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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参加过两次颜福庆追悼会
黄乔奇 上海滩杂志公众号
日前,我途经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原上海第一医学院)校园,在姹紫嫣红的东一号楼花园里,只见中山医院创始人颜福庆院长的全身雕像矗立于大草坪中,周围有一些学生在悠闲地散步。触景生情,不由得使我回忆起颜福庆的一些往事。

颜福庆的大哥颜明庆娶了我祖父黄祖庭的十妹为妻,因而颜家和黄家是姻亲关系,我叫颜福庆“公公”。颜福庆的家和我家离得很近,两家人时常来往。在我的印象中,颜福庆公公是一个中等身材的慈祥老人,平易随和,对我们小辈很亲切。我清楚地记得,在颜家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1956年毛主席接见并宴请颜福庆时的照片。
颜福庆在“文革”动乱中受到迫害,于1970年11月29日含冤去世。与众不同的是,他的追悼会举行过两次。
第一次追悼会:到场者寥寥不足三十人
第一次颜福庆追悼会,是1970年12月上旬在龙华火葬场(今龙华殡仪馆)举行。福庆公的小儿子颜端清知道我喜爱摄影,事先委托我在追悼会上拍几张颜福庆的遗容留作纪念。由于1966年后我已经没有照相机了,为此特地赶到淮海中路陕西南路转角的“祥生旧货商店”,花了8元钱,淘了一只二手的海鸥牌203型折叠式照相机来应急。
当时正值“文革”中期,鉴于颜福庆被强加的身份,他的丧事只能从简。出席追悼会的只有颜家的一些至亲及少数好友,总数不到三十人。第一医学院及中山医院的老领导不是被打倒,就是被下放,因此也没有单位领导参加。追悼会由颜家亲戚吴石适先生主持,吊唁仪式很简单,场面显得冷清,气氛也是压抑的。
我临时买的这架照相机没有闪光灯装置,所以在室内拍照时只能尽量利用门、窗透进的自然光,再开大相机镜头光圈并用慢门曝光,拍摄了几张黑白照片。追悼会结束后,又在室外给参加吊唁的亲友们拍了几张合影。当胶卷冲洗出来后,我发现室内拍摄的底片曝光略显不足,于是我在后期制作时做了一些补救,以提高照片清晰度,将福庆公的遗容保存下来。后来出版的一些纪念颜福庆的书刊中,也曾刊用过我当年拍摄的这些照片。


第二次追悼会:龙华公墓大厅里人都挤不下
第二次追悼会是在“雨过天晴”的八年后。那是1978年11月29日,即颜福庆逝世八周年。那天上午,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在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了“颜福庆骨灰安放仪式”。这次出席追悼会的有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负责人杨恺,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和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许德珩,第一医学院及中山医院党政部门领导,还有在沪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民主党派代表,以及医务界、宗教界、工商界等颜福庆的生前好友,总共有四五百人到场。
当我赶到龙华公墓时,大厅内已挤得满满的,周围摆满了花圈、花篮和挽联。我赶紧挤到大厅前排的家属队伍中站好,在家属队伍前面站立的是两排领导同志。当天因来吊唁的人实在太多,大厅内已容纳不下,很多人只得站在门外参加追悼会。
追悼仪式上,由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吴立奇致悼词。他对颜福庆一生为医学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代表第一医学院党委郑重宣布,彻底推倒“文革”期间强加在颜福庆身上的所有不实之词,为颜福庆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这次追悼会不需要我来拍照了,当时会场内有许多记者拿着摄影器材跑前跑后忙碌着。当天晚上,上海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播放了颜福庆追悼会的现场片段。
追悼会结束后,颜家亲属将颜福庆的骨灰盒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革命干部骨灰存放室”。当晚,颜福庆的家人在南京西路上的“梅龙镇酒家”,设宴招待了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亲友。
二十天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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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上海滩》杂志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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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参加过两次颜福庆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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