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消费强市场｜以新基建和数字经济促进新消费

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消费不振，经济不稳。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了国内消费，国家及时出台了保消费、稳增长的相关政策。3月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宣部、财政部、商务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意见》。3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2月经济数据，有两个消费数据值得注意：一是社消品零售总额大幅下降，同比降幅20.5%；二是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逆势上涨，同比涨幅3%。一降一涨，反映了什么，疫情期间的热词“新基建”和“数字经济”，与消费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引领消费扩容提质？

一、从疫情期间消费看成绩

20%的降幅和3%的涨幅，其实都是成绩。特别是20%的降幅，不能用常规标准理解。在春节假期叠加疫情冲击的双重影响下，无论是出于主观动机还是客观限制，消费者的谨慎性、避险性和保障性的生存型消费倾向都会增强，所以只有基本民生类商品，如粮油、生鲜等食品类消费才有明显的增长（这也解释了疫情期间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厨艺大涨），其他消费大多下降或蛰伏。在消费结构扭曲的条件下，总额“仅”下降20%，确实来之不易，更何况还有3%增幅亮点。可以说，一增一降体现的正是中国消费的韧性。

这种韧性直接来源于基本民生消费得到了有效保障。疫情严重阻塞了民生消费的线下采购渠道，保障民生需求的重任自然放在电商平台和物流快递身上。而电商平台的整体表现也并没有让人失望。京东的物流配送体系持续保持了高效运转，使它成为疫情期间业绩不降反升的逆行者。可能这种表现会让很多人觉得，京东的商城自营和阿里的平台运营孰优孰劣这一喋喋不休的争论似乎有了答案。然而，这种理解有失公允，因为阿里也在努力维系着平台众多中小企业的正常经营，为全面复工复产奠定条件，同样也是韧性的体现。

疫情期间的消费韧性，根本上得益于中国互联网生态和数字经济的繁荣。我国既有京东、阿里这样竞争共存的综合电商平台，也有众多的异质化电子商务平台；既有强大的独立自营快递服务商，也有众多加盟式快递服务商；既有强大的传统电子商务，也有不断创新的服务业态，比如微信社会团购、外卖OTO平台、直播带货等；既有主导型大企业领衔创新，也有众多新兴创新企业不断涌现。疫情期间消费的韧性，并非来自单个企业，而是来自众多企业、众多模式、众多业态、众多链条构筑的多样化生态，来自于国家战略对信息产业和数字经济的高度重视，来自于市场竞争不断激发的创新活力。

得益于成熟的网上交易平台、强大的线下物流配送体系和多元的数字经济服务，疫情期间的网上消费呈现出快速的扩围增长态势。众多消费者在疫情期间轻松实现了生活消费的全网络化转型，大量交易账号被注册和激活，许多陈年老号再度蠕动，触网的老爷爷、老奶奶不在少数。尽管很多网上消费受到疫情影响，但发展型和享受型网络消费却明显受到青睐，而且消费品种不断丰富，用户消费体验也不断提升，特别是满足疫情期间工作、学习、娱乐需求的远程办公、远程课堂、网络阅读、网络音视频、网络游戏等信息消费出现了井喷式发展。

总之，并不算太好看的数字，确实代表了一个不错的成绩——这并非恭维，而是简单的事实。

二、从疫情期间消费看短板

疫情也让我们看到短板，互联网长期以来都作为创新的前锋，一路狂奔。疫情期间，我们也终于有机会停下来，看看究竟有哪些人还没能乘上数字经济的快车。

（一）数字鸿沟

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能力负担哪怕最基本的数字消费。除了必要的终端设备和网络接入外，信息消费本身也需要不少持续性开支。所有这些为网络接入和数字消费而花费的支出，对很多家庭而言都是沉重负担。疫情冲击使许多家庭面对突如其来的消费转型时，多少有些措手不及，甚至引发了一些让人十分沮丧的悲剧。尽管我们可以选择疫情来当替罪羊，但无法否认的是，有些家庭正在面临被“数字鸿沟”隔绝的风险。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技术正不断成熟，但遗憾的是，有些人的信息可能还没有资格作为这些技术的“输入”。

疫情反映出，数字经济发展还没有能够充分考虑不同主体对数字经济转型的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将业务实现网络转型，一些地区、一些群体、一些家庭等，将会很难适应数字经济带来的冲击。如果不重视解决数字鸿沟，那么数字经济将不可避免地产生“数字阶层”的现象。当越来越多的人的被创新大潮裹挟着跑步进入数字时代后，可能会发现网络世界仍不是“平”的，这无疑更让人沮丧。2020年是决胜全面脱贫的关键之年，但脱贫不是终点。未来仍要面对后脱贫时代的挑战，消除数字鸿沟或信息贫困，同时高度警惕脱贫人口因“数字鸿沟”返贫的风险。

（二）线上线下融合

除非人类社会像《黑客帝国》那样，愿意活在数字编辑的虚拟世界中而不在意身体的真实体验，否则数字经济的发展仍必须重视线上与线下的融合。然而疫情期间消费表明，实体零售企业受创严重，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仍然滞后。

尽管有京东自营物流的亮眼表现，但也要看到其他综合电商平台，比如阿里、拼多多、当当等受制于物流体系的限制，难以有效完成线上供需的线下实现。当然，综合电商平台越来越重视对物流环节的纵向控制，但如何将业已分散、参差不齐的物流快递体系有效地与线上业务对接融合，是对体制、结构、模式、管理和科技的综合考验。

同时，专业化的物流企业，比如顺丰虽然在保障疫情期间重点物资运输方面表现突出，但不可避免地受到商业业务量骤减的影响，实现供应链上游延伸和快递业务下沉渗透，同样是一个挑战。此外，对于众多中小实体零售企业，由于更多倚重到店式消费，线上转型滞后，无疑成为最容易受伤的商业群体。

疫情期间，防控措施阻滞了生鲜产品的线下消费，生鲜电商采购剧增，由此形成了对冷链物流的巨大需求。然而，冷链物流的供给能力和运行效率仍不能充分适应需要，既难以充分满足陡增的食品刚需，也无法有效地消化滞销农产品，还无法适应日益增长的医药冷链需求，而且流通损耗也比较高。

三、从疫情期间消费看发展的潜力

疫情过后，消费潜力释放完全可以期待，特别是新基建和数字经济两大支柱，将有力支撑消费的强劲恢复和稳健升级。

（一）以新基建带“绿色智能”的新消费，通过技术创新激活消费潜力

新基建不同于传统基建，其赋能性更强，更能创造以“绿色”、“智能”为特征的新消费领域、新消费机会和新消费能力。新基建围绕现代生产生活的两大基本要素“能源”和“信息”部署，旨在增强基础要素的赋能能力，实现消费供给与消费需求的高效释放和匹配。可以看到，《意见》专门提出了加快5G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商用步伐，而制约5G、数据中心发展的主要成本是用电成本，因此推动电力行业新基建恰是信息网络和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升级的重要条件。

未来整个社会的终端消费将呈现出全电气化、全信息化特征。现阶段以新基建为支撑的再电气化和数字经济，已经在推动新消费上，表现出强劲动力，比如电动汽车和城际交通的发展；而5G基建、数据中心作为新型耗电大户，对经济电力供应要求更是高之又高，一举取代傻大黑的传统重工业，成为白富美的新晋耗电大户。

目前，我国消费距离终端消费全电气化、全信息化的绿色智能目标仍有很大差距，其中也孕育着巨大的空间。比如，家庭取暖、烹饪等仍主要用能方式依然化石能源，甚至在全国最发达城市的核心区内，煤气罐也仍是最主要的民生必需品之一。各类服务消费的网络化、智能化程度依旧偏低，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做好旅游服务，社会服务等，仍有巨大潜力。

（二）以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统一市场，通过制度创新发挥超大市场规模优势

一方面，要消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顺畅商品和要素流通。影响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发挥的最大阻力来自市场分割，主要体现为地方保护、区域壁垒、城乡壁垒，还有一些落后的全国性制度规定。要通过政策法规的“废改立”和政府“放管服”改革，协调推进商品市场竞争秩序保护与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逐步建立起统一市场准入和标准体系，构建高标准的商品与要素市场体系，以及科学监管和竞争政策体系，促进商品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充分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

另一方面，大力完善数字经济发展机制，充分释放数字消费潜力。首先，要努力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线上消费与线下消费深度融合。要高度重视商业模式、商业业态、供应链和企业管理的优化完善，以网络无疆界克服现实交易成本。尤其是要帮助更多中小微企业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其次，要继续保持数字经济的多样化生态。要完善数字经济的监管与竞争政策，加强政策的竞争性审查，保持竞争活力与维持竞争秩序，抑制各类抑制竞争的行为，对数字经济采取包容审慎监管。最后，要高度重视“数字鸿沟”风险，推进“数字普遍服务”。要尽快明确实施数字普遍服务的必要性，厘清基本原因、服务对象、责任主体、服务内容及实现机制等，确保低收入等群体公平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和红利。

（作者冯永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成本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