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家｜七个抗疫家庭的痛与愈

“我脸上虽然带着笑容，内心却百感交集；但我只能用这样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一切都好。”

除夕之夜，40岁的王宁在下班后独自吃着泡面，他看着桌上的咸菜突然失声痛哭。

作为武汉市儿童医院的一名职工，王宁在疫情爆发后，将妻儿送回娘家，投身到抗疫一线。此后，他只能通过视频通话获知家人的近况。但他们在视频通话时，从不提及与疫情有关的话题，妻子独自照顾两个孩子累到旧病复发也一声不吭。

王宁说，那段时间，他与妻子隐忍着、沉默着，都只是为了让对方“不要担心”。

武汉封城之后，王宁艰难度过了两个月的独居生活。想念父母时，他只能远远地在楼下看着窗口探出身子的老人，用绳子把药品吊起来，再由父母从窗户拉回家中。

在武汉“封城”的两个月里，许多人像王宁一样遭受着恐慌与煎熬。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联系到7个武汉家庭，并从他们的口述中还原了武汉“封城”战疫期间，这些家庭“坚守”与“突围”的真实状况。

他们当中，有人漂泊在外难以踏上归途；有人舍弃小家投身一线，只能用眼神向家人报告平安；有人在亲人离世后，甚至来不及道一声别；也有人在迎接来新生命的同时，担心着孩子的生与养，但无一不在接受着生与死的考验。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新冠肺炎患者陆续出院，这些家庭也在开始尝试走出恐慌与伤痛，他们说，希望能尽快回归安宁，开始武汉人的寻常日子。

闭口不谈疫情，用眼神报告平安

我叫王宁，是武汉市儿童医院一名职工。这样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每个人措手不及，没有任何准备。疫情爆发后，我身为医务工作者，同时也作为志愿者为医院运输物资、联系捐赠方给医院捐赠酒精、84消毒液及医标防护服等，提供生活物资保障。

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把妻子和孩子送到姥姥家居住，自己去和疫情战斗，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岗位、互勉互助。

但对于家人我还是很愧疚，女儿3岁多，儿子才1岁多，我们结婚较晚，彼此年龄也偏大，我已满40岁，妻子腰椎间盘突出，患有肩周炎、腱鞘炎，每天带着2个精力无比充沛的孩子，累得旧疾复发。但她我视频通话时，从不提她的身体状况。后来还是岳母告诉我的，因为她心疼女儿。

每次视频，妻子都只是简单告诉我上班要注意安全，再让我看看孩子，让我不要担心，家里一切都还正常。我心里明白，此时的我没有能力为妻子和孩子做些什么，我也只是告诉她我也很好，不用担心我。

为了不让对方担心，我和妻子很多时候都非常默契地选择沉默，从不谈疫情，只为不让对方有过多的牵绊。

防止因工作感染而传染家人，我已离家独居已近2个月。记得除夕之夜，下班后我吃着方便面，目光呆滞地看着桌面上的那包咸菜，对家人的思念，让我这个40岁的男人潸然泪下。无畏生死，坚守岗位，我对得起祖国，对得起誓言，如因工作而被感染，我又怎么对得起我年迈的父母、爱人和孩子？我不敢去想。

我整理了一下思绪，如果我牺牲了，历史会记住我们。

我很想去看看父母，老人都有心脏病，妈妈还有糖尿病，更是需要儿子的照顾。家中药品所剩不多，在我的坚持下，我把药品买齐，再由父母用绳子将药品从窗口拉上去，父母站在窗口，我抬着头看着父母，他们憔悴了很多，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爸爸眼神充满了慈爱，妈妈眼神充满了担心。而我脸上带着微笑，内心却是百感交集，因为我需要传递给父母一个“信号”，我一切都好。

如果疫情结束，我想休个假，也希望我妻子的单位也能给点假期。我想带着老婆孩子及父母出门走走，多看看祖国的美好河山。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祝祖国更加强大，祝武汉人民生活幸福，感谢全国人民对武汉的支援，愿每个人的生活像花儿一样美丽，往昔依旧。

七旬老夫妻接病危通知，心态平静

我叫蔡云涛（化名），今年77岁，我的老伴也73岁了。生病前和小儿子一家三口住在武汉市东西湖区家里。

隔离前期，因小区封闭，小儿子隔两三天就买菜送来，把菜放下就走。后来小区门口设了个临时卖菜点，我每天买菜，老伴做饭。但到今年1月初，我和老伴都感到身体不舒服，没精神、腹泻。1月9日去检查，医生说确诊感染了新冠肺炎，当时我俩就住上院了。没过几天，我和老伴病情加重，都被下了“病重通知书”。

但这两份病危通知书并没有让我们赶到恐惧，我和老伴都已经七十多岁，活到古稀之年，对于这个病，我俩的心态都很平淡。

也许是心态好，加上是医护人员的治疗也起了作用。收到“病重通知书”两天后，我们俩的病情慢慢开始好转，老伴退烧了，我食欲也好了些。之后，我们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直到转阴出院。

我记得我们是在2月2日和7日分别出院的，小儿子一家早就搬出去住，我和老伴单独在家隔离。转眼都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

现在我和老伴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仍有些咳嗽。我本来就有冠心病，平时也吃些这类的药。药没了，我就去药店买，戴着口罩出门。出院那阵子，儿媳妇跑了很多地方都买不到口罩，后来托了熟人才买了些。

我现在还是关注着武汉的疫情，前几天，武汉确诊病人零新增，感觉疫情很快就结束了。

我和老伴出院至今，还没有去复查，一是因为小区现在严格把守，不让随意出门，二是交通工具还没运行，我们也没办法去，所以，我和儿子商量，就等到“解禁”的时候再去复查。

疫情还没完全过去，医护人员现在也还是挺忙，不给他们添麻烦，复查的时候，再当面谢谢他们。

宝宝出生十天后，武汉“封城”了

我姓吴，家住武汉市武昌区。今年1月13日，宝宝出生时，疫情还没有那么严重。但到了1月23日武汉封城后，物资渐渐没有以前那么丰富，购物也越来越不方便。于是，我开始非常焦虑，担心妻子坐月子和宝宝成长所需要的日用品和营养品无法买到。

很快，更加严峻的考验出现了，宝宝在出生后不久出现了感冒、咳嗽等症状，但我们却不能去医院检查，恐惧的情绪随之在家里蔓延，一家人也迎接新生命的兴奋中清醒过来。2月20日前后，社区有了团购活动和志愿者服务，通过跟楼长反应情况，社区替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我们需要的纸尿裤、奶粉，以及需要去医院才能买到的药品，他们都会尽力送到我们手中。物资得到保障，我和妻子的担心和恐惧渐渐消除。

我想，为了孩子，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想方设法去解决。

这次疫情虽然带给我很多无奈和恐慌，但也让我们夫妻俩关系变得越来越融洽、和谐。之前我们都忙着各自的工作，交流很少。以前每天早出晚归，晚上10点到家已经很累了，说不上几句话，两个人便各自睡去。

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朝夕相处，而且还有了小宝宝。我觉得我比以前更加了解妻子的内心世界，更明白她其实很需要我的陪伴，需要我多倾听她的诉说。

后来，看到治愈出院的人越来越多，确诊人数下降至个位数，方舱医院也已全部关闭，我们坚信疫情一定会很快过去。我觉得那些在一线抗疫的医护人员是最美逆行者，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我们要向他们致敬。

疫情期间，我有好几个高中同学都来武汉支援一线，当时我就跟他们说，一定要做好防护，注意休息，等抗疫胜利后，我们在武汉给你们摆庆功酒。

等疫情结束后，我们家最大的心愿是宝宝能健康长大。那时，我一定要带上全家人登上阔别许久的长江大桥，用相机定格下曾因疫情停滞、而今重新按下启动键的武汉。

被困外地数十天，回家时武汉已成“英雄城市”

我叫小唯（化名），家住武汉。2月14日晚，在离家第23天，我和父母、外婆终于从泰国辗转返回了武汉。

1月23日早上，我们一家四口从武汉飞往泰国旅行。同日上午10点武汉封城，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全部关闭。

我们还能回家吗？从抵达泰国的第一天起，这个担忧就一直困扰着我们。庆幸的是，当时泰国并没有确诊病例，我们处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中。

1月28日是我们原计划回武汉的日子，但由于航班取消，泰国直飞武汉的机票也无法买到，我们一家人便先于1月28日抵达云南，隔离17天后才返回武汉。

在辗转回家的过程中，我外婆一直很焦躁。但是云南的政府人员和医护人员都没有把我们湖北籍人士当作“病毒”看待，并耐心地协助我们检测、隔离，我外婆的焦虑也随之减少了许多。

“都说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但是没有英雄的你们，就没有英雄的武汉。”记得刚回武汉的那晚，高楼上有许多像这样用霓虹灯展示的标语。我恍然发觉，在离家的这些天，武汉在与病毒的战斗中，俨然已经成为一座英雄城市。在听过许许多多的抗疫故事后，我都深切地感受到，没有英雄的一线人员，就没有这座英雄的城市。

回到武汉之后，我遇到最大的问题是无法适应网课。疫情来得太突然，1月15日，我从北京回到武汉时，本以为很快就能回京返校，所以教材和文具都没有带。刚开始上网课时，我甚至产生了一些轻微的烦躁情绪。但两周之后，跟着学校安排的进程学习，现在已经逐渐适应了。

疫情发生之前，我外婆每天都会下楼散步，但现在这一习惯已无法延续，不能出门的生活状态让外婆很焦虑，而为了大家的安全，回武汉的这一个多月里我们只带她下楼了一次。

疫情结束后，我们一家人最大的愿望是能好好出去过个早（吃早餐），吃上热腾腾的热干面。那些由一顿早餐开始的武汉人的寻常日子，无疑是现在疫情中的我们最为想念的。

一家七口感染肺炎，为了家人她咬牙坚持

我叫章晴（化名），家住武汉市青山区。我家里有七口人：公婆、父母、丈夫、三岁的宝宝和我。这场疫情里，我们一家有七人感染，其中，我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

“封城”前后，我老公和公婆先后住进了医院。后来，我拖着病躯把我的父母和三岁大的孩子都送进医院，我强撑着身体挂号排队、看诊住院。

当时我发烧近40摄氏度，呼吸困难。但我知道我不能倒下，于是我拼命呼吸，我想我千万不能有事，不然我妈和孩子谁来照顾。没人能帮我，我也不想连累别人。

还好，我最终撑到了有床位的时候。

正是怀着对家人的责任和不舍，住院这段时间，我不断鼓励自己，要坚持住，要治好。

最近一个月，除了父亲在感染新冠肺炎后不幸去世外，我们家其他人都出院了，现在我老公在隔离点隔离，孩子和公婆住，母亲单住，我也独自住在家里。

现在，我的身体还是没有完全回复，偶尔还会心慌，我还是有些担心自己的身体。小区还封闭着，交通也还没恢复运营，孩子和公婆没法接过来，我只能一个人在家。

白天，邻居有时会给我送来饭菜，但我也不好总麻烦别人，就自己做饭。晚上，睡眠也不好，靠吃安眠药勉强睡着，经常做噩梦。

独自在家，常常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父亲离世，家人都感染肺炎，我身体也还没恢复，我的情绪总是低落，想到这段时间的经历就很痛心，头发都白了很多，我只能逼着自己选择性失忆。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他们还要依靠我，为了他们我也要撑着。

等疫情彻底结束，我想先去领父亲的骨灰，虽然没办法道别，但我想让他尽早入土为安。

感染新冠肺炎后，他的理想得到家人支持

我叫贾虎（化名），是一名在校大三学生。1月29日，我的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为双阳性。从复查到确诊，整个春节，我和父母在家与医院之间不断往返。

2月27号，我武汉市最大的方舱医院——光谷科技会展中心方舱医院康复后回到家里。回望生病的这段时间，我突然发现，这次疫情让我们一家三口之间的关系和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对于我此前“不靠谱”的职业理想，父母从反对变为支持，还给我做起了职业规划。

以下是根据贾虎的口述整理：

我就读于武汉一所普通的高校，主修英语辅修日语，按照学业的安排，到了大四需要去实习，尽快为找工作做准备。但我喜欢动漫，以后想从事与我偶像相关的声优行业，在我没有感染新冠肺炎之前，我利用寒假给自己报了一个日语班，打算大四毕业后直接去日本读语言学校。

感染在家隔离、用药的20多天里，我在家中跟我爸爸妈妈相处的时间也多了起来，他们利用在家办公期间，跟我交流了很多关于未来职业选择的看法。

最初，他们听说我想去日本从事声优行业，认为“太不靠谱了”。我的爸妈性格挺好的，但想法比较传统。在我没有感染新冠疫情之前，他们给我规划的人生道路是进医药相关行业工作，可能第一年工资不会很高，但之后的发展前景还是不错，最关键的是他们认为这行比较稳定。

但我不喜欢，我之所以想要从事声优文化行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能够创造快乐，也能传递快乐，我想要从事与快乐相关的工作。

有一次，我爸妈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去日本的费用问题？我回答，打算毕业后先在国内工作两年，攒足钱再去日本。听到我在国内要先工作的想法，他们给了我一些就业方面的建议，尽管我的想法看上去还是有些“不靠谱”，但经历了新冠肺炎之后，他们现在态度缓和很多，愿意帮助我靠近我的梦想。

这段时间里，从确诊到康复，少不了医护人员对我的悉心照料。我最想跟光谷方舱的医护人员说一声，武汉有很多好玩好吃的地方，希望一切都结束之后，你们能来武汉玩。

“志愿者”家庭在亲情中收获“战友情”

我叫陶梦婷，是武汉生物工程学院药学院药学专业的一名学生。2020年新年伊始，谁也没有想到的一场疫情，传播得十分迅猛，使得武汉人民措手不及。

1月30日，得知武汉市青山区春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正在招收民间志愿者后，我拉上了爸爸、妈妈、舅舅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此后的近两个月时间里，我们全家负责将各地驰援的各类物资卸下来，再按要求分装至各单位运输车辆上。

我和爸妈的关系虽然一直比较融洽，但我是一个不太会表达自己情感的人，疫情期间就能通过一些行为来表达。比如，以前从来没有跟妈妈一起做过馒头，而这几个月，全家人在一起做的事情变多了，也很有趣。

我的妈妈在超市上班，经常会去超市里上货，以前我也在超市做过兼职，知道有些东西是比较重，很难搬动。这次我做志愿者的时候也涉及到要搬很重的屋子，让我越来越能体会到她的辛苦。

而我和我爸多了一种的“战友”关系，我们一起做志愿者的时候，虽然每个人能力有大小之分，但是心都是想到一处去、劲往一处使。而且我知道，因为我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他们都比较担心我，但是我们家一贯都是“以做代说”，我能感受到，和过去相比，爸妈对我有了更多的关心。

我想特别想感谢这次支援湖北的各地医疗队，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武汉能得到你们的帮助，得到你们的支持，得到你们的全力以赴，是幸运的。现在，在武汉的医疗队都陆续撤离，返回自己的家乡，希望你们一路平安，顺顺利利的到达，在以后的生活里也要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疫情结束后，我们家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全家一起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我想去花鸟市场买一些喜欢鲜花，放在家里。

（实习生 陈紫嘉 张效广 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