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郑州毒王”到“广州女毒王”，标签化传播要谨慎！

近日，“毒王”一词多次挑动公众神经。先有“郑州毒王”刷屏，日前又有“广州女毒王”被热议。事件真相如何？“毒王”标签的使用是否得当？可能引发哪些负面影响？传播君邀请多位专家，为你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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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王”事件由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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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毒王”郭某某的事件，才过去没多久，3月20日，一则“广州女毒王境外返回确诊，4天坐遍14条地铁”的相关视频、图片开始在网上热传，特别是众多报道公布了“女毒王”的照片，增加了事件的“可信度”，该报道引发网友热议，一度登上微博热搜。

然而，当晚，网传图片中的女子——旅游博主@缅茨沐 表示，网传图片涉嫌盗图，图片是其2016年在普吉岛游玩时所拍摄的照片。

3月21日，南方日报“南方探针”发文辟谣称，不仅网传图片已被证明为盗图，配文也是博人眼球的标题党内容，“广州女毒王”指向的是3月17日确诊的刘某。根据通报信息，刘某从国外返程到确诊有4天时间，她曾到广西出差和到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东院看病，若以地铁出行，只需坐7号线、4号线和5号线，也并不是热传的“14条线”。

网传图片配文称，“广州女毒王”挑战“郑州毒王”，而“郑州毒王”的消息本身就存在一定的事实性错误。郭某某确有隐瞒出境史、未主动申报严格落实隔离观察的行为，造成一城之不安。但引发热议的更多的是关于他的一组数字。

“全省密切接触者达39373人！郭某某母亲致歉，无知不值得被原谅！”“密切接触者近4万人！一个‘王炸’惹怒千万郑州人！国内外行程十多次”……这样的标题不少人应该都刷到过。

密切接触者近4万人？一些文章移花接木，把河南疫情发生以来累计追踪到的密切接触者39373人算到郭某某一个人头上，由此将其冠以“毒王”称号。

河南省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月11日关于境外输入确诊病例郭某某的正式通报显示，截至3月11日12时，初步判定其密切接触者有24人。据河南省卫健委3月12日通报，河南省新增报告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在郑州市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目前河南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39373人。

反转新闻为何接连上演？“毒王”标签的使用是否得当？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表示，新冠病毒是一个未知的事物，大家对此不免有恐慌情绪。同时，很多新闻报道对时效性的要求很高，而记者调查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报道可能会出现失误。

不仅是自媒体，一些主流媒体也出现用“毒王”代指郭某某的情况。“报道对于某个事物的定性要慎重，要经过一个逐步认知、迭代求证的过程。”沈阳说道。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沈浩提到，当对一个事件“标签化”后，这个事件又出现反转，或者说这个标签本身就是标错了，在这种情况下，如辟谣得当，人们事后应该是会感知到这种标签是错误的。但同时，一些标签确有不妥，新闻报道应遵循中立原则报道事实，不要掺杂个人偏见等感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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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频频“标签化”，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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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中的“标签化”分为“美名化”和“污名化”。比如“白衣天使”“最美战疫人”，还有“女司机”“官二代”“富二代”等。而“污名化”往往让当事人遭到社会歧视，个人权益受损。

沈阳认为，“标签化”遵循的一个逻辑就是在传播过程中，尽可能地节省传播成本。如何通过最小的成本来进行最有效的合法合规内容的传播，这正是传播学所要研究的。

“但要注意，我们说的是合法合规的内容。”沈阳补充道：“在‘标签化’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普遍存在着以点带面，以粗代细的情况。一般来说这不是我们所提倡的，我们反对简单的‘标签化’，虽然在做报道时往往需要进行高度概括，但是这种概括要非常精确、精准。”

沈浩关注到了社交平台上的“标签化”现象。他认为，“标签化”本身是社交媒体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像论文中的关键词，在微博或者Twitter等平台上，用户用关键词就可以搜索到相关新闻。此外，一些报道用“标签化”的方式，可以更好地表现事件的特殊性或者突出性问题，以引起网友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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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名化”标签有哪些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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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认为，“污名化”标签可能会涉嫌侵犯报道中当事人的名誉权。比如，针对“广州毒王”的相关报道，当事人@缅茨沐 称，在还不清楚“毒王”消息真实性的情况下，自己就成了网络暴力的牺牲品。因被侵犯了肖像权和名誉权，她要求众多新闻发布者道歉。事后，有很多发布者删除了原新闻。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为，个别媒体在疫情报道中出现“毒王”“千里投毒第一名”等字眼，影响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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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种行为从媒介伦理角度看是严重错误的。这样的“标签化”报道缺乏人文关怀，影响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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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侵害人格尊严。将对个人行为的否定，转化为对人格尊严的侵害，这与传播伦理背道而驰，这样的报道对个人人格权的侵害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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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报道影响恶劣，后果严重。近期个别他国领导人在自媒体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直接导致个别地区出现“排华”过激行为。这种不当表达，与国内个别媒体的“标签化”报道同出一辙。己若不欲，勿施于人。

“标签能够辅助认知，但这并不意味着，凡事都应该进行标签化认知、标签化思考，甚至养成一种标签化思维习惯。同时还应当看到，由于舆论的推波助澜，标签化思维正愈益展现出非理性、情绪化的特征，反过来又恶化了舆论生态。”沈阳说道。

比如，针对近期海外华人华侨回国一事，舆论场中弥漫着这种论调：“建设家乡你不行，千里投毒第一名”“祖国拿你当亲人，你把祖国当冤大头”。

3月18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刊发评论《说他们“千里投毒第一名”，很不合适》称，应该看到，确有极个别归国人员瞒报谎报个人情况，不配合防疫安排，加大了境外疫情输入风险。对此种行为，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严肃看待，依法依规进行严惩。毕竟，当前境外疫情输入的压力越来越大，切不可掉以轻心。但是，不能因极端案例而“标签化”归国人员，更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营造”出海外华人华侨回国就是坑害中国的舆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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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因“标签化”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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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毒王”，从2006年几经反转的“彭宇案”，到2014年的“吴伟青”案等，媒体为案件中的“被扶老人”贴上了“讹钱”标签，引发有关“该不该扶老人”的高度热议，甚至造成社会信任危机，再到2018年的“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不少媒体先入为主地将事故原因推给“女司机逆行”，让公众再次加深了对“女司机”的刻板印象。

那么，如何避免因“标签化”报道引发的负面影响？

沈阳认为，报道者要学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尽可能地由事物的表面现象去洞察其内在的运行机理。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纷繁复杂的舆论环境中更加接近事物的真相。

“新闻报道中的一些‘标签化’，是报道者对报道对象刻意地给出一些耸人听闻或者刻板性的表征，我认为这种本身就是错误的。至于打标签，特别是在媒体上，用这种方式去抢眼球也不是我们所提倡的，我们提倡基于事实的客观报道。”沈浩说道。

沈浩还从三方面给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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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不管是官方媒体还是自媒体，都应遵循客观、中性、公正的原则，而不带有暴力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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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多标签化。也就是说，新闻报道不能只给出唯一的标签，而是要给出多元的标签，使我们能够更加客观、平衡地去看待一个事物。就像论文要有多个关键词，这样可以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这篇文章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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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管理层面，应该给出一些规范性的指导。特别是在一些重大事件中，媒体应该明确规范一些可使用或者只能引用的标签，不能采用自己定义的标签，避免报道出现失误。

原标题：《从“郑州毒王”到“广州女毒王”，标签化传播要谨慎！》