把影片一次次放映，解说员在那里一次次排练，导演在一旁不断纠正，直至符合要求，才进入录音棚录音。这一回，负责审片的，连我在内只有三个人，所以就在小小的第三放映室放映影片。我把一盒盒电影拷贝搬上楼，交给放映员，然后坐到放映室的小桌子前，桌上有一只带罩的小灯，幽幽的灯光仅把桌面照亮。桌上放着记录纸。看到影片中有什么问题，当即作记录。

我从小就爱看电影，但是从来没有在一天之内看七八个小时的电影。进入电影厂之后，看电影便不再是消遣，而是工作，或者是“业务学习”。整整两个多月，我每天闷在黑古隆冬的放映间里，看了一部又一部影片，把厂里摄制的所有影片全部看了一遍，来了个“影片总检阅”！

在审查影片的时候，必须全神贯注，眼睛要注意画面的任何一个细小的局部，有无赫鲁晓夫照片、有无苏联国旗之类；耳朵则必须注意谛听每一句解说词或者对白，有无歌颂“苏联老大哥”之类的话。凡是发现了问题，我随时作记录，然后填进表格，作出处理意见，上报上海市电影局，再上报文化部电影局……

我没有上过电影学院。这两个多月审看影片，等于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电影入门课。过去看电影是“看热闹”，如今看电影则是“看门道”。自从参加审片工作之后，我养成了写“看片心得”的习惯。每看完一部电影，总要在《看片笔记》上写下我的观感。这些观感，不同于通常的电影评论，而是记下种种电影“门道”，诸如什么镜头的蒙太奇组接有新意，哪个片头字幕设计不错，哪个电影特技运用得好……

1976年5月，担任导演后的叶永烈在上海杂技场拍摄电影《驯兽》

拍过《桃李劫》的摄影棚

完成审片工作之后，我被调往摄制组，每天在南部厂区工作。

一进南部大门，右侧是一幢二层楼房，至今仍保持原样。当时楼下是食堂，楼上则呈“非”字型结构，中间是走廊，两侧一间间小屋，是一个个摄制组的办公室。

我在那里上班，起初是给导演杜生华当场记。当时上海科影厂有不少资深导演，杜生华就是其中一位。他是山西榆次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了故事片《儿女亲事》，1953年调到上海科影厂。他是厂里得奖最多的导演，人称“科教片厂的庄则栋”。根据《十万个为什么》改编的《知识老人》，就是他导演的。

每天一早，在摄制组办公室放下拎包之后，我便进入摄影棚做准备工作。摄影棚在南部大门的左侧，那是又高又大又奇怪的房子。说它高，起码有三四层楼房那么高；说它大，起码有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大；说它奇怪，是因为这么大的一座房子居然没有一扇窗户。虽然有一扇大门，可是“门虽设而常关”，人们只是从一扇小门进进出出。这房子的墙很厚，门也很厚，小门、大门的门框四周都钉着橡皮，门上写着“随手关门”。

这古怪的房子，就是专门用来拍摄电影的摄影棚。棚里没有一根柱子。它造得那么高大，就是为了便于在里面搭出各式各样的布景；它没有窗子，是为了不让太阳光射进来；它门户紧闭，墙又那么厚，为的是隔绝外界的杂音。在摄影棚内的四壁，铺着一层吸音板，防止产生回音。

跟相距不远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三角地摄影棚相比，科影厂的这个摄影棚算是小棚，却有着悠久而不凡的历史。这个摄影棚最初是由上海影戏公司老板顾无为兴建的。1933年，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司徒慧敏等在这里创建了上海电通影片公司（简称“电通公司”）。1934年，电通公司租借顾无为的这个摄影棚，拍摄了早期有声电影《桃李劫》。《桃李劫》获得了巨大成功后，电通公司再接再厉，继续租借这个摄影棚拍摄第二部影片《风云儿女》。可是，刚刚开始拍摄，新华影片公司的张善琨出价更高，顾无为就把这个摄影棚租给张善琨拍摄《红羊豪侠传》。电通公司不得不迁至荆州路405号岭南中学，租借该校室内篮球房拍摄《风云儿女》。影戏公司的这个摄影棚，后来曾经被许多影片公司租借。1948年，清华影片公司在此拍摄了影片《大团圆》。

我有幸在这个摄影棚里工作。在做准备工作时，摄影棚里只开着几盏工作灯。到了拍摄时，顶上许许多多很大的照明灯亮了，摄影棚里如同白昼。

1999年，叶永烈与老厂长洪林（右）合影

洪林任命我为“内片”摄制组长

后来，洪林被“解放”，作为“革命干部”进入领导班子。给我印象很深的是，1976年春末，洪林突然找我谈话，任命我为上海“内片”摄制组组长兼导演。这一任命，不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也使我的同事们都惊讶万分。因为我这样的“臭老九”，怎么可能去拍摄“内片”呢？当时的所谓“内片”，是保密性极高的影片。进入“内片”摄制组的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

接受任命之际，我理所当然提出自己的疑问。经过洪林解释，我才明白，这一“内片”是“中央直接交办”的，必须限时限刻完成。这些“内片”，并不是关于原子弹、导弹、卫星之类的保密片，而是专为中央首长拍摄的娱乐性影片──代号为“文集内片”。当时，对这一“内片”的要求是质量高，速度快，限时限刻完成。任务下达之后，必须在半个月甚至一星期完成影片——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速度！后来才知道，这些影片专供病重的毛泽东观看，在北京与上海两地分别成立“文集内片”组，所以当时提供的拍摄条件是最好的。尽管厂里资历比我深、经验比我丰富的老导演多得是，洪林却决定起用我这个36岁的青年导演。洪林以为，为了确保如期完成“中央直接交办”的“文集内片”，必须挑选“手脚快”、年富力强的导演。我在同行之中向来有着“快手”之誉，不仅剧本写得快，拍摄影片也快。于是，在毛泽东病重的那些日子里，我变成了“忙人”，集编导于一身——自己写分镜头剧本，自己导演，成天“泡”在摄影棚里。我又兼任组长，负责摄制组50多人的日常工作。我没有辜负洪林的期望，从1976年5月初到9月9日毛泽东去世，短短4个多月中，完成了9部舞台纪录片（总共12本拷贝，每本拷贝可以放映半小时）。

粉碎“四人帮”之后，我连年成为厂和市电影局的先进生产者，因为我每年完成的影片总是导演中最多的。1979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洪林显得很高兴，说：“从此我们厂有两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了。”1979年3月12日，文化部部长黄镇与中国科协副主席刘述周在北京主持仪式，给我授奖。黄镇部长说：“今天宣读了文化部和全国科协关于表彰上海科影厂叶永烈同志的决定，目的就是要调动我们整个科教电影战线广大创作人员、技术人员、生产管理人员的革命积极性。”

1980年3月，我导演的社会教育片《红绿灯下》，获得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洪林为我获奖而高兴。

1981年我奉命调往上海市科技协会担任常委，从此离开了斜土路2567号。不过，我很怀念在那里度过的18个春秋。路过那里时，常常忍不住踱了进去，寻找当年的踪迹，回忆难忘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