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著述新考

原创 张玉亮 中国出版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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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关键词

【发表】本文刊于《湘学研究》2019年第2期

【摘要】关于谭嗣同研究的著述汗牛充栋，一些学者认为已达到较高的高度和“饱和程度”。本文试图以谭嗣同本人记述为基本材料，通过史事考订，对谭嗣同的重要著述“三十以前旧学”“三十以后新学”和《仁学》之刊行提出新见，号召有志者一起发掘谭嗣同这座看似开掘“饱和”实则蕴藏丰富的宝藏。

【关键词】谭嗣同；唐才常；三十以前旧学；新学；《仁学》；梁启超

关于谭嗣同研究的著述汗牛充栋，一些学者认为已达到较高的高度和“饱和程度”。本文试图以谭嗣同本人记述为基本材料，通过史事考订，对谭嗣同的重要著述“三十以前旧学”“三十以后新学”和《仁学》提出新见，力求将谭嗣同著述研究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推进。

一、关于“旧学四种”

据《刘善涵集》之年表，刘于光绪十七年春考入武昌两湖书院。两年后唐才常也至两湖书院。这样，自光绪十六年随父谭继洵赴湖北巡抚任的谭嗣同，得与同乡好友刘善涵、唐才常聚首武汉，时常切磋。甲午、乙未之间，中国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些热血的湖湘志士，也密切关注着时局发展，并时时校正自己的人生方向。谭嗣同“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以下简称“旧学四种”）的刊行，就是颇具象征意味的出版事件。

谭嗣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中，收录了他与挚友唐才常的书札三通，以及联语一幅、五律一首。三通书札对研究谭嗣同著述刊行过程颇为重要。其第二通云：

谭嗣同致唐才常

绂丞同门足下：

昨寄近刻，到否？三十以前旧学凡六种，兹特其二，余待更刻。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境能生心，心实造境，天谋鬼谋，偶而不奇。故旧学之刻，亦三界中一大收束也。

前人研究谭嗣同，多征引此信以阐发“旧学四种”作为谭对旧学总结、决裂的思想意义，其实这封信对于考订“旧学四种”的刊行过程，厘清一些论著中尚可商榷之处，也具有重要价值。

01

刊行时间

此信中提到：“又尝语淞芙曰：‘大地山河，了了到眼。’”按此语出自谭嗣同《寥天一阁印录跋》：“维丁丙之春，伏遇大善知识刘淞芙者，笃嗜愚鄙所造语言，虽我亦不能名其故，殆灵山法会早种此因耶？偶又索手镌印章，印之此幅，兼令跋其意。大地山河，了了到眼，更无处可容言说，因为谨录摩诃衍大方广唐译《华严》一小品，以见印玺亦佛所用心者也。”此跋语赖刘善涵之《寥天一阁印录序》转录，此序称：“余自金陵告归，谭子出以志别。”刘善涵离开南京的时间，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据《刘善涵集》中之年表，在“二月十五日”。

此信前为《金陵测量会章程》和《吴铁樵传》。按《金陵测量会章程》草拟于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前后，出现在郑孝胥本年二月十一日之日记中，以及谭嗣同于本年二月十四日写给汪康年、梁启超两人的信件中。

图：《知新报》20册之“学会彬彬”载金陵测量会

《知新报》第20册亦载“金陵新设测量会”事，并言“谭君复生嗣同倡议，草定章程九条”（按，实为十条，据后文详列十条章程之名目，可知其为笔误），此册虽然刊行于本年五月二十，但考虑到《知新报》是在澳门出版，所以该报获知此消息当在更早。而吴樵则卒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可参谭嗣同所撰《吴铁樵传》。

据此，“旧学四种”中，至这通书札所发出之时，亦即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下旬或之后，还仅仅只有前两种付梓，而此时刘善涵则已离开南京前往上海。

02

刘善涵在“旧学四种”刊行中的作用

刘善涵作为谭嗣同最为要好的同乡挚友之一，对“旧学四种”的刊行功不可没。一些专以交游为主题的论著，对此未加论述，如丁平一《谭嗣同与维新派师友》；而在另外一些记载中，则有尚可探讨之处。《刘善涵集》之年表云：“教授谭嗣同侄儿谭传炜读书，同时帮助整理校刻谭嗣同《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

以笔者所见，贾维先生《谭嗣同与晚清士人交往研究》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最为平允：“刘善涵钦佩嗣同的为人和才华，对谭氏文字极为珍惜，平日交往之余，注意代其收集和整理。嗣同在《莽苍苍斋诗补遗序》中说：‘刘君淞芙独哀其不自聊，劝令少留，且捃拾残章为补遗，姑从之云尔。’致刘氏函又云：‘承代搜残稿，此名士之流落不偶，得足下拂拭而大用之，在施者不期报，而受者亦思自奋矣。’”按该书札作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七日（1895年1月12日）。

如前文所述，刘善涵离开南京到上海后，“旧学四种”也仅仅是仅前两种付梓、“余待更刻”。而且，据存世版本来看，前两种为刘善涵题，后两种为唐才常题，这一变化也耐人寻味。尽管无其他史料佐证，但同样地，刘善涵协助整理刊行“四种”之说，在无进一步史料支撑前，似亦当存疑。

03

四种还是六种

“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现存四种，故笔者在参与整理“新编戊戌六君子集”之《谭嗣同集》时，根据四种从未单行的实际情况，将其合编为“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以期“整旧如旧”（吴仰湘先生在该书发布暨研讨会上点评语）。但后来根据深入分析，笔者此举也不无疏失。

从存世版本来看，从来未见“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之文献依据，金陵初刊本的牌记，仅仅是“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第╳种”。前引谭嗣同致唐才常书札中云明确提出，“三十以前旧学凡六种”，一个“凡”字，透露出写此信时，谭嗣同已将自己对旧学的总结与编次基本确定，总共六种，先行付梓的仅是前两种而已。因此，从文献整理的规范来说，“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其实是包括笔者在内的后来者根据现存种数所编，至多只能加引号，而不可加书名号。谭嗣同原先的出版计划为六种，至于是刊行四种而作罢还是最后两种刊而未印抑或其他情况，文献无征，值得暂付阙如。但我们可以根据谭嗣同著述中的一些记述发挥一下想象。

谭嗣同在《三十自纪》中总结道：

谭嗣同《三十自纪》

今凡有《寥天一阁文》二卷，《莽苍苍斋诗》二卷，《远遗堂集外文初编》一卷、《续编》一卷，《石菊影庐笔识》二卷，《仲叔四书义》一卷，《谥考前编》二卷，《浏阳谭氏谱》四卷，都十五卷。又《纬学》，翼经也；《史例》，书法也；《谥考正编今编》，名典也；《张子正蒙参两篇补注》，天治也；《王志》，私淑船山也；《浏阳三先生弟子箸录》，欧阳、涂、刘也；《思纬吉凶台短书》，甄俗也；《剑经衍葛》，武事也；《楚天凉雨轩怀人录》，思旧也；《寸碧岑楼玩物小记》，耆古也：未成，无卷数。惟《史例》有叙。

其中，《浏阳谭氏谱》四卷，据谭嗣同收入《寥天一阁文》卷二的叙例称，“凡为世系十，图十，家传十三，叙例目录终焉”，而其中家传十三亦皆收入《寥天一阁文》卷二。《寥天一阁文》已为旧学之第一种，则《浏阳谭氏谱》被谭嗣同列入旧学六种之中的可能性相对较小。那么，“旧学六种”中除目前已见的四种之外，另外两种最有可能的就是《仲叔四书义》一卷和《谥考前编》二卷了。

据《仲叔四书义》之序言，此为收录谭嗣同与其兄谭嗣襄四书文的集子，“仲兄仅乃著录其二，知不欲以此见也”。《极蠹歌并叙》之叙云：“先仲兄手书，亦既联为大卷，乃开罪脉望，毁于柔口，生而不阅，死无幸焉，相苦亦何迫耶？”《远遗堂集外文初编》之自叙云：“乃克检仲兄遗文手书一通，单辞夺简，莫成卷帙，言行之大，见于行述志名及哀诔之文，无所离丽，命曰《集外文》尔。”可见谭嗣同对于仲兄嗣襄去世之哀悼、对其遗文之珍视，单辞夺简，莫不宝重。《仲叔四书义》也是反映两兄弟同窗共读的制义之作结集，可惜最后因故未见刊行。

《谥考前编》二卷，今已难获见。前辈学人对目前已散佚的谭嗣同著作进行了颇有意义的梳理与研讨，其中《谭嗣同早期佚著探隐》较为重要。该文通过内容相关性的比勘认为：“谭嗣同 12 种早期佚作，除《谥考前编》、《谥考正编今编》、《仲叔四书义》、《剑经衍葛》和《史例》5 种，其内容已经遗失外，其他7种，即《王志》、《张予正蒙参两篇补注》、《纬学》、原《思纬吉凶台短书》、《浏阳三先生弟子著录》、《楚天凉雨轩怀人录》、《寸碧岑楼玩物小纪》等，其部分内容仍然保留于《石菊影庐笔识·思篇》之中，为我们分析和研究谭嗣同早期生活和思想提供了重要线索。”其实，在《石菊影庐笔识·学篇》里，保存了谭嗣同对古代谥法的研究心得，第二十四则云：

《石菊影庐笔识·学篇》二十四

谥法之义，有裨于形声训诂者。如“仁义所往曰‘王’”，“从之成群曰‘君’”，“敬事供上曰‘共’”，“执事坚固曰‘共’”，“执礼敬宾曰‘共’”，“温年好乐曰‘康’”，皆六书之学。故《周书·谥法》一篇，释说字义，当与《尔雅》、《急就》同科，未可忽略读之。又凡古人之字，必与命名相表里，或相因，或相反，莫不各有义焉。取其相因者汇为一书，往往得三代以前古训为后儒所不达者。因知假借、引申之所自，且又可以解经，如公山不狃字子泄，可证《释兽》阙泄多狃，而订王引之《周秦名字解故》之误。言偃字子游，可证许慎之说，冉耕字伯牛，可证牛耕之不始于秦之类。暇当辑为《唐以上名字解诂》，与王引之及近人俞樾《春秋名字解诂》，用意微别。

可惜的是，谭嗣同关于谥法的论述，当下仅存此吉光片羽，无论当时已完成的《谥考前编》，还是未完成的《谥考正编今编》，今皆散佚。

至于原定计划的六种为何刊行了四种后就未再继续，我们已难以确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一直对“日新”保持高度自觉的谭嗣同，在此期间，把对“新学”的关注、学习、研究与著述，排到了日程表越来越靠前的位置。

二、关于《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

与“新学”著述

“旧学四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谭嗣同生前亲自编纂并刊行的著作。其后，他开始了“新学”的学习、研究与著述。这其中，就有一部尚未编定的著作，即《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此书目前已知稿本、刊本两个版本。

对稿本最早进行整理刊布的是《湖南历史资料》。该刊创刊于1958年初，为季刊，据发刊词，是相应“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而创办的。该刊1959年第4期刊发了《“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未刊稿》，编者按云：“谭嗣同的‘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该本，为张篁溪收藏。原稿凡一百四十八页，书面有谭氏手书签题及‘乙丁之际’字样。原稿首页书名下有‘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后新学第二种’十四字，后复涂去。文中且多增改之处，字迹与谭氏其他笔札相同。封面及书底之里页为当时两湖公文书之官封所改装，似亦当时原物，其为谭氏手订之稿无疑。”

而当年参与编纂三联书店版《谭嗣同全集》的方行先生的两份回忆，也颇有参考价值。在《谭氏两书编印琐话》一文中，方先生道：“忽闻北京张次溪藏有谭氏《秋雨年华之馆从脞书》未刊手稿，即托友人向他商借一阅。据答借是可以，但要有偿，且索价不菲。我亟求得读，立即照数把款汇去。不久书寄来了，我与顾廷龙同阅，原疑为刊本之底稿，经校确为另本，我们为慎重起见，特向谭氏老友曾为两书题签的张元济（菊生），请他鉴定，时菊老因中风仰卧在床上，他逐页翻阅，认为是谭氏手笔。言未竟，突然有感而泣，两颊涨得通红，我们大惊，劝他镇静，才渐渐平复。概菊老睹物思友，激起旧情，而难以控制。此书稿后归湖南历史研究所，并发表在《湖南历史资料》上。”

在自印本的回忆录中，方行先生记述道：“解放后，听说北京有人有一册谭嗣同的手稿本（即《秋雨年华之馆从脞书》，收藏人张次溪）。我向收藏人借，他说借阅可以，但是要50元，我就汇了50元给他，不久书果然寄来了。我和顾廷龙一看，里面有的是抄件，有的确是谭氏真迹，是有涂改的文稿。我们商量请张元济看看真伪，于是，一起去上方花园拜望张元济。张元济这时九十岁了，中风了，但人情况还是好的。他躺在床上，床上放着个小茶几，我们把手稿放在小茶几上给他看。张元济一看之下，竟然‘啊——’一声大哭起来，脸涨得血红！他看到了老朋友的东西，哭了，真是百感交集，老泪纵横。当时我吓坏了，老夫子这么大年纪，有个什么不测怎么办，我怎么担得起这个责任！这样看来，稿本中的一些手迹确是真的。想买又买不起，我让顾廷龙拍份照片下来，也不知道这份照片现在在哪里。这个稿本后来被卖给了湖南历史研究所。”

按方氏为谭嗣同文献搜集刊布之功臣，以笔名“文操”刊行《谭嗣同真迹》，其评价具备相当的权威性，然文章毕竟为回忆性质，且前后两文所记有所参差，又未能备述判断为抄本的依据，判断“有的确是谭氏真迹”的依据则系“是有涂改的文稿”，录以备考，而暂且将此本仍称为“稿本”。

谭嗣同对《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的重视，在其被捕后致仆人的书札中也有所反映：

谭嗣同致胡理臣罗升

昨闻提督取去书三本，发下否？

再前日九门提督取去我的书三本：一本名《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二本《名称录》，现送还会馆否？即回我一信。

图：谭嗣同致胡理臣罗升

至于该书稿本如何辗转落入张篁溪之手，以目前文献恐难以考索了。

关于刊本，则有民国元年长沙刊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兴算学议》（合订一册），附于辛亥年重刊“旧学四种”之末以行。笔者于“新编戊戌六君子集”之《谭嗣同集》前言中已加考述，兹不赘述。

此处想要进一步探讨的是，谭嗣同手笔“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后新学第二种”字样。这一标识为我们揭示了谭嗣同对“三十以后新学”著述的初步规划。此成于“乙丁之际”者为第二种，那么第一种有可能是何著？

就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谭氏著述，成于三十以后且略早于“乙丁之际”的有两种，一是《兴算学议》，一是《思纬吉凶台短书》。那么，哪一种更有可能是谭嗣同的“新学第一种”呢？这涉及两书的公开刊行时间。

刊行《兴算学议》的动议，起于浏阳兴算活动中，发起人为欧阳中鹄。欧阳《与涂舜臣明经启先论兴算学书》作于乙未七夕，书云：“鄂中中丞初见及此，拟上变法疏，属稿已定。唐生才常、刘淞芙秀才善涵，肄业两湖书院，请先试于一县，中丞允之。其子门人嗣同具函复鄙人，洋洋万数千言，乞速起专任其事。……嗣同虽压于父命，不欲题名，而其前书所言，最为剀切详明，不得已为删去十分之二，再以鄙意加批加跋，用活字板刷出……兹特将稿专人送呈，乞加披阅。其原函及眉端批语，有应从删者，即请删节；或执事更加跋语，尤为征信。字数过多，检子需时日，令来足恭候，希交带回。”可见此《兴算学议》乃欧阳中鹄动议，寄给涂启先审订并参加意见后，以活字排版刷印的。欧阳《书兴算学议后》称：“因将嗣同此书，用活字板刷出，并以鄙意，加批于眉端，俾用传观，知非冒昧。”此文末署“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则此时《兴算学议》已经刊行，在后文《再书兴算学议后》（末署“中元日”）之前。

而《思纬吉凶台短书》则更为复杂一些。其刊行时间，笔者于新编《谭嗣同集》之前言已提出，目前所见最早版本为麦仲华所编《皇朝经世文新编》（前有戊戌年正月序）石印本。而完成时间，此著作所包括的叙、《报贝元徵》和《治言》三个部分，成于三个不同的时间。《报贝元徵》末署“甲午秋七月”，然文中有涉及甲午战败后签约事，则当系乙未年之笔误。《治言》完成最早，谭嗣同于前特地加有按语云：“此嗣同最少作，于中外是非得失，全未缕悉，妄率胸臆，务为尊己卑人一切迂疏虚骄之论，今知悔矣，附此所以旌吾过，亦冀谈者比而观之，引为戒焉。”论者多谓此《治言》系光绪十五年左右所作。值得进一步探究的是此篇叙言。

文中有言：“故观化学析别原质七十有奇，而五行之说不足以立。”按，关于化学元素（即文中所称“原质”），《仁学》中也有论及。《仁学》第十一则载：

谭嗣同《仁学》十一

或难曰：“草木金石，至冥也，而寒热之性异；鸟兽鱼鳖，至愚也，而水陆之性异。谓人无性，毋乃不可乎？”曰：就其本原言之，固然其无性，明矣；彼动植之异性，为自性尔乎？抑无质点之位置与分剂有不同耳。质点不出乎六十四种之原质，某原质与某原质化合则成一某物之性；析而与他原质化合，或增某原质、减某原质，则又成一某物之性；即同数原质化合，而多寡主佐之少殊，又别成一某物之性。纷纭蕃变，不可纪极，虽聚千万人之毕生精力治化学，不能竟其绪而宣其蕴，然而原质则初无增损之故也。……然原质犹有六十四之异，至于原质之原，则一以太而已矣。……

“六十四种”，《清议报全编》本、国民报社本作“七十三种”。本则下一“六十四”同。六十四种与七十三种之文字差别，无独有偶，也出现在梁启超《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的不同版本中，此序《清议报》本为：

梁启超《校刻浏阳谭氏仁学序》

今夫世界乃至恒河沙数之星界，如此其广大；我之一身，如此其藐小。自地球初有人类，初有生物，乃至前此无量劫，后此无量劫，如此其长；我之一身，数十寒暑，如此其短。世界物质，如此其复杂；我之一身，分合六十四原质中之各质组织而成，如此其虚幻。

“六十四原质”，《清议报全编》本、《饮冰室合集》本则作“七十三原质”。

根据汤先生考证，《清议报全编》本出版于《清议报》终刊（1901年12月21日）之后，且《全编》中提及《新民丛报》，《新民丛报》创刊于1902年，则《全编》本当在1902年出版。

清华大学邓亮先生在其论文《化学元素在晚清的传播——关于数量、新元素的补充研究》，列举了晚清时期化学元素（“原质”）种数的数种说法。其中64种之说最为普遍。这得益于傅兰雅和徐寿的《化学鉴原》（1871年）。当然，后来在《化学鉴原补编》（1875年）中他们又加入了一个元素镓，但若剔除实为化合物的伪元素镝则仍为64种。1896年南京汇文书院福开森与李天相合译《化学新编》，称“现时所察知之原质，已有七十余种，但罕见者居多”，然而所列出的“最要原质表”仅列举了44种较为常见的元素。直到1898年2月，《教务杂志》刊载了狄考文的《修订化学元素表》，才列举了71种元素，并增加了2种具有元素性质的化合物Ammonium铔（即铵）和Cyanogen蓝（即氰）。也就是说，七十三种之说，不当早于1898年2月。

据此，则《思纬吉凶台短书》的叙中所提七十余种，当在1898年，至早不会早于1896年。若如此，最终完成叙文的《思纬吉凶台短书》，似当在《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之后。那么“新学第一种”，以《兴算学议》可能性为更大。民国元年刊行《《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兴算学议》时合订为一册，或许正是冥冥中与谭氏本意相合的处理。

三、关于《仁学》

图：谭嗣同（右一）与梁启超（左一）

等维新诸师友合影

谭嗣同最重要的著作《仁学》，前人对其考论，较有代表性的是汤志钧《仁学版本探源》、印永清《仁学版本考》，以及日本狭间直树《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关于仁学的刊行与梁撰谭嗣同传》。兹就笔者所见，略作申说。

关于《仁学》的写作，各家著述颇多，且其中有矛盾之处，笔者认为，谭氏自家文字中之记述，当是更可信据的线索。

谭嗣同著述中关于《仁学》的记述，当始于《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所收之《与唐绂丞书》：

谭嗣同致唐才常

若夫近日所自治，则有更精于此者，颇思共相发明，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亦拟还县一游，日期又急不能定，大要归则甚速耳，彼时当畅衍，此书其先声也。

由此信可知，“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的《仁学》的写作计划，在此时已经有了。

在另一封给唐才常的信（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1897年4月15日）中，谭嗣同再次提到了这个计划：

谭嗣同致唐才常

乃嗣同蒿目时艰，亟欲如前书所云，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思绪泉涌，率尔操觚，止期直达所见，未暇弥纶群言，不免有所漏耳。

从“率尔操觚，止期直达所见，未暇弥纶群言，不免有所漏”的描述里可以看到，这时《仁学》已开始撰写，而且进展较快。

图：谭嗣同《酬宋燕生道长见投之作即用原韵》

值得指出的是，汤先生文章中引述章太炎《太炎先生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三年：“春时在上海……会平阳宋恕平子来，与语，甚相得。平子以浏阳谭嗣同所著《仁学》见示，余怪其杂糅，不甚许也。”并引谭嗣同《酬宋燕生道长见投之作即用原韵》跋曰：“丙申秋八月，偶客上海，燕生惠我以诗。人事卒卒，未有以报。及还金陵，乃克奉答，并书扇以俟指正。”同时，汤文认为宋恕《赠谭复生》“五十年来数壮夫，南州一郭圣人徒。神交昔坠千行泪，声应今传万字书”中之“万字书”很可能指《仁学》。此说不确，按宋诗此句有自注云：“比读君上师某书，洋洋万言，虽于鄙见或有小离，而痛切之处得未曾有，于是方寸中有谭子矣。”谭嗣同写给老师欧阳中鹄之长书现存有二，一为后来刊行之《兴算学议》，一为谭氏自称“北游访学记”之书信，后者当时未见刊行、宋恕当无由得见，则此“万言书”当指《兴算学议》，虽然这两通长书中的思想乃至语句有不少后来写入《仁学》，但丙申秋八月宋恕赠诗中的“万言书”当非指《仁学》。

而谭在给好友汪康年的书信（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八日，1897年2月19日）中，也有关于《仁学》的记述：

谭嗣同致汪康年

去年吴雁翁到金陵，述卓如兄言，有韩无首大善知识，将为香港《民报》，属嗣同畅演宗风，敷陈大义。斯事体大，未敢率尔，且亦不暇也。近始操觚为之，孤心万端，触绪纷出。非精探性天之大原，不能写出此数千年之祸象，与今日宜扫荡桎梏冲决网罗之故，便觉刺刺不能休，已得数十篇矣。少迟当寄上。

这时，《仁学》已得数十篇，但揆其语气，当尚未完成。

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光绪二十三年三月，1897年4月）亦云：

梁启超致严复

侪辈之中，见有浏阳谭君复生者，其慧不让穗卿，而力过之，真异才也。著《仁学》三卷，仅见其上卷，已为中国旧学所无矣。”

据此，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已有写作计划，至光绪二十三年三月间，已开始写作并完成数十篇，但此时应尚未终卷。

图：谭嗣同（左二）与唐才常（右二）合照

那么，《仁学》大体完成于何时呢？谭嗣同《与唐绂丞书》（收录于《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云：

谭嗣同致唐才常

《质点配成万物说》竟明目张胆说灵魂、谈教务矣，尤足征足下救世盛心，于世俗嫌疑毁誉，悍然置之度外，可谓难矣。得此则嗣同之《仁学》殆欲无作，乃足下于《湘学报》一则曰“绵《仁学》之公理”，再则曰“《仁学》之真铨”，三则曰“《仁学》大兴”，四则曰“宅于《仁学》”，五则曰“积《仁学》以融机械之心”，六则曰“《仁学》大昌”，转令嗣同惭惶，虑《仁学》虚有其表，复何以副足下之重许？然近依《仁学》之理衍之，则读经不难迎刃而解，且日出新义焉。

按唐才常之《质点配成万物说》刊于《湘学报》第5—7号（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初一、十一、二十一）。而信中谭嗣同六次提到唐才常对“仁学”的征引，据现有文献可以查到前两次。一是《各国政教公理总论》：“若夫轨唐、虞之盛心，绵仁学之公理者，其华盛顿、林肯之为君乎！旅天位，宅民权，屣功利，弢兵祸，廓然夷然，是谓大公。”一是《国会》：“而华盛顿以其公天下之心，一涤争权陋习，此盖太平之公理，仁学之真诠。”后四次则目前最为完备的《唐才常集》增订本中亦未见。不过从可查证的两次征引，也可大体估算出时间。

在同一封信中，谭嗣同又云：

谭嗣同致唐才常

南昌沈小沂兆祉，吾瓣姜先生弟子也。于考据学致力颇深，词章绵缈处大似嗣同，亦好格致算学，时时谈西法。往与同学京师，渠治目录，嗣同治纬，相得欢甚。但稍觉其不脱经生气。东事后，久不相闻，迩忽得其书，言于《时务报》见嗣同著有《仁学》，为梁卓如所称，不知中作何等语。渠意以为学西法，惟平等教公法学最上，农矿工商有益于贫民者，亦不可缓，兵学最下，不审《仁学》颇及上一路否。此正嗣同蚤暮惓惓焉欲有事者也，不图小沂猛进乃尔。

按文中“于《时务报》见嗣同著有《仁学》，为梁卓如所称”，殆指梁启超《说群自序》，刊于《时务报》第26册，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1897年5月12日）出版，后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文中说：“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已。启超既略述所闻，作《变法通议》，又思发明群义，则理奥例赜，苦不克达。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论》、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之犁然有当于其心。悼天下有志之士，希得闻南海之绪论，见二君之宏著，或闻矣见矣，而莫之解、莫之信，乃内演师说，外依两书，发以浅言，证以实事，作《说群》十篇，一百二十章，其于南海之绪论、严谭之宏著，未达什一，惟自谓视变法之言，颇有进也。”这里将谭嗣同《仁学》与严复《天演论》相提并论，当是已见到初步完成的书稿。

如果上述推论大致不差的话，那么，《仁学》的写作计划开始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月，期间经过约半年时间，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四五月间基本完成，期间每成一篇辄与梁启超等沪上友人切磋，完成后将原稿寄给唐才常、将录副本交给梁启超。唐才常得到原稿后大为赞赏，于其主编的《湘学报》中撰文多加征引，梁启超也在其主持笔政的《时务报》中称道不已。

除了笔者在新编《谭嗣同集》前言中表达的“如果史料、史实不足以做排他性认定，还是回到文本对勘和版本差异中选择底本更为妥当”的意见外，对于这并非同源、各有传承的两个版本哪个更可能是原稿，笔者以为当为唐才常《亚东时报》本，理由如下：

一来，光绪二十三年四五月间谭、唐两人分处吴楚两地，谭信中有“同心千里，吴楚青苍”之语，两人虽书函不断，然究不同宁沪之间便捷，可以如与梁启超一样随“每成一篇，辄相商榷”（梁启超《三十自述》语），则唐才常所得《仁学》当是完结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完成的初稿。

二来，梁启超在学术著作《清代学术概论》中记述：“其所谓新学之著作，则曰《仁学》，亦题曰《台湾人所著书》，盖多讥切清廷，假台湾人抒愤也。书成，自藏其稿，而写一副本畀其友梁启超，启超在日本印行之，始传于世。”笔者认为，尽管各个版本的梁启超撰《谭嗣同传》对梁氏保存谭之著述手稿有所记录，但其中饱含政治宣传意图，且前后文字改易较大，相比而言，更强调学术而淡化政治的《清代学术概论》更有可信度。

三来，通过版本比勘可知，唐才常刊于《亚东时报》的版本所收《仁学自叙》，在《清议报》本中是没有的，单行的国民报社本和《清议报全编》本才再次收录此序，已在《亚东时报》刊发的一两年后。联系谭嗣同其他著作中好为跋语序言的情况，这篇自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谭嗣同对《仁学》写作划上句号的标志。

结 语

近年来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取得了很多令人欣喜的成绩，其中尤以茅海建先生的史事考订和马忠文先生关于荣禄、王照等重要人物的研究最令人瞩目，而对于谭嗣同之研究，学者一般认为已达到相当的“饱和程度”，并提出，“研究的起点也许要追溯到梁启超的《谭嗣同传》”。诚然，梁启超所撰谭传固然值得重视，日本学者狭间直树先生对不同版本的梁著谭传下过一番苦功，通过心细如发的辨析考究也仍留有一些“令人头痛”“其真意何在，也不可测”的难题。笔者以为，回到梁著谭传不如回到谭著本身，认真审视其中仍未得到妥善解决的问题，或许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之外可以获得些许新知。比如，从“三十以前旧学”“三十以后新学”究竟几种及编纂方法，或可对谭嗣同于旧学新知的认识加深理解；从 “旧学”刊行时间与《仁学》编纂时间的梳理与考订，或可得出谭嗣同思想发展的一个佐证；若再对比当时知识分子谨于著述、不敢轻易付梓的惯性的文化心态，或可当作谭嗣同思想与性格更为生动的一个写照……笔者学识浅薄，诚望有志者一道发掘这座看似开掘“饱和”实则蕴藏丰富的宝藏。

张玉亮于2019年6月9日

作者简介：张玉亮，中华书局副编审，《中国出版史研究》编辑部副主任，整理出版《谭嗣同集》《戊戌四子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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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物 简 介

《中国出版史研究》是由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中华书局有限公司主办的学术季刊，16开，192页，2015年8月创刊。在2019年3月26日发布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研究报告》中，本刊在新闻出版类期刊中，全文转载量名列第九，全文转载率名列第一，综合指数排名第三。《中国出版史研究》以“记载出版历史，探索出版规律”为宗旨，立足中国出版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史实发掘和史料整理，以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上重要的出版活动、事件、人物、机构等为研究对象，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探索中国出版发展规律，为繁荣中国出版史研究、推动中国出版事业发展服务。

原标题：《谭嗣同著述新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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